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和尚 - 2016/1/20 17:32:55
2016-01-20 09:06:28 来源：尚思工作坊 作者：吕途
2015年11月26日，上海师范大学尚思工作坊邀请北京工友之家吕途老师来到上海，围绕她的两本研究新工人的著作以及北京工友之家近年的文化实践，召开了这次座谈会。会议就中国新工人的现状与文化自觉，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关联性以及新文化的未来等问题展开了严肃的讨论，我们在这里选编了三位引言人的发言，以飨读者。 “中国新工人与新文化”座谈会纪实 关键词：新工人 新文化 阶级
2015年11月26日，上海师范大学尚思工作坊邀请北京工友之家的吕途老师来到上海，围绕着她的两本著作《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以及北京工友之家近年来的文化实践，召开了“中国新工人与新文化”座谈会。会议就中国新工人的现状与文化自觉，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关联性以及新文化的未来等问题展开了严肃的讨论，我们在这里选编了三位引言人的发言，以飨读者。
下面我将分三部分来展开我的引言，第一个部分是历史回忆，第二个部分是我所看到的、体会到的今天的挑战和机遇，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是对中国新工人、新文化的思考。其中前面两个部分，我说过，我是一点都没有把握，因为我没有那样的视野和深度去谈这么大的主题。但是，要想谈论现在，必须回顾历史，所以我也只好斗胆进入。
“新”文化的百年激荡 在座各位大多是做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你们对过去一百年的历史的了解比我要多得多，而我之所以要触及我不甚了解的一百年前的历史，是因为我们这个议题本身的宏大——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新工人”与“新文化”都是十分重大的话题。“工人”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话题，从人数，到概念，到革命运动，特别重大!然后，“文化”，特别是当我们提到“新文化”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可以从1915年开始讲起，距今正好100年!也许是一个巧合，或者说是一个机遇，我们真的在100年后的2015年，居然一不小心给自己定了这么一个题目：“中国新工人与新文化”。那么我们是不是有能力承担起对这样一个话题的讨论?我一点把握都没有，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我的一点点的想法吧。
对历史的回顾，会非常的简短，因为我没有把握的自信。1915年，一百年前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我只能靠读书去了解，而对于通过二手资料得来的信息，我总是那样的不自信，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把握、去分析。大家都知道1915年开始、1919年前后达到高潮的新文化运动，那个时候，变革者面对的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和旧礼教，所以提倡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这是一个历史阶段。
然后，我们往前做一个很大的跨越，我们就来到了1949年，经过中国革命，这样一个跨越非常巨大。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现实相结合，这是在人类历史上也没有过的：通过土地革命，确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历史地位，然后建立社会主义中国。建立新中国以后，国家通过制度化和政治化来试图保证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但是，因为新中国的建立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他也必然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现实问题，比如官僚主义、管理的僵化，还有我们众多人至今觉得如噩梦一样的群众运动对个体的挟裹的历史记忆，等等。那么这是又一个历史阶段。
接下来，我们再往前跨越一大段时间，就到了1979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因为方向感模糊，我们就急切地引进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和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并且，抱着这些东西，我们过于轻率地否定了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传统。最近这三十年，中国抱着这样一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理论，就把我们中国纳入到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这样一个过程，它好像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我期望它还没彻底完成。以上就是我对过去百年历史的简单回顾，我将他分作这样的三个阶段来看。我做这样的划分，和我们今天要谈的“文化”特别相关。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从来都是统治阶级和利益集团利用文化来统治被统治阶级的这样一个历史，也就是说，文化从来就是很重要的统治手段。而进步的、革命的力量，也同样需用文化来改造社会。这是人类历史的事实。从这三个历史阶段的状况来看，文化的这一功能无疑是表现得非常明晰了，我就不做具体的展开和深入了。
今天的挑战和机遇 第二部分，我要谈谈“今天的挑战和机遇”。前面我说到，不把握历史，就不能把握现在，但要想解决现在的问题，那还必须立足当下，而不能仅仅从历史去推导。所以我在简单的回顾之后先把历史放下，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挑战和机遇，我将从政治、经济、阶级、思想文化这四个方面来谈论这个问题。
政治方面
我感到，其实我们大家现在都很担忧，我们不仅为我们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担忧，我们也为为我们的政府担忧……可以说，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政治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时期。我对普通群众稍微了解得多一点，我的一个直接的体会是，我们的思想非常混乱和迷茫，这种混乱和迷茫，一方面是一个大挑战，但同时我也从中看到了一种机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可能在改革开放之初，那时候我们迷茫，却还觉得有一个西方梦、美国梦等着我们去实现。但是现在，经过新自由主义这三十年来对全世界的破坏，这个美国梦已逐渐露出了它虚伪和邪恶的面目。另一方面，我们本国的社会主义遗产、革命的遗产，又因为带着“群众运动”的噩梦，让人警惕，甚至被污名化——这段历史我没有经历过，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去仔细地考察每一个历史瞬间，但我觉得如果简单粗暴地将革命和社会主义标签化、面具化的话，其后果将是又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在现实中，因为政党代言人的言行不一，让我们的群众一定程度上对政党也失去了信任。所以，整个政治范畴，从以上几个方面来说，我们陷入了一种巨大的迷失之中。
经济方面
从经济方面去思考的话，说到经济理论，可能是千年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的理论，往往被西方经济学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加以抹杀，避而不谈。西方资本主义为了维护它这样的一种欺骗性的经济制度，用“西方经济学”这一套知识给大众洗脑。但是，现实总会揭露谎言，人们渐渐看出事实不是这样的。
从经济现状讲，全球陷入经济危机，中国经济状况也不乐观。回到中国的现实，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面临一个特别大的博弈：在城市中，或者说在工业体系内，是集体、公共资源正在通过私有制这样一种形式不断地被瓜分;而在农村，资本主义用各种各样的欺骗性的圈地的手段，最终想达到农村土地私有化的目的。这两个趋势是在城乡同时进行的。如果它们一旦完成了，我们的中国也就完全变了。而资本的力量之所以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去完成，而是通过各种欺骗的、遮遮掩掩的手段在做，是因为还有反对它的力量在跟它博弈。这是我所看到的经济方面的一个现状。
阶级
谈到“阶级”，对于这个词，虽然我写了两本关于工人的书，但是我一直没有在书中使用“阶级”这个词。一是因为我把握不好，再一个，现实也告诉我，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判断。过去的历史也许我们还可以去判断，因为有那么多的革命家、理论家，他们已经书写了“阶级”的历史和问题，如果稍稍回顾一下的话，新中国成立之前，无产阶级可能是由三部分人组成的：在农村是没有土地的佃农，在城市史极端贫困的工人，还有没有生产资料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用制度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但是，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地位是用制度去保障的，工人被认为是主人，但是这个“主人”地位不是工人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去斗争争取而来的，所以后来也就轻易地被夺走了。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中是一个怎样的阶级和群体状况呢?近十几年来，我们在城市看到一个数量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群体的形成。而大学生朋友们毕业后，很多也很不情愿地跨入了“新穷人”这样一个行列。在城市了出现了“新工人”和“新穷人”这两个群体。在农村，因为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施行土地私有制，所以“新佃农”暂时还没有出现，但是如果圈地继续下去，并且最终揭去自己欺骗的面纱，我想“新佃农”的现实很快就会非常残酷的、可怕地摆在我们面前。到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还回不回得了头。这是我对“阶级”这一方面的一点粗浅的看法。
