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自然 - 2016/3/22 11:07:49
2016-03-22 09:57:44 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昆仑岩
【在一些权威专家西化解读的语境下，这场以“供给侧”冠名的改革会不会危及大量国企的生存权而被私有化，会不会给劳动者带来并非“红利”而是“痛苦”的命运，着实令人担忧。这是系列文章的第四篇。】
调结构不能只靠市场，政府不作为 有权威专家认为，供给侧改革不是供给侧结构调整，而是市场化的体制改革，如果政府出面调结构，那就是走老路，就不是供给侧改革。这棒子好吓人！其实，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习总一再强调的话：“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1] “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2] 到底谁说得对，该按谁的话去做呢?
主张供给侧改革就是完全的市场化改革，否定政府在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的观点，所依据的无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不过他们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决定”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是在客观认识市场机制两面性特点的前提下，在发挥市场对一般性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弥补其局限，用“两只手”作用的有机结合，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之目标;一个则是在迷信市场万能的片面认识基础上，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绝对化、极端化，放大到取代政府作用的程度，其结果只会把经济社会导向严重扭曲无以自拔的深渊。前者，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的指导，代表着最大多数人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要求;后者，反映的是对西方资产阶级过时的庸俗经济理论的照搬，代表着少数大资本所有者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贪婪私欲，以及为了赚钱可以不顾一切后果“哪怕洪水滔天”的资本化本质。
还有一种理由，说计划调节是主观的，市场调节是客观的，当今中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就是多年来计划经济没有彻底脱胎，延续政府主导调控的结果，由此证明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协调发展，只能靠市场，不能靠政府。只要细想想，计划是人的行为，难道市场不也是人的行为？计划调节可能偏离客观，市场调节不也经常偏离客观而造成供求失衡，甚至可导致大起大落的周期性危机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是什么不可认识与驾驭的超然力量，不是人类只能顶礼膜拜奉为神灵的“上帝之手”，它不过是众多市场主体的主观行为的集合反应，当“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3]。计划这只“看得见的手”也不是纯主观的行为，它是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作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种实现形式。必然性总是寓于偶然性，通过偶然性开辟通路的。所以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若仅就手段而言，甚至可以说，市场调节中也有无数市场主体的计划行为，计划调节中也有调控主体的市场行为。怎么能够把二者截然分离，独此无彼呢?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与市场这两种手段都具有不可不用的必然性，它们分别反映着社会化大生产按比例规律和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谁违背了谁就会遭受规律的惩罚。
至于今日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当然不能回避政府调控的主导原因，然而，从根子上追究，无论是房地产、矿产及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破坏，还是产能膨胀、金融失序、房价冲高、药价乱涨、环境污染、食品安危、教育混乱、医患纠纷，以及社会腐败、贫富分化、劳资冲突等等，那一样不是改革中市场化利益盲目驱动的结果?政府的失误，不过是上了市场的当！这恰恰从反面教训了我们，告诉我们：市场趋利性引导往往是短视的、有隐患的，市场通过失衡来实现平衡的调节方式总是被动的、滞后的，要付出痛苦的代价，而政府调控的出发点必须以人民为中心，着眼于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协调健康发展，不能被市场的短期效益牵着鼻子走。今天的结构失衡和经济减速，是违背按比例规律必然带来的惩罚，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对国民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改革，特别是从供给侧进行结构性调整改革，当然仍然要尊重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但同样必须遵循有计划按比例规律进行政府调控引导，如果一味迷信市场、只靠市场，岂不迷途不悟、复蹈前辙！
最近看到不少官员和学者发表高论，都在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告别凯恩斯主义”，“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重新还给市场”，让充分自由的市场竞争解决问题，以后政府的职责主要为市场提供服务保障和进行事后协调。我们不禁要问，难道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今后只当资本的“守夜人”？所谓市场配置资源是“第一次调节”，政府再分配是事后的“第二次调节”，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是，不切实际地照搬照套西方教科书上的本本主义教条，在现实中是会犯傻犯错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不可或缺。政府不可能置国民经济全局和国家战略利益发展要求于不顾，而不进行“事先”的计划引导，否则制定“十三五”规划干什么?在经济运行中，明明看到市场有缺陷在误导企业(如破坏环境)，怎么能够让冠以“人民”的政府“靠边站”不管不问，坐等市场错误犯到“无可奈何花落去”时再招唤政府来收拾烂摊子?再说，政府计划调节的“事先”与“事后”总是有机联系不可割断的，对前一周期波动的事后调节，自然就是对后一波次的事先调节，而且“事中”还得有必要的及时微调。这些都是现代社会从宏观到微观的实际管理工作的基本常识。怎么我们的官员和学者不从活生生的现实出发，非要拿自己的脑袋套入人家设的洋教条的“紧箍咒”呢？
