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贪腐 - 2016/3/20 18:57:50
2016-03-20 17:43:22 来源：澎湃新闻 作者：记者
斯蒂格利茨是在3月19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作出以上表述的。本届论坛以"新五年规划时期的中国"为主题，围绕"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与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等重大议题进行探讨。论坛峰会还将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互联网未来、中国G20峰会等热点议题进行深入讨论。19日上午分论坛主题为"砥砺前行的世界经济"。
斯蒂格利茨认为，经济衰退的时候，货币政策本来也就没有太大的用处，而财政政策才是更加有效的。供给和需求的时候必须在公共和私营部门同样两个之间要有一个平衡，中国和世界上面临着大部分的问题都是要有这种平等。
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缓慢，斯蒂格利茨称其为“新病态”，其表征是很多国家失业率比较高，实现快速增长的机率比较小。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不能再进一步发挥作用，财政政策才是更加有效的。斯蒂格利茨称，最核心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提高全球的总需求。可以有很多的工具来提升总的需求，与此同时又可以提升财政收入、提升经济的效率。比如通过碳定价，调整全球经济来适应气候变化的挑战。
以下为演讲全文：
我非常高兴再次参加这个会议。我的题目是“世界经济砥砺前行”。我想首先介绍现在的增长比较缓慢，现在IMF把它称作新中庸或者我把它称为一个“病态”，在很多国家失业率比较高，而且一些边缘人群的生活是个巨大问题。我认为现在要实现快速增长的机率比较小，但是经济变坏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货币政策现在已经不能再进一步的发挥作用了。
首先，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货币政策本来也就没有太大的用户，而财政政策才是更加有效的。有些人说，再进一步的降低利率，甚至到负利率的情况，是不会起作用的。今后怎么办呢?我想简单地说一下，我说的这种“病态”或者是“新中庸”，主要是要应对全球的一些新的挑战，包括不平等还有气候变化，还有一些经济的生存问题。在很多国家生产力的提升在放缓，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需要全球总的需求量要上升。现在在非贸易行业大概占到了2/3，但是更广泛的来说在很多国家大概是在30多年前，很多的国家都在改写全球世界经济的秩序，比方说减税或者放松管制或者是提倡自由贸易，结果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提升全球的总需求呢?可以有很多的工具来提升总的需求，与此同时又可以提升财政的收入，并提升经济的效率，应对一些长期发酵的问题。首先就是要对碳定价，在巴黎的气候峰会之后，我们需要把全球的经济用来调整适应新的气候变化的挑战。现在有一些工具可以取得同样的效果，除了提升全球的总需求之外，在中国尤其是经济转向以服务业为驱动的经济，如果缺乏国内的有效的需求会影响到供应。在中国，我们在讨论说国内的需求是不是靠提升个人的消费，其实不光是个人消费，而是对教育或者是科技的投资，这些投资都需要由公共部门的财力来支持。对于到底是减税还是要减债呢?尤其在中国，有很多的工具可以用来提高税收，从而促进需求。
在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和欧洲就没有办法来抵消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全球其实面临的都是类似的问题。
在中国，现在几个月都在讨论到底是供给侧的改革还是需求侧的改革，这里我简单的谈几点。首先，供应并不能够提升需求。但是需求如果结构合理的话，是可以对供应侧产生积极的影响的。第二，在没有充足的需求的时候，供给侧的改革反而会增加失业，而不会促进增长。很多供给侧无效的改革，比方说降低企业所得税，本来的意思是希望能够促进就业，或者是希望企业能够增加投资，但是我们需要记住，在美国和其他国家1980年代的供给侧改革都是失败的。有很多供给侧的措施是可以产生作用的，通常比方说要投资科技和人或者一些产业的政策、或者一些竞争的政策、或者是金融市场的改革，而不是说让金融机构不会对社会产生危害，而是说要鼓励这些企业提供他们的中介作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并鼓励股权投资，而不是债。
所以讲到刚才这个主要的话题，世界目前发展的方向，我觉得市场已经失去了它的方向感，在很多情况下更多的是意识形态战略了务实主义，所以我们讲到供给和需求的时候必须在公共和私营部门同样两个之间要有一个平衡，中国和世界上面临着大部分的问题都是要有这种平等，还有可宜居的城市、教育、基础的研究、经济的结构调整。市场没办法按照自己的速度来修复，所以我们需求做一系列的机制性的安排和政策的调整。
总结来讲，我们所需要的是要来修复这样一个被丢失掉的平衡。大部分外方的研究员讲到，这种新的中庸，这种比较常态的“病态”，还有这种比较常态的滞胀，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都是由于政策的失败导致。所以我们有一系列的共同行动来应对我们的一些挑战，包括世界的气候变暖。中国经济将是20国集团会议的东道国，我觉得这块可以来呼吁国家在他们自己的国境之内和国境之间来实现这种合作，解决我们面临的这样一些问题。