文化斗争
最后谈谈“思想文化”，我不想专门地谈思想、思潮本身，这中间包含太多的头绪，我很难把握，我就想从文化斗争的角度来谈一谈。众所周知，语言文字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载体，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表达形式，如果没有掌握语言文字，就很难记录、表达、传播和传承文化，人们如果不掌握这样一个形式的话，就很难参与文化领域的思想斗争。我想从这个角度去谈一点我的想法。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底层人、被统治阶级是不掌握文字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参与到文字记录文化的历史中，只有到了近代，被统治阶级，或者说底层，才走出了普遍的文盲状态，这其实是一个离我们很近的历史。我上个星期还跟北京皮村工友文学小组一起重温了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我们重温这篇讲话的时候，我们对比了那个时代和我们今天的状况。因为毛主席的讲话其实是讲给知识分子的，那些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因为延安的工农群众大部分都是文盲，所以书写工农大众的文化的工作就需要由这些外来的知识分子来完成。但是知识分子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倾向、立场观点，甚至是脱离工农的。毛主席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个座谈会的讲话上，针对各种各样的问题跟文艺工作者们交流，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这些问题。当我和工友们重读这个讲话的时候，我们发现，今天时代已经改变了，因为我们文学小组的工友——当然也有小学毕业的，但更多的是初中、高中的毕业生，他们都有掌握语言文字运用的能力，他们写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最近这一段时间，被很多比较关心底层的新媒体所采用。做这样的一个回顾，我想说的是，今天的广大人民群众具备了直接进行文化斗争的基本能力和可能性，这一点，我认为是思考我们今天的“新文化”的一个核心。
中国新工人与新文化 最后一个部分，我谈谈对中国新工人、新文化的一点点思考。我敢在这里分享，也是因为昨天上师大的老师对我的一点鼓励，其中一位老师说，对新工人中积极文化的思考一定要继续下去。
做统一的人
我在现实中体会到，在跟工友们的交流中体会到，也包括和很多大学生、大学毕业生的交流中体会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痛苦的、不乐观的现实，但是其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是断裂的，我们社会中的人非常的分裂。所以，我觉得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做统一的人”是我们新工人、新文化所应该思考的一个现实和目标。那么什么样的人“不统一”呢?那肯定就是言行不一、自欺欺人的人咯。在今天，当资本收买一切的情况下，我们发现能做到“统一”的人特别少。大多数人，由于被收买，由于为了过上所谓的“好生活”——这当然很现实，也很能够理解，但却导致了一个很严峻的状况，就是人们出现了严重的思想和精神分裂，现代人很难做到成为“统一的人”。那大家就要问了，难道工人就统一吗?也不一定。在我们工友中间，虽然在物质现实上，他是一个工人的身份，但是由于社会现实不给他出路，所以他就会幻想：我只有当了老板，我才会有出路——这也是很分裂的状况。但是一个工人毕竟每天是靠劳动来吃饭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所以他没有什么遮遮掩掩，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这一点，就是一个工人可能做一个统一的人的最现实的物质基础。
做有尊严的劳动者
第二点，就是做有尊严的劳动者，不做劳动力商品。要做到这一点，在今天特别特别困难，所以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乌托邦一样的想法，但是我觉得这真的应该是我们人类、人性的一个理想吧，不光是工人的，不被当作商品来买卖，我想应该是每一个有人性的人的理想。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就必须尊重劳动价值。尊重劳动价值应该是我们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也是我们社会应该遵循的基本的经济规律。但是我们今天的主流媒体很少去谈这一点，因为如果大家都来谈这一点，剥削、压迫大概就进行不下去了。
刚才我提到了，我们的工友、普通劳动者已经具备了进行文化斗争的表达能力，那么他们能不能在这个历史阶段承担起某种更大的历史使命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们是否、能不能承担起来，却会决定着我们中国下一个三十年的道路。
我们知识分子，普遍有更高的文字水平，知识分子如何评价中国的前三十年、后三十年，如何对革命和发展的遗产进行总结，这对于中国，甚至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总结过程中，知识分子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和价值观上，是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的。最后，我想问的是，知识分子是不是愿意跟工人、农民结合?是否可以参与到这个我所认同的“新文化”中来呢?
暑假里(2015年8月)我到位于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住了一个星期，直接促使我去关注这个地方的原因是吕途老师在《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这本书的后半部分中关于孙恒、王德志等五个人的章节，他们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包括一直进行到现在的探索和实践，让我去思考在今天我们大家究竟有没有新的出路。于是我就亲自跑到皮村去观察、体验一下。
首先，皮村在哪里?可能不太了解的人对皮村没有什么概念，它在朝阳区金盏乡，是位于北京东五环和东六环之间的城边村，距离北京市中心是20公里，距离首都国际机场是9公里，基本上5分钟之内肯定有至少1架飞机从皮村上空飞过去，噪音特别大。在皮村，有北京户口的常住人口有一千人，但是这里面住了两万人，基本上都是外来打工者。
我大概介绍一下工友之家的基本情况：它的全称是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成立于2002年11月，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公益服务机构。它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打工者群体提供社会文化、教育、权益保障以及生活环境改善等方面的服务，它提倡的是互助合作，立足社区。
我到了皮村后最鲜明一个的冲击是，拉开空间距离以后带来的时间差。在皮村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会让人觉得时间一下子倒退了差不多十五年或者二十年。这里基本上看不到三层以上的楼房，没有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想当然就可以享受到的很安全放心的用餐与购物的环境。皮村主要的商业街上，基本都是小门面的商店，比较适合打工群体的消费层次。街上坑坑洼洼，尘土飞扬，垃圾随处可见，整个环境是非常糟糕的。工友之家机构院内的生活条件也很简陋，住的集体宿舍全部是平房，没有室内的卫生间，只有旱厕，洗澡也非常不方便，只有一间浴室，夏天大家干了一天活都要排队洗澡，到了冬天，这样的条件就没办法洗澡了，会很冷。工友之家有一个给工作人员提供午饭和晚饭的公共食堂，我在那的一个多星期也是跟着食堂吃，每顿两个素菜，基本上没有荤菜，主食是米饭或者馒头。
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可能让很多人没办法接受的客观环境里，却有着一种突破时差的文化空间，那就是以工友之家为核心组织起来的文化空间。这个机构大院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文化小广场。夏天，工友们吃完饭，大概晚上六点左右，男女老少们就会三三两两地来到这里，乘凉，打乒乓球，或者去图书室看书。在这里有工友图书室，有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有新工人剧场，还会不定期地举办一些文化活动，而且这些面向工友的活动全部都是免费的。
图书室每天晚上都会向工友开放，里面的书全都是募捐来的，工友办了借书证以后就可以免费借阅，每天有工作人员值班接待，不止是借书，也可以咨询一些其他的事情。我后来在皮村工友写的文学作品中看到一个和图书室有关的小故事，这位工友说，他最初来到图书室问工作人员有没有字典，工作人员说没有，但是可以帮他看看别的地方有没有，后来真的找来一本字典，送给了他，他很感动。一本字典看起来是小事情，但是对于一个外来务工人员来说，他在这里能得到这样友善的接待和帮助是非常暖人心的!
