孙经先：杨继绳获奖——“饿死三千万”谣言破灭之后的闹剧 -

浩然正气 - 2016/1/13 16:44:12

2016-01-13 15:44: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孙经先

　　最近杨继绳获得瑞典“史迪格—拉森奖”，并发表获奖答谢词，继续鼓吹“饿死3600万”。但是他没有勇气面对一个关键的基本事实，这就是《墓碑》中的一系列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重大错误已经被揭露，并且他还没有对这些错误作出认真负责的答复。
　　我们已经揭露了杨继绳的一系列重大错误，这些错误是：
　　(一)杨继绳称：他的“饿死3600万”是把几个“中外人口学家”给出的数字“取一个中数”得到的。我们认真阅读并分析了这几个“中外人口学家”的相关论著，最终确认：(1)科尔、班尼斯特等几个外国人口学家的研究存在着根本性错误;(2)蒋正华在研究中所建立的“数学模型”是完全错误的;(3)我们花费了巨大的精力查阅了全国各种地方志两千多种，获得了大量的数据，充分说明了曹树基在《大饥荒》中所编造的各个省、市、自治区、专区(曹树基所说的“府”)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都是错误的;(4)丁抒、金辉、王维志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也都是错误的。这就是说，杨继绳所引用的上述这几个“中外人口学家”给出的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都是错误的，杨继绳把这些数字“取一个中数”所得到的所谓“饿死3600万”也必定是错误的。
　　(二)杨继绳在《墓碑》中提出了计算饿死人数的“杨继绳公式”。我们以数理统计学的基本原理和查阅两千多种地方志所获得的大量数据为依据，揭露了这一“公式”是十分错误的。用这一“公式”得到的数字比实际统计数字要大几倍、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杨继绳就是使用这样荒谬的“公式”去“计算”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和许多专区、县的“饿死人数”。这些数字全部严重歪曲了历史真相。
　　(三)杨继绳在《墓碑》中的基本思维逻辑之一是把一些地区人口统计数据数字的减少都归结为是由实际人口死亡造成的，这是非常错误的。
　　(四)杨继绳多次宣称：周伯萍等人1961年受周恩来之命进行了一次饿死人数的全国性调查，经汇总后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周恩来下令销毁了这一大饥荒证据。我们以周伯萍先生本人的回忆和《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的记载为依据，揭露了这是杨继绳蓄意制造的重大历史谎言。
　　(五)我们以全国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揭露了《墓碑》所说的四川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50万人”是极其荒谬的。由于这一数字过于离奇，杨继绳也不得不承认他的这一重大错误。
　　(六)我们以河南省的人口变动数据为依据，揭露了杨继绳所编造的河南省南阳、许昌、商丘三个地区“饿死的人数不会少于200万”是极为荒谬的。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当面要求杨继绳说明他是怎样得到这个数字的，但他至今都没有回答这一重要问题。
　　(七)杨继绳称山东省“饿死300万”“可能是一个最低的数字”。我们以《山东省志·人口志》记载的数据为依据，揭露了这是极为荒谬的。最近我们查阅到山东省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完整档案，证实了他的这一说法是一个重大谎言。
　　(八)我们以全国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普查数据为依据，揭露了《墓碑》所说的(甘肃省)通渭、会宁、定西、静宁和西海固地区饿死“最少已近百万”的说法是极为荒谬的。
　　(九)我们以公安部公布的人口数据为依据，揭露了《墓碑》所说的四川省“饿死1000万到1200万”是非常荒谬的。
　　(十)我们揭露了杨继绳把许多地区的总死亡人数说成是“饿死人数”的重大错误，其典型实例有：(1)他把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调查报告中“信阳事件”的总死亡人数篡改为饿死人数;(2)他把陈振亚报告中的凤阳县1959年和1960年的总死亡人数篡改为饿死人数;(3)《无为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年的总死亡人数在《墓碑》中变成了“饿死人数”;(4)《宁德市志》记载的宁德县1960年的总死亡人数在《墓碑》中变成了“因水肿病死亡”人数。
