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唯公 - 2016/1/15 11:15:08
2016-01-15 09:25:01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谭伟东
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周恩来总理四十周年祭
中美战略研究院总裁 谭伟东
毛周盛世是华夏中国大致的同尧舜禹盛世齐名同在，代表着人类文明史上所有的新政、永新、中兴、之治、盛世、改制、革新等等的最高峰。就综合国力的横向比较，国际格局中的世界直接主导力和物质财富富裕度而言，毛周盛世自然不及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甚至可能都无法赶上文景之治。因为当时的华夏文明属于世界一流。社会经济和文化发达与富有天下第一。然而，1893年毛泽东出世以降，从1840年鸦片战争，60年第二次鸦片战，90年八国联军，94年甲午战争，直到14年抗战乃至三年解放战争，总计同列强签订了数百个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和金融安排的巧取豪夺，使得中国数千年的财富和国民财富积累被几乎全部掏空，包括圆明园的奇珍异宝被洗劫一空，生产力被摧残到末流国家的地步，国民经济被打入彻底崩溃的无底深渊。在这样的基点上，毛周盛世三十年，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战略性大逆转和超级赶超的跨越式惊人的发展和增长、积累，一举使得中国步入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中美苏大三角的其中一角，拥有一切战略影响力和大国尊严的实实在在的大国崛起和伟大的民族复兴。更为重要的是毛周盛世的历史惯性和必然绵延，就其数千年阶级社会以降的历次所有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大革命和价值制高点而言，就其社会历史公正、人类文明最广泛的社会福利和幸福综合效应(人口增长、人均预期寿命翻倍、社会公正、平民风貌、社会治安、一般社会价值取向、社会文化共同体的世界评估、国际感召力等)，也就是文明和社会结构的历史升级和善政大治而言，甚至就是从社会统治成本超级低廉，治理成本近乎绝对最小化，以及犯罪率超低等礼乐教化文明程度而言，毛周盛世都将是前无古人的，而我们真诚地希望和绝对为之奋斗的大目标自然是再接再厉，世界大同，使得这一盛世不要成为后无来者。 一、毛泽东时代与毛泽东麾下的伟人集团 开创贞观之治的唐高祖李渊和唐太宗李世民，尤其是后者，其所形成的时代与麾下可谓人才济济，历史罕见。十八文士和同量级的盖世武将们，流芳千古。就是秦始皇，汉武帝等，其所处的时代和麾下，也拥有数量庞大的能臣武将。然而，军事史学家与军事理论家证明，类似美国和西方世界著名的巴顿猛将这样量级的人物，毛泽东麾下的战将如云，同量级的可能有上千位这样的大将军。西方战神级人物拿破仑毕生六十大战，四十得胜，败北二十多战。且在滑铁卢彻底失败，成为世界性的不得咸鱼翻身之彻底失败的代名词。而毛泽东毕生的大战，四百多次，且除了遵义会议后的首战因情报有误而布兵和策划失败，和金门大战失利9000将士壮烈牺牲外，几乎没有大的决战、战役和战术失误。而金门又是当时全国进军，全党、全军一人多担子，全面建国，全面接管解放的大中小城市，工作千头万绪，百废待兴。而且相当的一线猛将要么出任地方军政要员，要么身体长期透支和受疾病折磨，不得不离开战场指挥，结果金门大战，只是由一名副师长直接指挥。 毛泽东治下、麾下，被称之为七伟人加上牺牲了的瞿秋白、李大钊、陈延年、蔡和森、方志敏、刘志丹、左权、向警语、彭雪枫、叶挺等等，都应当是领袖级的人物。而十大元帅、十大将，也基本上是这一量级的人物。至于世界级的大文豪、大学士、大科学家、大才子级的人物，毛泽东、鲁迅、郭沫若、瞿秋白、钱学森、李四光、华罗庚、钱三强、顾颉刚、范文澜、钱钟书、冯友兰等等都是如此量级的人物。叶剑英对此中的为什么这些被他或许多人认定的“非省油的灯”，却能心甘情愿地“蛰伏”在毛泽东旗帜下，有过最直白、最朴实、最真诚的解释。 而在这个庞大的伟人集团之中，敬爱的周总理占有独特位置。 