最近，新工人剧场也刚刚通过网络众筹修缮一新，它的基本功能是影剧演出、节假日联欢，还有一些专题讲座，张承志就在这里专门给工友讲过伊斯兰文化。这几天在网络上看到消息，新工人剧场正在举办一连串非常集中的活动，有卡拉OK大赛，反家暴的话剧，还有法律常识讲座……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应该是机构大院的核心，它正式开放时间是2008年“五一”，创办的目的就是为了记录打工群体的文化和历史，这里面的展品和涉及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在博物馆的一块展板上写着这样的文字：“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可以说这就是创办打工博物馆的指导性诉求。大家如果有机会过去，一定要认真参观。我这里的介绍无法详尽地展开。
此外，工友之家的日常文化活动还包括文学小组、哲学小组和舞蹈课。文学小组成立时间是2014年10月，是工大第十期的一个毕业学员到工友之家实习的时候倡议的，经过集体商议和征求工友意见之后就开始了。活动方式是招募志愿者老师来讲课，机构工作人员负责组织，工友自发参与，每个周末老师来上课。前一段时间比较固定来上课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张慧瑜老师。经过将近一年的活动，工友们写出不少作品，当代文化研究网前一段时间(2015年10月)也集中做过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当代文化研究网”微信公众号。我在皮村刚好旁听了一次文学小组的课，突出的感受是在小组的活动中，“文学”的概念跟工友的现实生活联系特别紧密，这里“文学”不是一个“纯文学”那样的很狭窄的概念，也不是那种很学术的概念，它是向社会现实开放的。课上，张慧瑜老师不仅仅是和大家分享一些打工诗人的创作，还会讨论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当时讨论了天津爆炸案和最美的乡村女教师郜艳敏这两个事件，并且引导大家从工友的视角出发去讨论、去认识。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就是认知中国当代复杂现实的一个过程，也是调动工人们的经验和感悟，让大家讲出自己的想法的过程，积累起来就可能突破主流媒体的话语边界，逐渐推进大家的独立思考。
关于“哲学小组”，我想在这里直接引用他们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一次学习小结，大家读了也就一目了然——
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大众哲学》第四章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的第二节“无风不起浪——事物的普遍的有机联系规律”，我们的学习方法还是每人读一段，然后有什么想法就拿出来大家讨论。这一节为啥会用无风不起浪做标题呢?因为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和周围的人有一定的联系，实在是想不出别的来做例子，还是拿台湾那个靠压榨工人寄生的老板郭汉三说说事吧。他就是富士康的大头子，富士康的基本政策什么的都是和他有关，当富士康的一线工人跳楼自杀后他不去反省自己管理方式而是去请五台山的高僧来做法事，说富士康工人跳楼是跟风水有关，多么荒谬!现在我们就用我们学习的基本理论来分析一下富士康工人跳楼是不是跟风水有关。凡事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没有风绝不会起浪，富士康工人难道是因为风水问题跳楼吗?当然不是，富士康工人是因为忍受不了富士康工厂的那种沉重的压迫、残酷的剥削、冷酷的环境。汉三老板却不去调查研究，当然他肯定不会去调查研究，因为这就是他造成的，我们为啥会说这个问题呢，就是想让大家知道郭汉三是多么无耻，荒谬，我们要认清他的丑恶嘴脸。后面我们学到有机联系的规律，我们研究事物的时候，首先就必须认识与这事物联系着的原因和条件，就是说既然一切事物都和周围普遍的其他事物有着联系，它的发生和存在都有一定的原因和条件。拿我们身边的事来说，苑老师讲到了她了解的一个工友，讲述了工友夫妻两人把孩子放到老家让老人抚养，夫妻俩在北京打工，妻子在北京做家政帮助别人带孩子，妻子能不心痛吗?他们两人绝对不是个例，是千万个这样家庭的缩影。我们劳动者用双手创造了高楼大厦，北京的一草一木哪个不是劳动者创造的?但是我们创造了，你给应有的报酬也行啊，你让一个母亲安心带带自己孩子这也行啊，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所以说我们要去把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和条件弄清楚，要改造这个社会，必须先要认识这个社会，造成这个的原因是什么，用今天学到的就是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要知道我们有千千万万个阶级兄弟过着这样的生活啊，但是资本却把我们给分化了，让我们之间还有竞争，这就是资本的那套逻辑，我们只有认清楚了，团结起来搞团结经济才能摆脱资本的剥削和压迫。
……
接下来讲讲生产劳动和团结经济。什么是团结经济?吕途老师在《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这本书中里列了一个团结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对照的表格，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工友之家的团结经济主要是做两个部分：一个是同心互惠二手公益商店，一个是同心农园。同心互惠商店是2006年成立，现在有15家连锁二手超市，主要是动员社会闲置资源，立足工友社区，帮助打工者降低生活成本，商店的盈余又主要用来回馈工友群体的文化教育公益事业。同心农园成立于2013年，位于北京平谷。租了30亩地，种植桃树、山楂、核桃树、蔬菜，还有散养的鸡和自挖的鱼塘，收益主要用于支持流动儿童发展教育及新工人的文化教育。我在位于皮村旁边的另外一个城边村——黎各庄的一家二手店工作了一天，店里陈列的二手服装其实都特别便宜，基本上服装都是5块到20块的价格，我看到来买衣服的工友一般都是拿一个袋子装了好几件，一结算也就是五六十块钱，非常实惠。我问王德志，“你们这个互惠商店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说了三个字——“接地气”，真正给工友带去实惠。我自己的体会是，二手店以一种嵌入社区熟人社会的方式经营，来购物的工友们对店里的营业员大都非常熟悉和信任，大家来了不仅仅是购物，大家会像邻居一样聊聊天，拉拉家常。在互惠商店背后还有一系列的劳动流程，比如旧物资的募集和货物的整理。我在二手店的库房也劳动了两天，主要是把没有卖完的一些衣服和新募集到的书籍进行分拣、分类，做资源最大的消化和利用。这个工作其实是挺艰苦的，灰尘大，即便夏天也得戴口罩，更没有空调给大家降温，在室外干活就要顶着烈日。位于平谷的同心农园我也去参观了一下，农园的桃子长得非常漂亮，因为没有打化肥、膨大剂什么的，特别健康、特别好吃。这儿的经营方式是力图打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区隔，消费者无论是认购还是认养，都可以随时来参观或者参加农园举办的公益活动，用吕途老师的话来说就是用有道德的方式赚钱回馈社会。我在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那边了解到农园的短期目标是与周边的农户联合起来成立合作社。
工友之家自主创办的教育机构，一个是同心创业培训中心，我们喜欢称为“工人大学”，另一个是同心实验学校。工人大学位于在平谷张辛庄(京津冀的一个交叉带)，2009年创办，现在已经招了13期学员，主要面向新生代打工青年，全部免除食宿和学杂费，我去的时候刚好赶上工大的一个校友会。这里特别讲讲我在校友会上体会到的工大的集体主义传统。有一位第二期的学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以前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她说，他们在工大读书的时候，因为是脱产来到这边上学，大家都没有钱，很穷，等他们毕业以后就想到学弟学妹们肯定也面临同样的困难，所以他们要成立校友会，帮助一些在经济上有困难的学弟学妹。这个女孩子还回家乡自己创办了一个图书室。同心实验学校是在皮村，创办于2005年，现在包括学前班有14个班大概500多名学生，帮助流动儿童让他们能继续接受好一点的教育。我在校长的办公室看到一面锦旗写着“上好学，做好人;同心情，母校恩”。在学校里面还有一家同心女工合作社，是专门为了帮助一些因为孩子太小没办法就业的女工，组织她们做一些手工产品出售。
我就先说这些新工人的文化实践，抱歉已经严重超时，本来还有一个总结，就不继续讲了。
三年前，我们在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开始开展包括“新工人文化共建”在内的实践课，所以，我所说的困惑与困难更多的正是产生于这一实践的过程之中。对我来说，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在我们(老师和同学们)和工友一起建构一种更有力量的工人文化以及斗争精神的过程中，如何去清理并认识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怎样进一步地找到阻碍我们团结与斗争的东西，最终摸索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觉得现在对于工人问题有一种言说的困境，这种困境不是指我们不谈工人问题，而是指媒体在表达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理论模式的套用，比如说，对于去年广州大学城200多名环卫工人和校内大学生一起去维权这件事，在“新生代”这样一个自媒体、新媒体的发声渠道，它会在与资本斗争的框架里去讨论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的维权要求。而中山大学的何高潮教授则又是在保持市场活力、限制市场野性的框架里来谈工人的维权问题的，(见新浪博客《中大何高潮教授对大学城环卫工事件的思考》)。那就变成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框架都可以解释套用，于是我发现这里面还是有很大的裂缝。