　　(十一)《墓碑》中说常熟县“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这一数据来自《常熟市志》)、“《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我们经反复查证这些地方志后揭露了这些数据都是伪造的。
　　(十二)我们以地方志和档案的记载为依据，揭露了《墓碑》中关于临夏市、济宁专区、江口县、馆陶县和兴化县非正常死亡情况的叙述都是错误的。
　　杨继绳及其《墓碑》中的错误绝不仅仅是以上这些。但是仅仅上述这些错误，就足以说明他的“饿死3600万”是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重大谎言，也充分说明了他在获奖答谢词中宣称的《墓碑》“这部书没有虚构，没有夸张，每一件事都有可靠的依据”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谎言。
　　2013年9月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文章，以确凿的证据揭露了《墓碑》的重大错误。杨继绳同年12月在《炎黄春秋》发表文章进行了苍白无力的辩解。随后我们于2014年1月在《红旗文稿》发表文章对他的辩解逐条进行了反驳，指出他的全部辩解都是不成立的。我们的这篇文章发表后，由于他无法做出辩解，就采取了“不回应”、“不理睬”态度，并且表演了一场闹剧。
　　在2014年7月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杨继绳公然制造谎言说：《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诽谤我的文章，我投稿辩护，全都粗暴地拒绝发表，在对我缺席审判时，还不给辩护的权利!这有一点学术公正吗?”他在会议上还强烈要求给他“以与批判者同样的权利”，允许他“对批判作出回答”。
　　事情真相是这样的。我们批评《墓碑》的文章发表后，杨继绳投稿《中国社会科学报》进行辩护。该报收到他的文章后，决定发表他的文章。由于我们批评《墓碑》的文章只有两千字左右，为了体现公平的原则，该报建议他将文章压缩到三千字左右后发表。但是他拒绝了这一建议。《中国社会科学报》明明已经同意发表他的文章，他却指控该报“粗暴地拒绝发表”，不给他“辩护的权利”，这不是在公然制造谎言吗?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做了大会发言，进一步揭露了杨继绳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重大错误。在我们发言结束后，会议主办方留出了充分时间进行讨论，主持人也多次邀请杨继绳发言。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拒绝了这次“对批判作出回答”的极好机会。他一方面强烈要求给他“与批判者同样的权利”，允许他“对批判作出回答”，另一方面当这次会议的主办方给了他充分地“对批判作出回答”的发言机会时，他又拒绝“对批判作出回答”，并在会后宣布“不再理睬”。杨继绳难道不觉得自己是在表演闹剧吗?
　　杨继绳在获奖答谢词中称“我到十多个省的档案馆看了大量的档案”，在其他场合下他又说“我查阅了12个省级档案馆，每个档案馆我都复印了300个档案夹，因此我总共处理过3600个档案夹的信息”。他之所以说这些话，就是想给读者造成一种错误的假象：他的“饿死3600万”以及各个省、市、自治区、专区的那些饿死人数，都是从大量历史档案所提供的数据和资料中得到的。
　　我们对《墓碑》中所引用的来自档案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发现了杨继绳所确认的“饿死3600万”以及各个地区的那些惊人的“饿死人数”，同他所引用的历史档案中所记载的数据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我们查阅全国两千多种地方志所获得的大量数据也充分说明了杨继绳那些数字的荒谬性。这就是说，尽管杨继绳查阅了3600个档案夹的档案，但是他根本无法从这些档案的记载中获得可以证明“饿死3600万”的证据。因此，他就只能用“杨继绳公式”、“人口统计数字减少数等于死亡人数”这类荒谬的公式和逻辑编造饿死人数;这样得到的数字依然满足不了他的需要，他就只好篡改、伪造数据，编造和使用诸如“涪陵专区饿死350万”这一类离奇的、没有任何依据的数字，甚至不惜制造“周恩来下令销毁大饥荒证据”这样的重大谣言，去为“饿死3600万”拼凑所谓依据。正因为这样，当我们揭露了他的那些荒谬数字、谎言和错误之后，他根本无法做出有说服力的辩解，就只好宣布“不回应”、“不理睬”了。
　　现在摆在杨继绳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就是：他必须向历史，向广大读者，对已经被揭露的那些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重大错误——首先是本文所指出的十二条错误，逐一做出认真负责的回答。他在获奖答谢词中没有勇气面对这一重大问题，却奢谈什么“保存民族记忆”、“良心”、“良知”等炫人耳目的辞藻，这难道不是十分可笑的吗?
