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自然 - 2016/3/15 10:06:05
2016-03-15 08:40:30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刘日新
编制“十三五”规划建议重新研究解决脱贫问题(最后修定稿)
刘日新
一、脱贫问题是“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央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第七节，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这一节，提出了“实施脱贫工程”。认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这完全符合客观存在的实际，是非常重要非常正确的认识。所以，《建议》提出，“必须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坚决打贏脱贫攻坚战。” 接着提出了对策和办法。对策主要有：对有劳动能力的，支持就业;对当地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实施搬迁;对生态特别重要和脆弱的，实行生态保护扶贫;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实施兜底性保障;对因病致贫的，实施医疗救助保障。并且实行低保政策和扶贫政策衔接，对贫困人口应保尽保。此外，办法还有扩大贫困地区通路、通水、通电、通网络等基础设施的覆盖面，提高这些地区基础教育质量和医疗服务水平;并且提出实行脱贫工作责任制，完善中央统筹，省区市负总责，地县抓落实，等等。经过这样一系列工作，我们党和国家经济政策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即上个世纪末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中央领导提出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问题，可能会得到解决，到2020年全体农民可能不致掉队，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小康社会。这是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大事，与全国亿万人民休戚相关，对全世界也会发生重大影响。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就这个问题发表重要讲话。 应当指出，这些扶贫措施都是好的，如果抓得紧，在“十三五”期间可能逐步得到实施;但有的如移民搬迁，建学校提高文化程度、兴建基础设施等促进农民脱贫，可能需要有一个过程。也许下一个五年这些措施才能收到实效。 二、关键问题是脱贫的标准问题。 “十三五”文件提出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这个“准”字，提得好，很重要，首先在理念上就是要有合适的脱贫标准;其次在实践上要准确无误，马虎不得。我们经过研究，认为现在的主要问题就出在这个“准”字，要在这里扎扎实实地做工作。 “十三五”规划面临两种脱贫标准可供选择： (一)一种是中国自定的标准。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统计局按照国务院扶贫办规定的标准，历年的《中国统计摘要》都有一张“农村居民贫困状况”统计表，原来每年都发表一次，表示改革开放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如1978年贫困标准为每人每年纯收入为100元，全国农村共有贫困人口25000万，占农村人口的比重30.7%。到2005年农民每人每年纯收入增为683元，农村贫困人口减为2365万人，占农村人口的比重2.5%，由此可见成绩多么巨大! 但是，到2013年，国家统计局在《中国统计摘要》这本书中突然取消了按照国务院扶贫办规定的标准制定的这张《农村居民贫困状况》统计表，却没有说明取消的理由，这就给大家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于是人们只好猜想。 一种可能性是：国家统计局是不是认为，按照改革开放后27年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的进度估计(由1978年的25000万人，到2005年减为2365万人，平均每年减少838万多人)，这样，在2年多以后、不到3年的时间内，即到2008年以前我国农村即可消除贫困人口，全体农民都将进入富裕的状态。 但是，现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又是这个机构和人员提出的2014年按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现价脱贫标准为2800元，全国还有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国家统计局以前不是公布过，到2005年农村贫困人口不是已经减少为2365万人了吗?而且扶贫工作年年都在卓有成效地作，并没有中断。大家都清楚，这几年我国并没有发生特大的天灾人祸，怎么又出现了这么多的农村贫困人口，这不是前后自相矛盾吗? 另一种可能性是：国家统计局采纳了公众的共识，国务院扶贫办定的贫困标准太低，谁都不相信，这张表没有丝毫意义，乾脆把这它取消得了。我们原来国家计委一些同志包括我在内也是这样估计的。 这两种可能性相距很远。到底事情的真相是怎样的，需要当事人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统计局才能说清楚。(当时的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前年刚离职，人还在京。)我们希望在编制“十三五”规划研究解决脱贫问题的重要时刻，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统计局应当向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人民把这个重大问题的实际情况交待清楚，以便于扶贫规划的研究拟定和扶贫实际工作的开展。 前三十年编制计划，要求立足本国，放眼世界。这次“十三五”建议下达前，有关职能部门似乎没有把联合国关于脱贫的标准，和外国对中国贫困状况的评述，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国家统计局又把废弃了两年的按照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脱贫的标准，和他们制定的《农村居民贫困状况》统计表那一套搬出来了。这样，使中央领导人只好照着他们拟好的要求把话说出来了。“十三五”文件指出：“我国现行脱贫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按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为2300元，2014年按现价脱贫标准为2800元。