虽然媒体报道很多了，但事实上，我们对工人其实是不了解的，包括整个过程产生的机制以及工人对自身抗争的理解。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对工人问题研究方面的第一个困境——言说的困境，即如果理论框架先行的话，我们就会把很多原本具有复杂性的工人问题给简单化了。再举一个例子，吕途老师前天和上海大学新工农知行社的同学在交流过程中提到：北京工友之家工人大学里的一些工友是抱着希望回到家乡做合作社的目标来参加学习的，他们就是在家乡听到工大招生的消息，而来报名学习的。但就在前两天，“破土”公众号上又出来一篇文章，题目是《经济危机来了，回家种地去?别做梦了!》。你会发现关于“到底能不能返乡种地”有许多矛盾性的说法或者经验。那么，促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的条件又是什么?这是最关键的，而这些问题也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地清理。所以这里面就体现出了文化在社会层面的重要性，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其实并不是一个短路连接的关系，这些看似矛盾的各种经验或者说法都产生于处于结构中层的社会生活层面，可能有地域性与偶然性，但也有必然性，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生活现实，一边调查，一边行动，去搞清楚。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我觉得再树立一种话语也很困难，就是说现在我们和工友一起做活动，做建构，做推动的最终目的是“再政治化”，这个目标是比较高远的，也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培养承担反抗压迫与剥削这一历史使命的主体。而在这一过程中要去树立一种话语更需要找到一种方法论去回应各种充满了矛盾性与复杂性的困难与问题。我所说的这种“回应”可以在回观历史的过程中找到比较有效的先例，比如在解放战争直至建国以后我们采用的政治化的动员方式是“土改”与“翻身做主人”，采用这样一套话语可以起到切中要害的作用，但是现今用什么样的话语才能切中要害?我觉得十分困难。你会发现用维护权益的说法反而更加贴近生活，而采用我们要与资本斗争这样的话语去和工人言说反而会觉得比较困难。我在这里想分享概括一下我感觉到的内部的复杂性，可能有些概括并不那么合适，也是本着相互探讨的愿望，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特别好，这是一个很难得的让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互相对话和切磋的机会。
我觉得其中一个很大的复杂性是在于有一种高度的统一和深刻的隔阂，这种高度的统一和深刻的隔阂既指工人内部又指工人与市民之间。工人内部的话，比如我接触得比较多的是一些服务业的工友，他们在饭店打工，可能在我们的想象中他们需要传配菜呀，可能会有更多的配合，但是也不一定，他们彼此之间也存在一种微妙的竞争关系，但也不能如此绝对，因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有着互帮互助的深情厚谊，这就呈现出在生活层面存在于工人内部的复杂性。(其实想想我们自己，虽然工作内容不同，很多时候与同事的关系不也是这样嘛。)至于工人和市民之间，“统一”是指工人对自己的认定以及对未来的设想也是比较小资产化的，在这方面就体现出和市民的许多共性。当然我用“工人”、“市民”这样的字眼可能也有问题，但是我目前不知道怎样用更合适的方式去清理、区分现在的社会阶层，因为说“工人”的话，我们是从大工业生产、雇佣劳动这样的角度去界定的，而“市民”则又是在城乡二元对立的角度去界定的，其实这两个群体彼此之间会有重叠和交叉。包括吕途老师刚才提到的“新工人”和“新穷人”，汪晖老师对“新穷人”就是从消费的角度来界定的，他对“工人”反而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去界定的，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有待清理的复杂而纠缠的关系。“隔阂”则是指我们(工人和市民)共同面对生活的压力、对自己的未来有着共同的而模糊的设想，同时都感觉到了焦虑，都觉得自己很底层，然后面对这样一些问题都或多或少会采取逃避的态度，但是，彼此之间却非常不了解，很隔膜。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和一位工友交流，当他跟我说他是后厨的学徒的时候，如果他不详细介绍的话，我根本想象不出他跟他的师傅、厨房同事之间是怎样的日常关系，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之间有一层隔膜存在的体现。我对他的日常生活想象不出来，所以这个对话也很难非常地深入。再一个，他对我也不了解，他跟我打招呼的时候就会跟我说“高大姐，你那个‘教授’去考了吗?”所以，同是雇佣劳动，在经济体系上处于类似的位置，但在日常生活层面互相隔膜，就难以产生共鸣。
除此之外，还有“个人与集体”的问题。比如我会发现工友们个人身上有很多非常好的品质，那怎么将这种个人的品质发挥成集体性的，成为集体团结的基础，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困难。我有时会想，在上海遇到了非常好、非常有潜质的工友，而上海的氛围太单薄了，可能他们在北京工友之家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启发，成长为工人中的骨干，但是在上海就好像缺乏这样的环境，我就觉得心里很窝火。
由这一点可以联系到《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话，叫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两天我在琢磨这句话，发现这句话很有意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里头的逻辑关系就很有意思，既不分先后又互为条件。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感触，还没有能太好地去想怎么在当下的条件下去把个人的品质与集体性的东西联系起来。
第三个矛盾或者说困难，是我们看到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的趋势和日常生活的感觉难以相互衔接。比如，现在很多做生意的朋友都会觉得现在中国经济很不好，这个不好就是指亏损，没有需求，东西卖不出去。但是也没有崩溃，大家还是一如既往地这么过着。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冒出来一个情势的危机，什么时候又演变成为一个总体性的危机，这其中也有很多问题没有厘清。包括现在又有一个劳动力外移的趋势，那么，中国经济结构的转换对工人的状况以及工人团结的可能性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这之中，日常生活的经验与大的经济结构趋势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如何打通在这两个层面上的体会、观察与判断?
还有我想说的一点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时候理论上会有一个立场，就是从左翼的角度去介入、去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宪政的、公民权的那套话语，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公民权的话语还是具备有效性的，有的时候甚至不是公民权的话语，而是非常传统的、人道主义的、更加贴近切身利益的说法更能够引起工友的共鸣，从而成为与工友一起讨论并介入现实问题的线索。当然这可能也涉及到如何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再政治化”的问题。
最后一个是左翼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的问题。我最近在反思为什么北京工人之家比较成功，而在上海的开展就很困难或者说需要很长时间去推动，要总结北京工友之家的成功经验，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个当中有两点比较重要，其一是知识生产，不是为了“纯学术”的生产，而要突破知识分子自身的局限，那样的话，我们看问题和提问的方式就会不一样，这种结合也是非常物质性的，必须基于和工友在有些日常生活的层面接触共事，共同去做事情这样一个物质性的过程。我和劳动NGO的叶忠林一起交流的时候，他的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比如说，他在看有些学术文章的时候觉得不满意，有些文章不断地重复提工人的问题是资本的压迫，工人被商品化了。他认为这些东西是但凡关心一点工人问题的人都应该知道的，他所关心的是后面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促进工人再团结，或者说怎么去面对被压迫被商品化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知识生产如果是和实践结合起来的话，我们提问的方式会不同、目标也会不同。而这样的结合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互相塑造的过程，我所说的“互相塑造”是指通过与工人做实质性的接触，使我们实际的日常生活有一种叠加、融合、交织的话，那这里面就产生了一种互为主体的趋势。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在这种结合的当中可以再去做力量对比的分析，因为很多时候就像吕途老师刚才说到的，有经济上的谎言在，我凭自己的经验经验也感到有很多的事情、困难，矛盾与复杂性在里面，这其实还是由于认知不够。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在一起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去清理这些问题，去分析现在的力量对比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们的敌人的情况，我们的统一战线到底是和谁在一起?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最后我想说我特别佩服工友之家的地方就在于，它在不同的阶段都能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主要矛盾，如果我们回顾它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它在每一个时期做的事情都是针对当时的主要矛盾。比如说，一开始是文化建设，再到后来是做打工博物馆，等于是在文化创作的过程中不忘历史，去梳理建构工人自己的历史，然后它又做同心实验学校，回应皮村打工子弟的教育这一迫切的现实问题与矛盾焦点，后面它又做团结经济，我觉得是更厉害的了，走到了经济基础这个层面了。我特别想学习的地方就是它在每一个时期都能发现主要问题并做出针对性的实践，并不断地发展到现在的这样一种意识和能力。