　　那么杨继绳今后会作出回答吗?这里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他仍然没有勇气作出回答。如果这样的话，那些还相信“饿死三千万”的善良人们就应当清醒过来，不要再相信《墓碑》所编造的谎言了。第二种可能是他勉勉强强地作出了回答。如果这样，我们将以更多的证据对他的答复进行更有力的批驳。这样，杨继绳严重歪曲历史真相的真实面目和“饿死三千万”的荒谬性也就必将为更多的善良人们所识破。
　　杨继绳“获奖”挽救不了“饿死三千万”谣言必定破产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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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正气 - 2016/1/13 16:56:15

2016-01-13 15:30:51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古明浩
杨继绳又得奖了! 曾坦言“我现在主要精力用于围绕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胡乱读书，胡思乱想，胡思乱写。 ‘三胡’的目的是满足自己精神生活的需要，也为了偿还文债，换取些许Money也是一个目的”者，继2013年以《墓碑》拿到美国海耶克图书奖5万美元奖金后，去年(2015)11月又被遥远的国度奖赏20万瑞典克朗。此次外力对他的加持，显肇因于近年有心人杨松林奋笔写出《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及孙经先《还历史以真相——关于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报告》查证了《墓碑》中大量的错、假后，使“胡思乱写”的杨继绳面对质疑陷入“不回应”、“不理采”，不再“发表文章，对批判作出回答”的退窘局面。于是，性喜打造異教文明原罪的白种基督徒锲而不舍再为其搭台造势，“大饥荒是中国人最大的集体创伤之一，杨继绳获得史迪格‧拉森奖是因为他作为记者以强大的坚持和勇气敢于挖掘历史，讲出真相。 ”洋教士强心针一打，他满嘴“3600万饥魂”的告解遂脱口而出：
　　“我是怀着悲哀的心情在这里受奖的。我为3600万中国饿殍而悲哀，我为这一人类悲剧发生五十多年后还被掩盖而悲哀，我为因揭露这场悲剧的人们受到压制、攻击、诬蔑的现象而悲哀!
　　从1958年到1962年，在没有战争、没有瘟疫的情况下，在气候正常的年景，因当年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过错，数以千万计中国人因饥饿而死。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泥土都用来填肚子。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
　　死亡的方式有多种多样，饿死是最痛苦的死亡方式。中国古代有残酷的‘凌迟处死’，将人一刀一刀地割死，即‘千刀万剐’。这是从人体外部开始剐割，饿死是对人体内部的‘千刀万剐’。当年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的中国农民，每天所需要的能量为3400-4000 千卡。这些能量是从食物中摄取的。按当年官方统计，中国农民平均口粮定量为每天0.35 斤大米(没有油，没有肉等副食品)，可发出热量618 千卡。实际上农民是很少见到大米的，只有粗劣的代食品。就算吸收入618 千卡，每天就亏空2782-3382 千卡。人体的能量入不敷出时，首先动用体内储存的‘糖原’。体内存储的‘肝糖原’和‘肌糖原’全部氧化产生的热量不够一天基础代谢(即维持生命最低的代谢)的能量需要。接着就消耗体内的脂肪。消耗脂肪会产生大量的酮酸，可能发生代谢性酸中毒。没有因酸中毒而死的人，脂肪消耗完毕后就分解体内各器官、肌肉中的蛋白质，从而身体干瘦，脏器萎缩。人体内的各种酶、激素和抗体都是蛋白质，或是以蛋白质为原料合成的。酶、激素和抗体没有了，人体就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自我消耗、自我分解到死亡的时间因人而异，大概有一个月左右的过程。 这个过程是非常残酷、非常痛苦的，相当于从人体内部‘凌迟处死’。
　　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人体的各种机能下降，在一段时间内饥饿反射极度强烈。由于生存本能的需要，他会不择手段地去搜寻一切能吃的东西。这时，生存压倒一切，动物性压倒了人性。饥饿到极点的人们，为了找到吃的，不考虑亲情、道德、人格和其它后果。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人吃人的记录达数千起，其中有吃自己亲人的。
　　我，作为一名职业记者，作为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学者，如果回避亲身经历的这一重大悲剧，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3600万饥魂。何况我的父亲也是在这场饥荒中饿死的，我怎能昧着良心对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视而不见?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下决心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为此，我走访了十几个省，到十多个省的档案馆看了大量的档案，访问了上百位大饥荒的亲历者。
　　2008 年，我写的《墓碑》在香港出版。这部书没有虚构，没有夸张，每一件事都有可靠的依据。书名‘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第三，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墓碑;第四，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我因此书而险遭不测，也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