薄一波老寿星曾经用周恩来同其谈话，评点刘伯承、邓小平的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若重差异，来解释周总理同毛主席，和他与邓之间的工作风格和搭档关系。应该说这一说明不无道理，但却非全部的深度的真理把握。事实上，周总理既不缺乏领袖意志、群论儒雅、举重若轻的大刀阔斧，洞视大势的统帅能力，也不乏帅才、将才的卓越才能和人格魅力。而周总理的最伟大的智慧超群、卓越人伦，恰恰在于其端视民族、国家社稷乃至人类最伟大的历史进程、世界大局与现实境遇，不但抱着矢志不渝的伟大彻底自觉，而且拥有绝对的自知自明，知人、识人之智。人贵有自知之明对大人物、文人骚客、权贵权势人物，特别是开拓疆土开创江山的人物来说，尤其是对于同自己处于同样量级的领袖、统帅的认识、理解和追随而言，实际上是最为困难的。对大人物而言，对自我政局中的掂量方面的当局者迷局外者清就更是如此。周恩来如此卓越的才华和品格魅力，却能够理性和激情并存地认知毛泽东，敬佩毛泽东，忠于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同那些半瓶子醋，半吊子和人格卑污的矮子，却自不量力，大言不惭，心有不甘，身后不服气的，该是何等的天壤之别?一个英雄或枭雄，一代领袖或霸主，往往是善始容易善终难，在野容易在朝难，初交容易终生一如既往难，基于威势、利益、权谋容易而秉持公道天理、志同道合、心心相印难，阿谀奉承、曲意逢迎、阳奉阴违容易，而光明正大、堂堂正正、顶天立地难。而周总理不但能够有此智慧，更能发自内心地心悦诚服、自觉自愿地恭敬超过自己的领袖、统帅，事无巨细地与之携手并肩，成就大业，定国安邦，忠贞不二生死相依，这就更是难能可贵了。 中华史上，名相神宰，从大舜(唐尧的助手)、大禹(舜的搭档)、皋陶、伯益、伊尹、傅说、吕尚、百里奚、管仲、叔孙敖，到邓产、范蠡、伍子胥、商鞅、樗里子、孙武、公孙衍、白起、吴起，直至苏秦、张仪、孙膑、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汲黯、主父偃，再到房玄龄、杜如晦、魏征，一直到姚崇、宋景和宋元明清的诸多一流的大臣、宰相，远远多于圣君明主的数量。一般说来，历史的规律通常是，同“一将功成万骨枯”相类似，一代圣主，通常在其整个治世，会有若干位贤臣良相，相继地追随，并前赴后继，此起彼伏。据回忆，周总理病重时曾阅读古史，给毛主席写信，表明心迹，自称远远不及汲黯。这是总理的自谦。事实上，周总理开创的外交局面和亚非拉连轴转式的全世界的“周游列国”，其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所掀起的周恩来旋风，和带给世界的新中国温文尔雅的大国外交形象，以及其天才外交家和谈判绝顶高手的诸多伟大成就，为毛泽东时代的外交大局面，新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的伟大国际社会格局，立下了不世之功。 而周总理同毛泽东时代与治下，所形成的极具深度发掘价值的，由斯诺所比喻的堪为极为恰切的关系定位：“毛泽东是太阳，周恩来是红旗。红旗只有在太阳下光彩照人，戳戳生辉”。但这面鲜艳的红旗却不是一面普通的旗帜。毛泽东同其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中南海里周总理最忙”。毛泽东又评断，“周公确有吐哺之劳”。这毫无疑问是恰切的评断。周恩来同毛泽东、朱德一样，不但胸有凌云壮志，气拔山兮，大智大勇，而且每每临事而惧，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同那位只会桥牌桌上的玩弄小聪明，每日两个小时就把文件批完了，只会在汇报、文件和小圈子里，听小汇报，打小报告，制造小事件，刷弄小手段的小人、矮子，不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吗?人民总理，周恩来当之无愧! 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这是毛周盛世的另一大尊称。其历史英名与美誉之永恒，将可能会远远大于、远远高于三皇五帝、炎黄神农，更不要说王母娘娘、妈祖了。毛泽东治下的战神级人物，诸如粟裕、林彪、刘伯承等，都同李世民、成吉思汗、萨尔贡、亚述汉尼拔、亚历山大、汉尼拔、拿破仑这样的古今中外之世界级的战神旗鼓相当。