我的想法就说到这儿。谢谢。
录音整理：李诗頔、李欣然(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生)，文稿经发言人审订。
2015年11月26日，上海师范大学尚思工作坊邀请北京工友之家吕途老师来到上海，围绕她的两本研究新工人的著作以及北京工友之家近年的文化实践，召开了这次座谈会。会议就中国新工人的现状与文化自觉，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关联性以及新文化的未来等问题展开了严肃的讨论，我们在这里选编了三位引言人的发言，以飨读者。 “中国新工人与新文化”座谈会纪实 关键词：新工人 新文化 阶级
2015年11月26日，上海师范大学尚思工作坊邀请北京工友之家的吕途老师来到上海，围绕着她的两本著作《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以及北京工友之家近年来的文化实践，召开了“中国新工人与新文化”座谈会。会议就中国新工人的现状与文化自觉，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关联性以及新文化的未来等问题展开了严肃的讨论，我们在这里选编了三位引言人的发言，以飨读者。
下面我将分三部分来展开我的引言，第一个部分是历史回忆，第二个部分是我所看到的、体会到的今天的挑战和机遇，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是对中国新工人、新文化的思考。其中前面两个部分，我说过，我是一点都没有把握，因为我没有那样的视野和深度去谈这么大的主题。但是，要想谈论现在，必须回顾历史，所以我也只好斗胆进入。
“新”文化的百年激荡 在座各位大多是做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的，你们对过去一百年的历史的了解比我要多得多，而我之所以要触及我不甚了解的一百年前的历史，是因为我们这个议题本身的宏大——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新工人”与“新文化”都是十分重大的话题。“工人”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话题，从人数，到概念，到革命运动，特别重大!然后，“文化”，特别是当我们提到“新文化”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可以从1915年开始讲起，距今正好100年!也许是一个巧合，或者说是一个机遇，我们真的在100年后的2015年，居然一不小心给自己定了这么一个题目：“中国新工人与新文化”。那么我们是不是有能力承担起对这样一个话题的讨论?我一点把握都没有，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我的一点点的想法吧。
对历史的回顾，会非常的简短，因为我没有把握的自信。1915年，一百年前究竟是什么样子?现在我只能靠读书去了解，而对于通过二手资料得来的信息，我总是那样的不自信，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把握、去分析。大家都知道1915年开始、1919年前后达到高潮的新文化运动，那个时候，变革者面对的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思想和旧礼教，所以提倡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这是一个历史阶段。
然后，我们往前做一个很大的跨越，我们就来到了1949年，经过中国革命，这样一个跨越非常巨大。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现实相结合，这是在人类历史上也没有过的：通过土地革命，确立人民当家做主的历史地位，然后建立社会主义中国。建立新中国以后，国家通过制度化和政治化来试图保证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但是，因为新中国的建立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他也必然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现实问题，比如官僚主义、管理的僵化，还有我们众多人至今觉得如噩梦一样的群众运动对个体的挟裹的历史记忆，等等。那么这是又一个历史阶段。
接下来，我们再往前跨越一大段时间，就到了1979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因为方向感模糊，我们就急切地引进了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和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并且，抱着这些东西，我们过于轻率地否定了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传统。最近这三十年，中国抱着这样一个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理论，就把我们中国纳入到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中，这样一个过程，它好像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我期望它还没彻底完成。以上就是我对过去百年历史的简单回顾，我将他分作这样的三个阶段来看。我做这样的划分，和我们今天要谈的“文化”特别相关。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从来都是统治阶级和利益集团利用文化来统治被统治阶级的这样一个历史，也就是说，文化从来就是很重要的统治手段。而进步的、革命的力量，也同样需用文化来改造社会。这是人类历史的事实。从这三个历史阶段的状况来看，文化的这一功能无疑是表现得非常明晰了，我就不做具体的展开和深入了。
今天的挑战和机遇 第二部分，我要谈谈“今天的挑战和机遇”。前面我说到，不把握历史，就不能把握现在，但要想解决现在的问题，那还必须立足当下，而不能仅仅从历史去推导。所以我在简单的回顾之后先把历史放下，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挑战和机遇，我将从政治、经济、阶级、思想文化这四个方面来谈论这个问题。
政治方面
我感到，其实我们大家现在都很担忧，我们不仅为我们每个人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担忧，我们也为为我们的政府担忧……可以说，我们已进入了一个政治矛盾越来越尖锐的时期。我对普通群众稍微了解得多一点，我的一个直接的体会是，我们的思想非常混乱和迷茫，这种混乱和迷茫，一方面是一个大挑战，但同时我也从中看到了一种机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可能在改革开放之初，那时候我们迷茫，却还觉得有一个西方梦、美国梦等着我们去实现。但是现在，经过新自由主义这三十年来对全世界的破坏，这个美国梦已逐渐露出了它虚伪和邪恶的面目。另一方面，我们本国的社会主义遗产、革命的遗产，又因为带着“群众运动”的噩梦，让人警惕，甚至被污名化——这段历史我没有经历过，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去仔细地考察每一个历史瞬间，但我觉得如果简单粗暴地将革命和社会主义标签化、面具化的话，其后果将是又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在现实中，因为政党代言人的言行不一，让我们的群众一定程度上对政党也失去了信任。所以，整个政治范畴，从以上几个方面来说，我们陷入了一种巨大的迷失之中。
经济方面
从经济方面去思考的话，说到经济理论，可能是千年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的理论，往往被西方经济学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加以抹杀，避而不谈。西方资本主义为了维护它这样的一种欺骗性的经济制度，用“西方经济学”这一套知识给大众洗脑。但是，现实总会揭露谎言，人们渐渐看出事实不是这样的。
从经济现状讲，全球陷入经济危机，中国经济状况也不乐观。回到中国的现实，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面临一个特别大的博弈：在城市中，或者说在工业体系内，是集体、公共资源正在通过私有制这样一种形式不断地被瓜分;而在农村，资本主义用各种各样的欺骗性的圈地的手段，最终想达到农村土地私有化的目的。这两个趋势是在城乡同时进行的。如果它们一旦完成了，我们的中国也就完全变了。而资本的力量之所以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去完成，而是通过各种欺骗的、遮遮掩掩的手段在做，是因为还有反对它的力量在跟它博弈。这是我所看到的经济方面的一个现状。
阶级