　　记录中国大饥荒这段痛史，不仅仅是出于我个人人道主义的良知，更是为了保存民族的记忆。一个不敢面对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民族。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有可能使民族和国家陷入更深的黑暗。我写这段历史，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评委会给《墓碑》授奖，体现了评委会的人道关怀。在我结束讲话的时候，让我们一起为3600万饿死的农民默哀! (全体起立，默哀五秒钟)我为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这是对中国饿殍远离万里的默哀，是迟到五十多年的默哀，人道关怀超越了时间，超越了国界。超越时空的人道关怀，是地球村和谐共处的必要条件。 ”

　　天啊! 什么3600万炎黄子孙从人体内部被“凌迟处死”的耸人听闻，也只有这个“胡思乱想”的罪人才想得出来吧! “评委会给《墓碑》授奖，体现了评委会的人道关怀”云云，说穿了是犒赏为中华民族搭起的火刑架加油添薪者的“坚持和勇气”而已。一再宣称写书意欲：
　　“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墓碑。 ”
　　“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

　　我认为，杨已涉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5条第二项“以造谣、诽谤或者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罪，且因“与境外机构、组织...... 相勾结，实施本章...... 第一百零五条规定之罪” ，应“依照各该条的规定从重处罚。 ” (刑法第106条)这种汉奸、罪犯在斯德哥尔摩泼向中华民族的脏水我们是不接受的，正如前揭孙经先所指出：
　　“《墓碑》一书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这种欺骗性表现在，这部书是在‘纪实’的名义下，引用了大量地方志、档案、对当事人的采访和各种形式的其他资料，来论证所谓‘饿死3600万’的。因此为了揭露‘饿死3600万’的荒谬性，我们就必须对《墓碑》提供的这些资料逐一进行查证。我们是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一查证工作的。经过查证我们发现了以下基本事实：第一，《墓碑》中许多地区的‘饿死’人数是通过极为荒谬的‘杨继绳公式’计算出来的，不是实际统计的结果;更有甚者，对不少地区，杨先生把自己计算的结果伪造为地方志的‘记载’。第二，《墓碑》在使用大量的地方志、档案、对当事人的采访和各种形式的其他资料的数据时，都把其中的‘总死亡人数’篡改、伪造和解释为‘饿死人数’。第三，《墓碑》大量使用了虚假的、荒谬的数据，而对这些数据的来源和真实性根本没有进行查证和鉴别工作。第四，《墓碑》把许多地区由于各种错综复杂原因造成的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全部或者绝大多数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 ”
　　很可恶也很可耻，声言“我的父亲也是在这场饥荒中饿死”者，就涉嫌把七十老父的寿终正寝解释为人体内部的“千刀万剐”，我们来看看这个为Money不惜胡思乱写者如何妆扮自己父亲“被饿死”，杨继绳在《墓碑》前言写道：
　　“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共青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到   水第一中学找我，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 ’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
　　我当即放下手上的工作，向团委书记兼班主任赵纯烈老师请假，并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睡虎下湾。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走进家门，真是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 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 他嘴里嘟啷着，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父亲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其实当时他腿上已经浮肿，可我不知道是饿的)。 ”
　　“我捏了捏父亲的手，就赶紧拿起水桶和扁担，把水缸挑满了。我又扛起锄，提上筐，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去年刨花生漏在地里的，春天长出了比豆芽菜粗得多的嫩芽，据说其中含有毒素，不能吃，但也被人们刨得差不多了)。我刨着，刨着，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
　　懊悔和自责无济于事。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
　　“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父亲已经静静地躺在地下，他的形象却在我的大脑里活跃起来。他健在时，我怎么没有注意他;哪知他走了，一桩桩往事却在我的大脑里浮现。 ”
　　“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 ”
　　一再得到外部势力奖赏者所描绘家乡的一片死寂：“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呆在家里出不来。 ”自是大饥荒才有的景象，然而从“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的叙述里，可知整个湾里村子只有杨继绳的父亲不幸饿死，但这显然与连榆树皮都被刨光的凄惨背景难以调和，为何“在信阳，在通渭，在凤阳，在亳州，在罗定，在无为，在馆陶，在济宁，在四川省的不少地方，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  绝无人迹”，而你杨继绳的故乡连树皮都被刨光却只见你七十老父一人被饿死?