这是一个人民从根本上翻身得解放，当家作主人的伟大的历史新时代，是亿万万劳动大众扬眉吐气，干劲冲天，豪情万丈而在所有的衡量维度上真正地大跃进的伟大历史新时代，是英雄辈出，战天斗地，改造河山，整个民族开始进入历史自觉，整个国家形成高度政治意识和文化发展并同时完成了一系列的伟大的经济变革，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全面大转型、大推进的历史新时代，与此同时，经济增长处于世界第一方队。毛周盛世是世界奇迹，是历史之仅见，是神话般的不可思议。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应当世世代代铭记这一伟大的历史时代和他们的历史功勋。 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三大最伟大的助手 中国古代与文化主题始终有杵臼之交、管鲍之义的文化价值欣赏。毛-周-朱之间的领袖群范、统帅战友情谊，应该说远远超出了这种历史佳话和人文价值界定。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化的阶级社会中，只有爱情、家庭和友谊是值得肯定、信赖和追求的。马克思、恩格斯间的伟大友谊，在列宁眼里超过了古今世界的一切有益的故事与佳话。而马恩之间的友谊，至少就生死相让，奋不顾身的直接的生命危险下的考验而言，仍不及周总理在重庆谈判期间，为防止敌特酒水中下毒，代主席饮酒，舍身护卫主席。而毛周之间的毕生的心心相印，转战陕北时的孤军奋战中的生死与共，和遵义会议以后的几乎毕生的统帅-总参谋长、主席-总理的角色定位和绝配搭档，和每临重大战略决策与部署时期，周恩来总是先锋大帅、前沿总动员与组织的运筹司令官，这种独一无二的助手作用与地位，可能仅仅在八路军成立和开赴抗日前线时，和井冈山根据地初创时，由朱德担当而稍有些许不同。 林彪当政时期，曾经鼓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三大伟大助手说法：恩格斯作为马克思的助手，斯大林作为列宁的助手，林彪作为毛泽东的助手。而历史的真实是林彪无论就其资历、作用和领导艺术来看，都不具有这样的地位。朱毛、毛刘、毛周，这三大领袖搭档领的历史是实实在在的。刘源将军对毛刘合作的解读有合理成分，但并不够科学和严谨。 历史的真实是，少奇的理论学养、洞察识辨力、直言明断和组织能力是值得称道的。而朱老总的率先垂范，帅旗之象征价值，林彪的天才的悟性，广泛深入阅读的领悟力，治军统兵的能力，都是极为卓越的。林彪工作人员回忆，其拥有七万册的私人藏书，且读书笔记与眉批，颇为不同一般。林彪被推上接班人的位置上，并写入党章，决不是任何个人、小集团的一时心血来潮，其总体说来是当时全党全军的某种共识。至于说到后来的陈毅元帅的反林彪的演绎故事，多半是对林彪后期的反应，并更多的属于马后炮式后人带有政治情绪的过度解读。 交待了较为完整的这样一个历史真相之后，三大助手论的第三大明确无误地显示出来，周恩来总理当是当之无愧的国际共运史上的第三大伟大助手。纪东以所谓的总理身边的将军的身份，在《周恩来最后八年》一书中，搞了什么总理提笔评点诗句，对所谓林彪形左实右的定性愤怒而留下国骂等，既使是有着当时历史真实场景，也是被一种别有用心的过度解读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蓄意歪曲借以制造谋种烟幕弹，并试图达到某种混水摸鱼之目的。或许根本就没有其真正的历史场景，仅仅是另一位总理身边的秘书，其妻子曾被打成右派，于是怀恨在心地带有刻意营造的花边新闻式的编造，被在这个所谓的将军的回忆录借用过来，加以继续如同《邓颖超日记》那类的故事编辑而已。 所谓“文化大革命，没有总理后果不堪设想，也正是有了总理才会这样长久”。“文化大革命中，他讲了许多违心的话，作了许多违心的事”，“我一生都是把他视作兄长”等等说法，都是纯粹的无根之谈和小人事后编造。而历史的真实是，事实上认定并追随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甚至更加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更加大无畏地进行思想、组织与路线斗争的，正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本人。刘少奇在先，邓小平在后。刘少奇影响与作用更大，邓小平有更大的模仿之嫌。战争年代，刘邓大军中的历史真实是，每每战争捷报，邓总是称其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这种带有穿凿附会的过度的政治奉承的说法，令刘伯承非常不以为然。