谈到“阶级”，对于这个词，虽然我写了两本关于工人的书，但是我一直没有在书中使用“阶级”这个词。一是因为我把握不好，再一个，现实也告诉我，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判断。过去的历史也许我们还可以去判断，因为有那么多的革命家、理论家，他们已经书写了“阶级”的历史和问题，如果稍稍回顾一下的话，新中国成立之前，无产阶级可能是由三部分人组成的：在农村是没有土地的佃农，在城市史极端贫困的工人，还有没有生产资料的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用制度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但是，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地位是用制度去保障的，工人被认为是主人，但是这个“主人”地位不是工人群体中的每一个人去斗争争取而来的，所以后来也就轻易地被夺走了。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中是一个怎样的阶级和群体状况呢?近十几年来，我们在城市看到一个数量巨大的廉价劳动力群体的形成。而大学生朋友们毕业后，很多也很不情愿地跨入了“新穷人”这样一个行列。在城市了出现了“新工人”和“新穷人”这两个群体。在农村，因为还不敢明目张胆地施行土地私有制，所以“新佃农”暂时还没有出现，但是如果圈地继续下去，并且最终揭去自己欺骗的面纱，我想“新佃农”的现实很快就会非常残酷的、可怕地摆在我们面前。到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还回不回得了头。这是我对“阶级”这一方面的一点粗浅的看法。
文化斗争
最后谈谈“思想文化”，我不想专门地谈思想、思潮本身，这中间包含太多的头绪，我很难把握，我就想从文化斗争的角度来谈一谈。众所周知，语言文字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载体，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表达形式，如果没有掌握语言文字，就很难记录、表达、传播和传承文化，人们如果不掌握这样一个形式的话，就很难参与文化领域的思想斗争。我想从这个角度去谈一点我的想法。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底层人、被统治阶级是不掌握文字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参与到文字记录文化的历史中，只有到了近代，被统治阶级，或者说底层，才走出了普遍的文盲状态，这其实是一个离我们很近的历史。我上个星期还跟北京皮村工友文学小组一起重温了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我们重温这篇讲话的时候，我们对比了那个时代和我们今天的状况。因为毛主席的讲话其实是讲给知识分子的，那些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因为延安的工农群众大部分都是文盲，所以书写工农大众的文化的工作就需要由这些外来的知识分子来完成。但是知识分子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倾向、立场观点，甚至是脱离工农的。毛主席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这个座谈会的讲话上，针对各种各样的问题跟文艺工作者们交流，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这些问题。当我和工友们重读这个讲话的时候，我们发现，今天时代已经改变了，因为我们文学小组的工友——当然也有小学毕业的，但更多的是初中、高中的毕业生，他们都有掌握语言文字运用的能力，他们写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最近这一段时间，被很多比较关心底层的新媒体所采用。做这样的一个回顾，我想说的是，今天的广大人民群众具备了直接进行文化斗争的基本能力和可能性，这一点，我认为是思考我们今天的“新文化”的一个核心。
中国新工人与新文化 最后一个部分，我谈谈对中国新工人、新文化的一点点思考。我敢在这里分享，也是因为昨天上师大的老师对我的一点鼓励，其中一位老师说，对新工人中积极文化的思考一定要继续下去。
做统一的人
我在现实中体会到，在跟工友们的交流中体会到，也包括和很多大学生、大学毕业生的交流中体会到，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很多痛苦的、不乐观的现实，但是其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社会是断裂的，我们社会中的人非常的分裂。所以，我觉得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做统一的人”是我们新工人、新文化所应该思考的一个现实和目标。那么什么样的人“不统一”呢?那肯定就是言行不一、自欺欺人的人咯。在今天，当资本收买一切的情况下，我们发现能做到“统一”的人特别少。大多数人，由于被收买，由于为了过上所谓的“好生活”——这当然很现实，也很能够理解，但却导致了一个很严峻的状况，就是人们出现了严重的思想和精神分裂，现代人很难做到成为“统一的人”。那大家就要问了，难道工人就统一吗?也不一定。在我们工友中间，虽然在物质现实上，他是一个工人的身份，但是由于社会现实不给他出路，所以他就会幻想：我只有当了老板，我才会有出路——这也是很分裂的状况。但是一个工人毕竟每天是靠劳动来吃饭的，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所以他没有什么遮遮掩掩，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这一点，就是一个工人可能做一个统一的人的最现实的物质基础。
做有尊严的劳动者
第二点，就是做有尊严的劳动者，不做劳动力商品。要做到这一点，在今天特别特别困难，所以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乌托邦一样的想法，但是我觉得这真的应该是我们人类、人性的一个理想吧，不光是工人的，不被当作商品来买卖，我想应该是每一个有人性的人的理想。如果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就必须尊重劳动价值。尊重劳动价值应该是我们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也是我们社会应该遵循的基本的经济规律。但是我们今天的主流媒体很少去谈这一点，因为如果大家都来谈这一点，剥削、压迫大概就进行不下去了。
刚才我提到了，我们的工友、普通劳动者已经具备了进行文化斗争的表达能力，那么他们能不能在这个历史阶段承担起某种更大的历史使命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们是否、能不能承担起来，却会决定着我们中国下一个三十年的道路。
我们知识分子，普遍有更高的文字水平，知识分子如何评价中国的前三十年、后三十年，如何对革命和发展的遗产进行总结，这对于中国，甚至世界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总结过程中，知识分子站在什么样的立场和价值观上，是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的。最后，我想问的是，知识分子是不是愿意跟工人、农民结合?是否可以参与到这个我所认同的“新文化”中来呢?
暑假里(2015年8月)我到位于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住了一个星期，直接促使我去关注这个地方的原因是吕途老师在《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这本书的后半部分中关于孙恒、王德志等五个人的章节，他们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包括一直进行到现在的探索和实践，让我去思考在今天我们大家究竟有没有新的出路。于是我就亲自跑到皮村去观察、体验一下。
首先，皮村在哪里?可能不太了解的人对皮村没有什么概念，它在朝阳区金盏乡，是位于北京东五环和东六环之间的城边村，距离北京市中心是20公里，距离首都国际机场是9公里，基本上5分钟之内肯定有至少1架飞机从皮村上空飞过去，噪音特别大。在皮村，有北京户口的常住人口有一千人，但是这里面住了两万人，基本上都是外来打工者。
我大概介绍一下工友之家的基本情况：它的全称是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成立于2002年11月，是一个非常正式的公益服务机构。它的主要工作就是为打工者群体提供社会文化、教育、权益保障以及生活环境改善等方面的服务，它提倡的是互助合作，立足社区。
我到了皮村后最鲜明一个的冲击是，拉开空间距离以后带来的时间差。在皮村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会让人觉得时间一下子倒退了差不多十五年或者二十年。这里基本上看不到三层以上的楼房，没有在上海这样的城市里想当然就可以享受到的很安全放心的用餐与购物的环境。皮村主要的商业街上，基本都是小门面的商店，比较适合打工群体的消费层次。街上坑坑洼洼，尘土飞扬，垃圾随处可见，整个环境是非常糟糕的。工友之家机构院内的生活条件也很简陋，住的集体宿舍全部是平房，没有室内的卫生间，只有旱厕，洗澡也非常不方便，只有一间浴室，夏天大家干了一天活都要排队洗澡，到了冬天，这样的条件就没办法洗澡了，会很冷。工友之家有一个给工作人员提供午饭和晚饭的公共食堂，我在那的一个多星期也是跟着食堂吃，每顿两个素菜，基本上没有荤菜，主食是米饭或者馒头。
但是，就是在这样一个可能让很多人没办法接受的客观环境里，却有着一种突破时差的文化空间，那就是以工友之家为核心组织起来的文化空间。这个机构大院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文化小广场。夏天，工友们吃完饭，大概晚上六点左右，男女老少们就会三三两两地来到这里，乘凉，打乒乓球，或者去图书室看书。在这里有工友图书室，有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有新工人剧场，还会不定期地举办一些文化活动，而且这些面向工友的活动全部都是免费的。
图书室每天晚上都会向工友开放，里面的书全都是募捐来的，工友办了借书证以后就可以免费借阅，每天有工作人员值班接待，不止是借书，也可以咨询一些其他的事情。我后来在皮村工友写的文学作品中看到一个和图书室有关的小故事，这位工友说，他最初来到图书室问工作人员有没有字典，工作人员说没有，但是可以帮他看看别的地方有没有，后来真的找来一本字典，送给了他，他很感动。一本字典看起来是小事情，但是对于一个外来务工人员来说，他在这里能得到这样友善的接待和帮助是非常暖人心的!
