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自然 - 2016/1/30 11:18:35
2016-01-30 10:40:28 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许利平
越共十二大上取得连任的阮富仲，则在南海问题上表现相对温和。他希望通过现有的双边机制，来解决中越存在的南海争端。
一开始，大会就被一些西方媒体解读为“亲华派”和“亲美派”之争，他们时而为“亲华派”阮富仲连任总书记失望，时而又为”亲美派“阮晋勇总理最后一搏“寄予厚望”，明显带有“冷战”思维。如今随着西媒怅然离去，另一个疑问随之产生，被视作“亲华派”的阮富仲连任总书记，南海会有什么不同吗?
十二大后，南海会有何不同？
媒体之上，阮晋勇和阮富仲被贴上了鲜明的标签——前者强硬，后者温和。
比如，对于中越在9.81钻井平台事件的冲突上，两人的做法就对比鲜明。阮晋勇的强势态度，可以说让他对越南境内冲击中资企业的暴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越南国内，阮晋勇推出了一些“去中国化“的措施，但收效甚微。此外，他访问印度等国，密切越南与印度的安全合作，增强了越南对抗中国在南海争端的砝码。诸如最近印度将在越南建立的卫星监测站，就是阮晋勇2014年访印的成果。
而越共十二大上取得连任的阮富仲，则在南海问题上表现相对温和。他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表刺激中国的言论。他希望通过现有的双边机制，来解决中越存在的南海争端。
虽然两人在维护越南主权方面外在表现不同，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必然从越南角度权衡利弊。基于中越通过和平谈判的双边渠道解决了中越陆地边界问题，这种模式嫁接在南海争端的解决，我们也不宜抱着悲观的态度。目前，中越两党领导人就管控好和妥善处理分歧，达成了《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只要中越双方在两党的顶层设计框架下，本着相互尊重、友好协商的态度，寻求双方均能接受的基本和长久解决办法，中越友好合作的大局就不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越友好不仅有历史传统，更有一定现实的必要性。据中国海关统计，2015年中越双边贸易总额958.19亿美元，同比增长14.6%。中国连续十二年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一跃成为中国在东盟国家第二经贸伙伴。
正如越共阮富仲总书记在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越南会“加强和深化与各伙伴尤其是对国家发展事业起到重要作用的战略伙伴和大国的关系”。
“越南特色”选举制度
此次十二大除了中越关系走向值得关注，会议议程的“越南特色”也让人眼前一亮。
越共十二大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要通过差额选举越共中央委员，然后在此基础上，选举越共政治局委员、总书记和其他国家领导人。
根据相关议程，越共就十二大的人事安排做了充分的酝酿，并于2016年1月13日，通过了越共十二大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提名人选，表决通过了属“特别情况”参选连任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的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内的提名人选名单，以及越共十二大主席团、秘书处和与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
这些名单的产生是根据越共选举规则和规矩进行的，有别于西方式“竞争性选举”结果，更多是协商和选举相结合的结果，是一个长期磨合的结果，这似乎与西方的选举政治存在一定的差距，体现的是亚洲特色和东方智慧。
自越南革新开放以来，越共领导层基本沿袭南北分享权力的格局，即党的总书记基本上由以河内为中心的北方人担任，主管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工作;国家主席为中部人;国家总理为以胡志明市为中心的南方人，主管经济工作。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北方派属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派，对改革比较谨慎，而南方派则更加积极推进市场经济，属于较为激进的改革派，较倾向于西方。但近年来，随着军队和公安地位的提升，越共权力结构发生了一些细微变化，一定程度上，较多受利益集团影响。
随之而来的越共“危机”
越共十二大是在越南革新开放30周年之际举行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重要会议。对越南革新开放30年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凝聚全党共识，稳步推进革新开放事业，推动越南快速、可持续发展，是越共十二大所讨论的重要内容。
1986年以前，越南的人均GDP不足100美元，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30年后，越南成为中等收入的国家，被世界各大评级机构冠以各种美誉，比如“亚洲新兴经济体”、“展望五国”、“亚洲第二”、“四小虎”等。
尽管越南革新开放3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1994年召开的越共七届中期会议上提出的“四大危机”， 即经济落后危机、国际竞争危机、党内腐败危机、和平演变危机依然没有彻底消除。
经济落后的危机是由于越南经济基础薄弱造成的，这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随着全球化和一体化步伐加快，落后的越南工业化水平面临国际竞争危机。为此，这次越共十二大就2020年尽快实现工业化制定了社会经济战略。而党内腐败危机与和平演变的危机，这需要加强越共党内自身建设，强化党员的信念教育和反腐败教育显得十分必要。
当前，越南和平演变危机朝着复杂化的方向发展。越共党内出现了“自我演变”“自我转化”的现象。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于党、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有所下降。
作为中国以外最大的共产党执政国家，越共的现状和危机值得中国借鉴。近年来，中越高层间的频繁互动，也让人看到两国执政党关系发展的好苗头。
2015年11月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越南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我国最高领导人时隔十年再次访问越南。随后，中越就北部湾湾口外共同考察实地作业和中越建立国防部长热线等取得进展，这体现了中越两国的互信在不断增强。
在越南十二大闭幕之际，宋涛作为习进平总书记的特使访问越南，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越共十二大的高度重视与期待。
回到中越关系的话题上。尽管中越还存在南海争端，双方发生一些分歧和矛盾也在所难免。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中越关系存在着“合作与斗争”的阶段性特点。只要中越双方坚持共产党领导和保持社会主义方向，共同抵御西方的“和平演变”的企图，那么中越解决彼此分歧的政治意愿就会更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就会更坚实。
越共十二大上取得连任的阮富仲，则在南海问题上表现相对温和。他希望通过现有的双边机制，来解决中越存在的南海争端。
一开始，大会就被一些西方媒体解读为“亲华派”和“亲美派”之争，他们时而为“亲华派”阮富仲连任总书记失望，时而又为”亲美派“阮晋勇总理最后一搏“寄予厚望”，明显带有“冷战”思维。如今随着西媒怅然离去，另一个疑问随之产生，被视作“亲华派”的阮富仲连任总书记，南海会有什么不同吗?