按照这个标准，2014年全国还有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这与前述国家统计局关于近三十年扶贫的成绩农村贫困人口只剩下2365万人数字相矛盾。)综合考虑物价水平和其他因素，逐年更新按现价计算的标准。据测算，若按每年6%的增长率来调整，2020年全国脱贫标准约为人均纯收入脱贫标准所代表的实际生活水平，大致能够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基本水平。”这就是说，届时中国全体农民将会脱贫。这是中国自己提出的标准。 (二)国际通用的脱贫标准。 联合国采纳世界银行提出的贫困线，现行标准为平均每个农民每天的生活费2.5美元。低于这个标准的，即为贫困人口;高于这个标准的，即已脱贫。按2015年的汇率1美元相当人民币6.349元折算，这个标准每天生活费约合人民币15.81元，则全年为5133.13元。(请注意：世行这个标准的口径，是平均每个农民每天的生活费，即吃穿用等消费支出;与中国国务院扶贫办的标准，即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完全不同。众所周知，农民人均年纯收入，除用于生活费即消费支出外，还有其他开支。简言之，年均纯收入大于年生活费或年消费支出。)联合国采纳了世界银行的这个贫困标准，并把它运用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贫困国家和地区。联合国本身和那些第一世界富国援助第三世界穷国，帮助他们扶贫和对他们进行救济，多年来就是按照这个标准。当然，由于物价和汇率在变动，这个标准的具体数目是有变动的。 在世界银行把贫困线提高为平均每个农民每天的生活费为2.5美元的标准时，我也分析过我国农民的贫困状况。国家统计局公布2011年农民实际人均消费支出为5221.1元(《2014年中国统计摘要》第58页)，我计算了一下这同世界银行的标准相差多少?2011年的汇率为1美元合6.46元人民币，乘以2.5美元，再乘以365天，就得出农民全年消费支出为5894.8元。用这个数字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农民人均消费支出为5221.1元相比较，就可看出两者相差673.7元。这就说明，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2011年65656万农民全部没有脱贫。这不值得我们严重关注吗? 三、中国应当采用哪个脱贫标准? 我认为，不应当采用国务院扶贫办的标准，因为所定的标准太低，中国人大都不相信，外国人更没有人相信，现在再捡起来，还有信用度吗? 最近网上有讯息说，中国的贫困线标准高于世界银行的标准。媒体在大肆炒作。这则讯息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两个标准含义不一，中国的标准是人均年纯收入，世行的标准是人均每天的生活费，根本无法比较;二是用购买力平价法(ppp)调整中国的人均年纯收入，数目就变大了，于是说中国的贫困线标准高于世界银行的标准。显然这里是人们搞不清两个标准的含义(口径)不同，成了数字游戏。从本来意义上讲，ppp法是说明两种通货间的适当汇率的理论，但是西方经济学也认为，“这是一种在实践中不太有效的理论。”(参见[英]戴维.w.皮尔斯主编的《现代经济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第496页。)我们中国没有做过购买力平价法的实践。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有的学者用购买力平价法(利用印度的参数)重新测算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当于原来用汇率法计算的四倍，于是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已居世界第一。于是他们沾沾自喜，大肆吹嘘，吵得好不热闹。这样，国务院下文要有关宏观经济部门研究这个问题。当时我写了《中国的经济实力究竟如何?》，国家计委以红头文件第一个上报了中央。我在文章中指出，我国没有做过ppp法，(中国要找几百种商品求它们的平均单价，这已经很难了;同时要到美国找相同的几百种商品求它们的平均单价，根本做不到。有人就利用印度的参数来代替。)我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外国的参数不适用于我国。因此，用此法重新测算我国的GDP，夸大了我国的经济实力，这对我有害无益，助长了某些人的盲目自大狂，还要多交联合国的会费。这样，给中央参了一谋，否定了购买力平价法测算我国的GDP。所以，现在用ppp法重算我国的脱贫标准，得出结论说高于世界银行的标准，这同样是夸大了我国的脱贫标准，同样是不适合的。 我认为，中国的脱贫标准，应当采用国际通用的标准，理由有三： 1、我们国家现在是拥有13.7亿总人口， 6.19亿农民的大国，不是小国寡民，我们脱贫的举措对世界影响很大。 2、我国现在按经济总量来说是举世闻名的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人口众多，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说，只算中等偏上，属第三世界。因此，我们的贫困线当然不能高于世界通用标准，但也不能过份低于世界通用标准。如果沉迷于适时构筑中国梦，单纯从政治需要出发，那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3、我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不是闭关锁国，我们在经济上许多方面同国际接轨，现在采用世界通用的脱贫标准，这无可非议。 总之，“十三五”规划如能按照国际通用标准解决我国的脱贫问题，将有助于提高我国在世界上的声誉。 中国原来是是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经过前三十年的建设，中国已经建成“两个体系”(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了高标准的工业化。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相继发射了“两弹一星”，跨入核大国的行列。同时中国生产了足够的粮食，解决了近十亿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解决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大国的吃饭大问题。总之，前三十年中国已经建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后三十多年的经济更加飞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以9%以上的高速度增长，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外密切注意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是怎么从贫穷落后翻过身来的，包括中国贫困人口的增减变化情况。 