最近，新工人剧场也刚刚通过网络众筹修缮一新，它的基本功能是影剧演出、节假日联欢，还有一些专题讲座，张承志就在这里专门给工友讲过伊斯兰文化。这几天在网络上看到消息，新工人剧场正在举办一连串非常集中的活动，有卡拉OK大赛，反家暴的话剧，还有法律常识讲座……
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应该是机构大院的核心，它正式开放时间是2008年“五一”，创办的目的就是为了记录打工群体的文化和历史，这里面的展品和涉及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在博物馆的一块展板上写着这样的文字：“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可以说这就是创办打工博物馆的指导性诉求。大家如果有机会过去，一定要认真参观。我这里的介绍无法详尽地展开。
此外，工友之家的日常文化活动还包括文学小组、哲学小组和舞蹈课。文学小组成立时间是2014年10月，是工大第十期的一个毕业学员到工友之家实习的时候倡议的，经过集体商议和征求工友意见之后就开始了。活动方式是招募志愿者老师来讲课，机构工作人员负责组织，工友自发参与，每个周末老师来上课。前一段时间比较固定来上课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张慧瑜老师。经过将近一年的活动，工友们写出不少作品，当代文化研究网前一段时间(2015年10月)也集中做过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当代文化研究网”微信公众号。我在皮村刚好旁听了一次文学小组的课，突出的感受是在小组的活动中，“文学”的概念跟工友的现实生活联系特别紧密，这里“文学”不是一个“纯文学”那样的很狭窄的概念，也不是那种很学术的概念，它是向社会现实开放的。课上，张慧瑜老师不仅仅是和大家分享一些打工诗人的创作，还会讨论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比如当时讨论了天津爆炸案和最美的乡村女教师郜艳敏这两个事件，并且引导大家从工友的视角出发去讨论、去认识。我觉得这整个过程就是认知中国当代复杂现实的一个过程，也是调动工人们的经验和感悟，让大家讲出自己的想法的过程，积累起来就可能突破主流媒体的话语边界，逐渐推进大家的独立思考。
关于“哲学小组”，我想在这里直接引用他们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的一次学习小结，大家读了也就一目了然——
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大众哲学》第四章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的第二节“无风不起浪——事物的普遍的有机联系规律”，我们的学习方法还是每人读一段，然后有什么想法就拿出来大家讨论。这一节为啥会用无风不起浪做标题呢?因为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都和周围的人有一定的联系，实在是想不出别的来做例子，还是拿台湾那个靠压榨工人寄生的老板郭汉三说说事吧。他就是富士康的大头子，富士康的基本政策什么的都是和他有关，当富士康的一线工人跳楼自杀后他不去反省自己管理方式而是去请五台山的高僧来做法事，说富士康工人跳楼是跟风水有关，多么荒谬!现在我们就用我们学习的基本理论来分析一下富士康工人跳楼是不是跟风水有关。凡事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没有风绝不会起浪，富士康工人难道是因为风水问题跳楼吗?当然不是，富士康工人是因为忍受不了富士康工厂的那种沉重的压迫、残酷的剥削、冷酷的环境。汉三老板却不去调查研究，当然他肯定不会去调查研究，因为这就是他造成的，我们为啥会说这个问题呢，就是想让大家知道郭汉三是多么无耻，荒谬，我们要认清他的丑恶嘴脸。后面我们学到有机联系的规律，我们研究事物的时候，首先就必须认识与这事物联系着的原因和条件，就是说既然一切事物都和周围普遍的其他事物有着联系，它的发生和存在都有一定的原因和条件。拿我们身边的事来说，苑老师讲到了她了解的一个工友，讲述了工友夫妻两人把孩子放到老家让老人抚养，夫妻俩在北京打工，妻子在北京做家政帮助别人带孩子，妻子能不心痛吗?他们两人绝对不是个例，是千万个这样家庭的缩影。我们劳动者用双手创造了高楼大厦，北京的一草一木哪个不是劳动者创造的?但是我们创造了，你给应有的报酬也行啊，你让一个母亲安心带带自己孩子这也行啊，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所以说我们要去把发生这些事情的原因和条件弄清楚，要改造这个社会，必须先要认识这个社会，造成这个的原因是什么，用今天学到的就是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要知道我们有千千万万个阶级兄弟过着这样的生活啊，但是资本却把我们给分化了，让我们之间还有竞争，这就是资本的那套逻辑，我们只有认清楚了，团结起来搞团结经济才能摆脱资本的剥削和压迫。
……
接下来讲讲生产劳动和团结经济。什么是团结经济?吕途老师在《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这本书中里列了一个团结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对照的表格，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工友之家的团结经济主要是做两个部分：一个是同心互惠二手公益商店，一个是同心农园。同心互惠商店是2006年成立，现在有15家连锁二手超市，主要是动员社会闲置资源，立足工友社区，帮助打工者降低生活成本，商店的盈余又主要用来回馈工友群体的文化教育公益事业。同心农园成立于2013年，位于北京平谷。租了30亩地，种植桃树、山楂、核桃树、蔬菜，还有散养的鸡和自挖的鱼塘，收益主要用于支持流动儿童发展教育及新工人的文化教育。我在位于皮村旁边的另外一个城边村——黎各庄的一家二手店工作了一天，店里陈列的二手服装其实都特别便宜，基本上服装都是5块到20块的价格，我看到来买衣服的工友一般都是拿一个袋子装了好几件，一结算也就是五六十块钱，非常实惠。我问王德志，“你们这个互惠商店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说了三个字——“接地气”，真正给工友带去实惠。我自己的体会是，二手店以一种嵌入社区熟人社会的方式经营，来购物的工友们对店里的营业员大都非常熟悉和信任，大家来了不仅仅是购物，大家会像邻居一样聊聊天，拉拉家常。在互惠商店背后还有一系列的劳动流程，比如旧物资的募集和货物的整理。我在二手店的库房也劳动了两天，主要是把没有卖完的一些衣服和新募集到的书籍进行分拣、分类，做资源最大的消化和利用。这个工作其实是挺艰苦的，灰尘大，即便夏天也得戴口罩，更没有空调给大家降温，在室外干活就要顶着烈日。位于平谷的同心农园我也去参观了一下，农园的桃子长得非常漂亮，因为没有打化肥、膨大剂什么的，特别健康、特别好吃。这儿的经营方式是力图打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区隔，消费者无论是认购还是认养，都可以随时来参观或者参加农园举办的公益活动，用吕途老师的话来说就是用有道德的方式赚钱回馈社会。我在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那边了解到农园的短期目标是与周边的农户联合起来成立合作社。
工友之家自主创办的教育机构，一个是同心创业培训中心，我们喜欢称为“工人大学”，另一个是同心实验学校。工人大学位于在平谷张辛庄(京津冀的一个交叉带)，2009年创办，现在已经招了13期学员，主要面向新生代打工青年，全部免除食宿和学杂费，我去的时候刚好赶上工大的一个校友会。这里特别讲讲我在校友会上体会到的工大的集体主义传统。有一位第二期的学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以前只读到小学三年级。她说，他们在工大读书的时候，因为是脱产来到这边上学，大家都没有钱，很穷，等他们毕业以后就想到学弟学妹们肯定也面临同样的困难，所以他们要成立校友会，帮助一些在经济上有困难的学弟学妹。这个女孩子还回家乡自己创办了一个图书室。同心实验学校是在皮村，创办于2005年，现在包括学前班有14个班大概500多名学生，帮助流动儿童让他们能继续接受好一点的教育。我在校长的办公室看到一面锦旗写着“上好学，做好人;同心情，母校恩”。在学校里面还有一家同心女工合作社，是专门为了帮助一些因为孩子太小没办法就业的女工，组织她们做一些手工产品出售。
我就先说这些新工人的文化实践，抱歉已经严重超时，本来还有一个总结，就不继续讲了。
三年前，我们在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开始开展包括“新工人文化共建”在内的实践课，所以，我所说的困惑与困难更多的正是产生于这一实践的过程之中。对我来说，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在我们(老师和同学们)和工友一起建构一种更有力量的工人文化以及斗争精神的过程中，如何去清理并认识我们所遇到的困难，怎样进一步地找到阻碍我们团结与斗争的东西，最终摸索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觉得现在对于工人问题有一种言说的困境，这种困境不是指我们不谈工人问题，而是指媒体在表达的时候会有不同的理论模式的套用，比如说，对于去年广州大学城200多名环卫工人和校内大学生一起去维权这件事，在“新生代”这样一个自媒体、新媒体的发声渠道，它会在与资本斗争的框架里去讨论广州大学城环卫工人的维权要求。而中山大学的何高潮教授则又是在保持市场活力、限制市场野性的框架里来谈工人的维权问题的，(见新浪博客《中大何高潮教授对大学城环卫工事件的思考》)。那就变成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框架都可以解释套用，于是我发现这里面还是有很大的裂缝。虽然媒体报道很多了，但事实上，我们对工人其实是不了解的，包括整个过程产生的机制以及工人对自身抗争的理解。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对工人问题研究方面的第一个困境——言说的困境，即如果理论框架先行的话，我们就会把很多原本具有复杂性的工人问题给简单化了。再举一个例子，吕途老师前天和上海大学新工农知行社的同学在交流过程中提到：北京工友之家工人大学里的一些工友是抱着希望回到家乡做合作社的目标来参加学习的，他们就是在家乡听到工大招生的消息，而来报名学习的。