　　其实从“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小名车子)从湾里匆匆赶”二十华里路“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告知杨父“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就知村民还是有体力、有活动力，不是那么一片死寂的，甚至有否饥饿也让人起疑，不然，如何走二十华里的路? 又如何把半路上的杨父抬回家? 还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我草草地安葬了父亲”!
　　杨说其“没有力气去刨树皮”的父亲“饿得走不动，哪有力气挑水啊! ”却能走路“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这不是很奇怪吗? 而“饿得没办法”不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去刨花生芽”止饥，却要走远路“买点盐冲水喝”? 不是“水缸里连水也没有”吗! 且“家徒四壁，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怎么还会有钱买点盐? 如真有钱应是想办法买粮食而不是无法饱肚的盐巴。
　　杨继绳信誓旦旦：“这部书没有虚构，没有夸张，每一件事都有可靠的依据”，并义正词严：“记录中国大饥荒这段痛史，不仅仅是出于我个人人道主义的良知，更是为了保存民族的记忆”，但你杨继绳对自己回家救父的记忆就是不可靠的，试看他2013年5月29日晚在纽约获颁海耶克图书奖后的座谈说词：
　　“后来我才知道，三斤米放在家里，我父亲根本吃不上，那时在农村是很珍贵的米。所以我父亲饿的更厉害了。快死了。他跟我们村子的人说，不要告诉孩子，我告诉他，他还拿米回来怎么办呢? 等我死了以后再告诉他。 ”
　　对照《墓碑》的白纸黑字：
　　“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
　　显然已记忆错乱，稀饭既亲送床边而不能下咽，何谓“后来我才知道，三斤米放在家里，我父亲根本吃不上”? 依前说杨带三斤米回家，面对“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的老父，竟连米都还没下锅马上就赶回学校去，请问这是那门子“个人人道主义的良知”? “不要告诉孩子，我告诉他，他还拿米回来怎么办呢”的情节在现实世界又是何等离奇! 这对父子是怎么了? 显然，后说较符常情，但为何铅印五年后口白却变了调? 显见带米煮稀送床之说是刻意编造的，杨继绳忘了蒙田〈谈说谎〉中的警句：“说谎家必须要有好记忆”。
　　尽管杨继绳把夸张、虚构自己父亲被“从人体内部‘凌迟处死’”的布幔搭到洋人为埋葬中华文明所准备的火刑架场子，但经吾人从穿帮处稍微一掀，“3600万中国饿殍”的真假已尽入眼帘。对照前揭诸多不合理情节，“两个月以前他还是好好的”杨父，无论是“根本吃不上”或“已经不能下咽”，最后七十高寿而去，系饿得吃不下? 还是衰病得滴水难进! “我的父亲也是在这场饥荒中饿死的”，显然是“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者，配合《墓碑》“极大的欺骗性”，“把其中的‘总死亡人数’篡改、伪造和解释为‘饿死人数’”所泡制的大特写而已!

左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