斯蒂格利茨是在3月19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年会》作出以上表述的。本届论坛以"新五年规划时期的中国"为主题，围绕"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与改革、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等重大议题进行探讨。论坛峰会还将就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互联网未来、中国G20峰会等热点议题进行深入讨论。19日上午分论坛主题为"砥砺前行的世界经济"。
斯蒂格利茨认为，经济衰退的时候，货币政策本来也就没有太大的用处，而财政政策才是更加有效的。供给和需求的时候必须在公共和私营部门同样两个之间要有一个平衡，中国和世界上面临着大部分的问题都是要有这种平等。
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缓慢，斯蒂格利茨称其为“新病态”，其表征是很多国家失业率比较高，实现快速增长的机率比较小。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不能再进一步发挥作用，财政政策才是更加有效的。斯蒂格利茨称，最核心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提高全球的总需求。可以有很多的工具来提升总的需求，与此同时又可以提升财政收入、提升经济的效率。比如通过碳定价，调整全球经济来适应气候变化的挑战。
以下为演讲全文：
我非常高兴再次参加这个会议。我的题目是“世界经济砥砺前行”。我想首先介绍现在的增长比较缓慢，现在IMF把它称作新中庸或者我把它称为一个“病态”，在很多国家失业率比较高，而且一些边缘人群的生活是个巨大问题。我认为现在要实现快速增长的机率比较小，但是经济变坏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货币政策现在已经不能再进一步的发挥作用了。
首先，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货币政策本来也就没有太大的用户，而财政政策才是更加有效的。有些人说，再进一步的降低利率，甚至到负利率的情况，是不会起作用的。今后怎么办呢?我想简单地说一下，我说的这种“病态”或者是“新中庸”，主要是要应对全球的一些新的挑战，包括不平等还有气候变化，还有一些经济的生存问题。在很多国家生产力的提升在放缓，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需要全球总的需求量要上升。现在在非贸易行业大概占到了2/3，但是更广泛的来说在很多国家大概是在30多年前，很多的国家都在改写全球世界经济的秩序，比方说减税或者放松管制或者是提倡自由贸易，结果就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提升全球的总需求呢?可以有很多的工具来提升总的需求，与此同时又可以提升财政的收入，并提升经济的效率，应对一些长期发酵的问题。首先就是要对碳定价，在巴黎的气候峰会之后，我们需要把全球的经济用来调整适应新的气候变化的挑战。现在有一些工具可以取得同样的效果，除了提升全球的总需求之外，在中国尤其是经济转向以服务业为驱动的经济，如果缺乏国内的有效的需求会影响到供应。在中国，我们在讨论说国内的需求是不是靠提升个人的消费，其实不光是个人消费，而是对教育或者是科技的投资，这些投资都需要由公共部门的财力来支持。对于到底是减税还是要减债呢?尤其在中国，有很多的工具可以用来提高税收，从而促进需求。
在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和欧洲就没有办法来抵消中国经济放缓的影响，全球其实面临的都是类似的问题。
在中国，现在几个月都在讨论到底是供给侧的改革还是需求侧的改革，这里我简单的谈几点。首先，供应并不能够提升需求。但是需求如果结构合理的话，是可以对供应侧产生积极的影响的。第二，在没有充足的需求的时候，供给侧的改革反而会增加失业，而不会促进增长。很多供给侧无效的改革，比方说降低企业所得税，本来的意思是希望能够促进就业，或者是希望企业能够增加投资，但是我们需要记住，在美国和其他国家1980年代的供给侧改革都是失败的。有很多供给侧的措施是可以产生作用的，通常比方说要投资科技和人或者一些产业的政策、或者一些竞争的政策、或者是金融市场的改革，而不是说让金融机构不会对社会产生危害，而是说要鼓励这些企业提供他们的中介作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并鼓励股权投资，而不是债。
所以讲到刚才这个主要的话题，世界目前发展的方向，我觉得市场已经失去了它的方向感，在很多情况下更多的是意识形态战略了务实主义，所以我们讲到供给和需求的时候必须在公共和私营部门同样两个之间要有一个平衡，中国和世界上面临着大部分的问题都是要有这种平等，还有可宜居的城市、教育、基础的研究、经济的结构调整。市场没办法按照自己的速度来修复，所以我们需求做一系列的机制性的安排和政策的调整。
总结来讲，我们所需要的是要来修复这样一个被丢失掉的平衡。大部分外方的研究员讲到，这种新的中庸，这种比较常态的“病态”，还有这种比较常态的滞胀，可能是不可避免的，这都是由于政策的失败导致。所以我们有一系列的共同行动来应对我们的一些挑战，包括世界的气候变暖。中国经济将是20国集团会议的东道国，我觉得这块可以来呼吁国家在他们自己的国境之内和国境之间来实现这种合作，解决我们面临的这样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