我手头恰好有《世界银行》十年前关于中国贫困人口的资料，从中可以看到西方世界的研究方法和结论，资料虽然老了一些，但仍可供我们研究参考。《世界银行》编著的《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估算，2003年中国的贫困人口，按当时的贫困线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计算，共有贫困人口214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16.6%。过了两年，他们测算的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在增加，所占比重在提高。2006年2月26日美国的大报《纽约时报》报导：“据联合国统计，(中国)大陆有18%的人口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据此贫困人口的绝对数为23500万人)。在都市的每个角落中都可以发现穷人。”(这里提示我们，不要只讲农村贫困人口，还要注意城市也有贫困人口。) 世界银行2006年12月1日发布的《贫困评估报告》指出：中国现在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同时，中国的穷人却更加贫穷了，不是相对贫穷，而是绝对贫穷。“从2001年至2003年，中国10%的贫困人口实际收入下降了2.4%。”这个数据一发表，打破了世界纪录，推翻了发展经济学“水涨船高”的基本原理。 为什么中国的贫困人口数在增加，所占比重在提高呢?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盛行，私有制经济比重在提高，社会分配也严重不公，财富在社会的一端积累，贫穷在另一端积累。这表现在吉尼系数在大幅度提高。(吉尼系数，是对收入分配不均的一种量度。这是一个中性指标，不带意识形态色彩，所有国家普遍采用。国际上公认，吉尼系数在0.2以下，为收入分配过于平均;在0.4以上，过于不平均，社会就可能不稳定。)中国的吉尼系数1984年为0.24，2004年为0.47，二十年翻一番，贫富差距拉大的速度如此之快，在世界上是少有的。这是中国自己进行历史纵比。 对这种现象，国内有不同看法。有的著名学者说，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为了达到改革的目的，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三千万老工人。八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的巨大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有的说： 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不要担心两极分化。也有人说，中国根本不存在两极分化，吉尼系数不适用于中国。以此炒作，是反对改革。 有人更是说，收入差距拉大，那是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 也有比较务实的同志写的书，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专家编写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年度报告》(本书顾问为多年连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王春正、朱之鑫，主编孔泾源，经济出版社，2004年)指出：“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相应比例仅为1.4%。”这就是说，中国贫富收入的差距达到了32.1倍。这个数据和事实，值得重视。 中国2003年的吉尼系数同主要国家进行横比，情况又如何呢?仍然是《世界银行》的同一报告：中国当年为0.447，高于西方贫富悬殊手屈一指的美国(为0.408)，也高于日本(为0.249)、韩国(为0.316)、印度(为0.325)由此可见，中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还是那份《纽约时报》说：“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已经超过美国、日本、韩国、及印度，事实上，它已接近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也就是说，就贫富差距而言，中国大陆已经接近‘回到解放前’了。”“中国至今虽仍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社会架构已荡然无存。” 最近国家统计局公布2015年我国的吉尼系数为0.462，这标志着我国现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已经超过十几年以前的严重情况，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最高峰，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因此，对我国的贫困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应作为政治上经济上第一位的问题予以解决。 上述外国资料还提示我们，对我国的贫困人口的关注，不仅要重视农村的贫困人口，也要注意城市的贫困人口。眼见为实。我所在的住处阜成门，在历史上是北京的煤码头，在城门外的街边公园铸有运煤的工人铜像和铜骆驼。从这里的街道名称，什么马尾沟，车公庄(车把式的住所)等等，就知道这里是老北京的一个贫民窟。我所住的院落，是文化部新华印刷厂职工的宿舍。院内东边墙下放着一排垃圾桶，夏天烈日当空，晒得臭气薰天，行人都掩鼻而过。有一个中年妇女，经常手提一个大黑塑料口袋，在垃圾桶内捡有用之物。另外一个中年男性，索性天天把自己的大三轮垃圾车摆在垃圾桶前，收容大家丢下的垃圾。我想他们若不是贫穷，为了生计，决不会去干这种挣不了几个钱的脏活的。而现在我们的脱贫文件对这一类贫民，是放在视野之外的。衷心希望类似这样的城市贫民，能纳入“十三五”脱贫规划。 以上所见有限，欢迎批评指正。 (2016年2月16日最后修定稿。)
刘日新简介： 1929年生，湖南人。中国人民大学副博士研究生毕业。在国家计委工作四十年，曾任高级研究员。参与过起草国民经济发展和计划体制改革文件，写过大量理论文章，对国家经济建设提过若干建议，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多次表扬。曾应邀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国务院办公厅专题汇报过研究心得。在有关部委及省市、多所大学讲过课、作过报告。参加过中日、中美经济研讨会。职称研究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已离休。 87岁高龄的老共产党员，离而不休，关注国家大事。《编制“十三五”规划建议重新研究解决脱贫问题》就是“说实话、出实招”的范例，值得研读学习，更是编制十三五规划应该关注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