但就在前两天，“破土”公众号上又出来一篇文章，题目是《经济危机来了，回家种地去?别做梦了!》。你会发现关于“到底能不能返乡种地”有许多矛盾性的说法或者经验。那么，促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的条件又是什么?这是最关键的，而这些问题也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地清理。所以这里面就体现出了文化在社会层面的重要性，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其实并不是一个短路连接的关系，这些看似矛盾的各种经验或者说法都产生于处于结构中层的社会生活层面，可能有地域性与偶然性，但也有必然性，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生活现实，一边调查，一边行动，去搞清楚。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我觉得再树立一种话语也很困难，就是说现在我们和工友一起做活动，做建构，做推动的最终目的是“再政治化”，这个目标是比较高远的，也就是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培养承担反抗压迫与剥削这一历史使命的主体。而在这一过程中要去树立一种话语更需要找到一种方法论去回应各种充满了矛盾性与复杂性的困难与问题。我所说的这种“回应”可以在回观历史的过程中找到比较有效的先例，比如在解放战争直至建国以后我们采用的政治化的动员方式是“土改”与“翻身做主人”，采用这样一套话语可以起到切中要害的作用，但是现今用什么样的话语才能切中要害?我觉得十分困难。你会发现用维护权益的说法反而更加贴近生活，而采用我们要与资本斗争这样的话语去和工人言说反而会觉得比较困难。我在这里想分享概括一下我感觉到的内部的复杂性，可能有些概括并不那么合适，也是本着相互探讨的愿望，因为我觉得这个机会特别好，这是一个很难得的让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互相对话和切磋的机会。
我觉得其中一个很大的复杂性是在于有一种高度的统一和深刻的隔阂，这种高度的统一和深刻的隔阂既指工人内部又指工人与市民之间。工人内部的话，比如我接触得比较多的是一些服务业的工友，他们在饭店打工，可能在我们的想象中他们需要传配菜呀，可能会有更多的配合，但是也不一定，他们彼此之间也存在一种微妙的竞争关系，但也不能如此绝对，因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也有着互帮互助的深情厚谊，这就呈现出在生活层面存在于工人内部的复杂性。(其实想想我们自己，虽然工作内容不同，很多时候与同事的关系不也是这样嘛。)至于工人和市民之间，“统一”是指工人对自己的认定以及对未来的设想也是比较小资产化的，在这方面就体现出和市民的许多共性。当然我用“工人”、“市民”这样的字眼可能也有问题，但是我目前不知道怎样用更合适的方式去清理、区分现在的社会阶层，因为说“工人”的话，我们是从大工业生产、雇佣劳动这样的角度去界定的，而“市民”则又是在城乡二元对立的角度去界定的，其实这两个群体彼此之间会有重叠和交叉。包括吕途老师刚才提到的“新工人”和“新穷人”，汪晖老师对“新穷人”就是从消费的角度来界定的，他对“工人”反而是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去界定的，所以这里面还有很多有待清理的复杂而纠缠的关系。“隔阂”则是指我们(工人和市民)共同面对生活的压力、对自己的未来有着共同的而模糊的设想，同时都感觉到了焦虑，都觉得自己很底层，然后面对这样一些问题都或多或少会采取逃避的态度，但是，彼此之间却非常不了解，很隔膜。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和一位工友交流，当他跟我说他是后厨的学徒的时候，如果他不详细介绍的话，我根本想象不出他跟他的师傅、厨房同事之间是怎样的日常关系，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之间有一层隔膜存在的体现。我对他的日常生活想象不出来，所以这个对话也很难非常地深入。再一个，他对我也不了解，他跟我打招呼的时候就会跟我说“高大姐，你那个‘教授’去考了吗?”所以，同是雇佣劳动，在经济体系上处于类似的位置，但在日常生活层面互相隔膜，就难以产生共鸣。
除此之外，还有“个人与集体”的问题。比如我会发现工友们个人身上有很多非常好的品质，那怎么将这种个人的品质发挥成集体性的，成为集体团结的基础，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困难。我有时会想，在上海遇到了非常好、非常有潜质的工友，而上海的氛围太单薄了，可能他们在北京工友之家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启发，成长为工人中的骨干，但是在上海就好像缺乏这样的环境，我就觉得心里很窝火。
由这一点可以联系到《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话，叫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两天我在琢磨这句话，发现这句话很有意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里头的逻辑关系就很有意思，既不分先后又互为条件。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感触，还没有能太好地去想怎么在当下的条件下去把个人的品质与集体性的东西联系起来。
第三个矛盾或者说困难，是我们看到的宏观政治经济结构的趋势和日常生活的感觉难以相互衔接。比如，现在很多做生意的朋友都会觉得现在中国经济很不好，这个不好就是指亏损，没有需求，东西卖不出去。但是也没有崩溃，大家还是一如既往地这么过着。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冒出来一个情势的危机，什么时候又演变成为一个总体性的危机，这其中也有很多问题没有厘清。包括现在又有一个劳动力外移的趋势，那么，中国经济结构的转换对工人的状况以及工人团结的可能性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在这之中，日常生活的经验与大的经济结构趋势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如何打通在这两个层面上的体会、观察与判断?
还有我想说的一点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时候理论上会有一个立场，就是从左翼的角度去介入、去批评(资产阶级)自由宪政的、公民权的那套话语，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公民权的话语还是具备有效性的，有的时候甚至不是公民权的话语，而是非常传统的、人道主义的、更加贴近切身利益的说法更能够引起工友的共鸣，从而成为与工友一起讨论并介入现实问题的线索。当然这可能也涉及到如何在这个基础之上进行“再政治化”的问题。
最后一个是左翼知识分子与工人相结合的问题。我最近在反思为什么北京工人之家比较成功，而在上海的开展就很困难或者说需要很长时间去推动，要总结北京工友之家的成功经验，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工人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这个当中有两点比较重要，其一是知识生产，不是为了“纯学术”的生产，而要突破知识分子自身的局限，那样的话，我们看问题和提问的方式就会不一样，这种结合也是非常物质性的，必须基于和工友在有些日常生活的层面接触共事，共同去做事情这样一个物质性的过程。我和劳动NGO的叶忠林一起交流的时候，他的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比如说，他在看有些学术文章的时候觉得不满意，有些文章不断地重复提工人的问题是资本的压迫，工人被商品化了。他认为这些东西是但凡关心一点工人问题的人都应该知道的，他所关心的是后面我们应该怎么办，怎么促进工人再团结，或者说怎么去面对被压迫被商品化的问题。所以我觉得，知识生产如果是和实践结合起来的话，我们提问的方式会不同、目标也会不同。而这样的结合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互相塑造的过程，我所说的“互相塑造”是指通过与工人做实质性的接触，使我们实际的日常生活有一种叠加、融合、交织的话，那这里面就产生了一种互为主体的趋势。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在这种结合的当中可以再去做力量对比的分析，因为很多时候就像吕途老师刚才说到的，有经济上的谎言在，我凭自己的经验经验也感到有很多的事情、困难，矛盾与复杂性在里面，这其实还是由于认知不够。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在一起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去清理这些问题，去分析现在的力量对比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我们的敌人的情况，我们的统一战线到底是和谁在一起?我觉得这样的做法可能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最后我想说我特别佩服工友之家的地方就在于，它在不同的阶段都能非常敏锐地捕捉到主要矛盾，如果我们回顾它的发展历程，会发现它在每一个时期做的事情都是针对当时的主要矛盾。比如说，一开始是文化建设，再到后来是做打工博物馆，等于是在文化创作的过程中不忘历史，去梳理建构工人自己的历史，然后它又做同心实验学校，回应皮村打工子弟的教育这一迫切的现实问题与矛盾焦点，后面它又做团结经济，我觉得是更厉害的了，走到了经济基础这个层面了。我特别想学习的地方就是它在每一个时期都能发现主要问题并做出针对性的实践，并不断地发展到现在的这样一种意识和能力。
我的想法就说到这儿。谢谢。
录音整理：李诗頔、李欣然(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本科生)，文稿经发言人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