刘就从逻辑上，将其导向悖论，诘问道“若是打了败仗，那岂不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失败了”。这比罗荣桓对林彪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等等的庸俗化的抵制，来得更加真诚和有效。而从文革中，少奇与小平的每每表态和深度检查来看，少奇总体属于阳谋论者和大丈夫所为。邓却是百分之百的对党、对人民、对领袖的韬光养晦者和非君子所为。当下中国的一切的政治社会厚黑学，皆造次于此，起源于此。事实上，老帅们有气，所谓大闹怀仁堂的二月逆流的做法，尽管并非屡屡发生，但却时时具有高层针锋相对的情形出现。这恰恰证明了毛泽东时代的真正的决策民主。就是毛泽东晚年，叶剑英、李先念也有消极怠工，摔耙子的政治表现。而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路线坚持、道路信仰，不敢于公开亮相，搞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公开保证永不翻案，后来变本加厉，统统作废。而这一切却被后来主流话语解读为政治家、战略家的所谓“打不倒的小个子”神话，“三起三落”的所谓善于斗争的政治智慧代表，则比之林彪事件后的所披露出来的周恩来总理这位百姓政治语言大师所概括的，“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流眼泪，背后下毒手”这样的恶劣两面性，更加具有政治欺骗和政治恶劣影响。大政方针与政界纲常伦理，政治美学的审美取向和意动，是天下人伦之近乎绝对的定盘星和直接表率。共产党人必须一贯光明磊落，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为坚持真理，敢于反一切潮流，以五不怕的大无畏精神，理所当然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当然，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艺术，批评与谏言艺术，甚至斗争艺术，是应当讲究和大体值得提倡的。但对党内，重大的路线与道路决策与主张方面的争议甚至斗争，采取韬光养晦，避实就虚，瞒天过海，欺上瞒下的做法，却是必须加以彻底否定和坚决根除的。否则党必将不党，国也自然必将不国。 而周总理则不但大公无私，心系天下，而且敢于坚持真理，并且善于智慧地不失时机地坚持真理。起码应象陈云那样，可以说不，更可以保持沉默，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倾向。而不是以自己痛哭流涕、洗心革面、掏心掏肺的深刻的检查和批判，蒙混过关，欺骗组织和人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自我批评、批评，向来都是极为真诚和绝对严肃认真，而不是隔靴搔痒，装腔作势的。而他们又从来是思想批评乃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真正做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在人类文明史上的政治斗争、权力斗争、军事战争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比苏联的大清洗和肉体消灭政策要伟大和理性得多。政治斗争刑事犯罪式处理是极为下作的政治胡闹。其统治代价和统治资本透支是无法估量的。其比强制维稳和不争论的恶政和霸政，所可能造成的恶劣政治贻害会有过之而无不及。 开国一代，都是象以周总理为楷模的那样的一代君子大丈夫。这是中华几千年优秀的人文精神和思想风骨传承与绵延。若不能以总理为榜样，明辨大是大非，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正大光明，敢于并善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是玩弄厚黑学那样的佞臣奸臣之道，耍弄聚敛之臣之术，保定贪婪之臣之志，则必定天下大乱，世道暗淡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