十二大后，南海会有何不同？
媒体之上，阮晋勇和阮富仲被贴上了鲜明的标签——前者强硬，后者温和。
比如，对于中越在9.81钻井平台事件的冲突上，两人的做法就对比鲜明。阮晋勇的强势态度，可以说让他对越南境内冲击中资企业的暴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越南国内，阮晋勇推出了一些“去中国化“的措施，但收效甚微。此外，他访问印度等国，密切越南与印度的安全合作，增强了越南对抗中国在南海争端的砝码。诸如最近印度将在越南建立的卫星监测站，就是阮晋勇2014年访印的成果。
而越共十二大上取得连任的阮富仲，则在南海问题上表现相对温和。他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表刺激中国的言论。他希望通过现有的双边机制，来解决中越存在的南海争端。
虽然两人在维护越南主权方面外在表现不同，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必然从越南角度权衡利弊。基于中越通过和平谈判的双边渠道解决了中越陆地边界问题，这种模式嫁接在南海争端的解决，我们也不宜抱着悲观的态度。目前，中越两党领导人就管控好和妥善处理分歧，达成了《关于指导解决中越海上问题基本原则协议》。只要中越双方在两党的顶层设计框架下，本着相互尊重、友好协商的态度，寻求双方均能接受的基本和长久解决办法，中越友好合作的大局就不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
从另一个角度看，中越友好不仅有历史传统，更有一定现实的必要性。据中国海关统计，2015年中越双边贸易总额958.19亿美元，同比增长14.6%。中国连续十二年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越南一跃成为中国在东盟国家第二经贸伙伴。
正如越共阮富仲总书记在十二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越南会“加强和深化与各伙伴尤其是对国家发展事业起到重要作用的战略伙伴和大国的关系”。
“越南特色”选举制度
此次十二大除了中越关系走向值得关注，会议议程的“越南特色”也让人眼前一亮。
越共十二大的重要议程之一，就是要通过差额选举越共中央委员，然后在此基础上，选举越共政治局委员、总书记和其他国家领导人。
根据相关议程，越共就十二大的人事安排做了充分的酝酿，并于2016年1月13日，通过了越共十二大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提名人选，表决通过了属“特别情况”参选连任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的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在内的提名人选名单，以及越共十二大主席团、秘书处和与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
这些名单的产生是根据越共选举规则和规矩进行的，有别于西方式“竞争性选举”结果，更多是协商和选举相结合的结果，是一个长期磨合的结果，这似乎与西方的选举政治存在一定的差距，体现的是亚洲特色和东方智慧。
自越南革新开放以来，越共领导层基本沿袭南北分享权力的格局，即党的总书记基本上由以河内为中心的北方人担任，主管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工作;国家主席为中部人;国家总理为以胡志明市为中心的南方人，主管经济工作。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北方派属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派，对改革比较谨慎，而南方派则更加积极推进市场经济，属于较为激进的改革派，较倾向于西方。但近年来，随着军队和公安地位的提升，越共权力结构发生了一些细微变化，一定程度上，较多受利益集团影响。
随之而来的越共“危机”
越共十二大是在越南革新开放30周年之际举行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重要会议。对越南革新开放30年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凝聚全党共识，稳步推进革新开放事业，推动越南快速、可持续发展，是越共十二大所讨论的重要内容。
1986年以前，越南的人均GDP不足100美元，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30年后，越南成为中等收入的国家，被世界各大评级机构冠以各种美誉，比如“亚洲新兴经济体”、“展望五国”、“亚洲第二”、“四小虎”等。
尽管越南革新开放3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1994年召开的越共七届中期会议上提出的“四大危机”， 即经济落后危机、国际竞争危机、党内腐败危机、和平演变危机依然没有彻底消除。
经济落后的危机是由于越南经济基础薄弱造成的，这在短时间内难以改变。随着全球化和一体化步伐加快，落后的越南工业化水平面临国际竞争危机。为此，这次越共十二大就2020年尽快实现工业化制定了社会经济战略。而党内腐败危机与和平演变的危机，这需要加强越共党内自身建设，强化党员的信念教育和反腐败教育显得十分必要。
当前，越南和平演变危机朝着复杂化的方向发展。越共党内出现了“自我演变”“自我转化”的现象。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对于党、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有所下降。
作为中国以外最大的共产党执政国家，越共的现状和危机值得中国借鉴。近年来，中越高层间的频繁互动，也让人看到两国执政党关系发展的好苗头。
2015年11月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越南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我国最高领导人时隔十年再次访问越南。随后，中越就北部湾湾口外共同考察实地作业和中越建立国防部长热线等取得进展，这体现了中越两国的互信在不断增强。
在越南十二大闭幕之际，宋涛作为习进平总书记的特使访问越南，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越共十二大的高度重视与期待。
回到中越关系的话题上。尽管中越还存在南海争端，双方发生一些分歧和矛盾也在所难免。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当前中越关系存在着“合作与斗争”的阶段性特点。只要中越双方坚持共产党领导和保持社会主义方向，共同抵御西方的“和平演变”的企图，那么中越解决彼此分歧的政治意愿就会更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就会更坚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