历史证明，政府有计划的调控，尤其在经济困难和重大结构调整时期，往往更具决定意义。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真正被证明比较成功的还是30年代大危机后的罗斯福新政，那就是政府主导的供给侧改革，制定经济复兴计划，加强金融监管，兴建公共工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为战后几十年美国经济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今，与信奉供给学派的里根、撒切尔改革乃至后来演化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改革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被世界金融危机宣告失败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后危机时代“新凯恩斯主义”再受青睐，当年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兴起“国民经济计划化”和“企业国有化”的那股热潮，又成为欧美国家蜂拥而起的新举措、新景象，其政府对金融和经济的干预、调控、监管之力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和领悟。
不要把自己的优势给人家学去了，而自己去学人家的劣势。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今天，我国政府计划调控的作用尤为重要。我们应该研究中国进入信息化社会、老龄化社会、生态化社会，以及全面小康和共富社会带来的人民群众新的消费需求和发展趋势，把网络信息产业建设、新技术装备产业建设、节能产业和环保工程建设、老年社会化保障建设、城乡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多震地区抗震房建设、新农村标准化建设、城市综合服务保障现代化建设、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摆上突出位置。有很多公共工程建设项目虽然近期资本效益不高，对私资外资吸引力不强，但对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意义重大，对相关产业发展的连带效应是巨大的，对刺激需求增长有后续长远价值，那就应该发挥政府投资和国企支柱作用，带动和引领整个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和稳步发展。何况中央是把“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作为一个整体，要稳增长，需求侧和供给侧政府都得调控。如果政府撒手不管，中国经济发展还有什么希望？中国经济的大船队已经驶入了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并承受着大风大浪的考验，只有政府引导，国企领头，这支船队才能朝着转型升级的新航向顺利前进。
注释：
[1]《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16/c64094-23561783-4.html
[2]《习近平：“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5/27/c_1110885467.htm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作者是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级研究员;此为原创，转载请注明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
【在一些权威专家西化解读的语境下，这场以“供给侧”冠名的改革会不会危及大量国企的生存权而被私有化，会不会给劳动者带来并非“红利”而是“痛苦”的命运，着实令人担忧。这是系列文章的第四篇。】
调结构不能只靠市场，政府不作为 有权威专家认为，供给侧改革不是供给侧结构调整，而是市场化的体制改革，如果政府出面调结构，那就是走老路，就不是供给侧改革。这棒子好吓人！其实，大家耳熟能详的，是习总一再强调的话：“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1] “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2] 到底谁说得对，该按谁的话去做呢?
主张供给侧改革就是完全的市场化改革，否定政府在结构调整中发挥作用的观点，所依据的无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不过他们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决定”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是在客观认识市场机制两面性特点的前提下，在发挥市场对一般性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弥补其局限，用“两只手”作用的有机结合，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之目标;一个则是在迷信市场万能的片面认识基础上，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绝对化、极端化，放大到取代政府作用的程度，其结果只会把经济社会导向严重扭曲无以自拔的深渊。前者，反映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的指导，代表着最大多数人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要求;后者，反映的是对西方资产阶级过时的庸俗经济理论的照搬，代表着少数大资本所有者无限追逐剩余价值的贪婪私欲，以及为了赚钱可以不顾一切后果“哪怕洪水滔天”的资本化本质。
还有一种理由，说计划调节是主观的，市场调节是客观的，当今中国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就是多年来计划经济没有彻底脱胎，延续政府主导调控的结果，由此证明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协调发展，只能靠市场，不能靠政府。只要细想想，计划是人的行为，难道市场不也是人的行为？计划调节可能偏离客观，市场调节不也经常偏离客观而造成供求失衡，甚至可导致大起大落的周期性危机吗？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是什么不可认识与驾驭的超然力量，不是人类只能顶礼膜拜奉为神灵的“上帝之手”，它不过是众多市场主体的主观行为的集合反应，当“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3]。计划这只“看得见的手”也不是纯主观的行为，它是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作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种实现形式。必然性总是寓于偶然性，通过偶然性开辟通路的。所以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若仅就手段而言，甚至可以说，市场调节中也有无数市场主体的计划行为，计划调节中也有调控主体的市场行为。怎么能够把二者截然分离，独此无彼呢?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与市场这两种手段都具有不可不用的必然性，它们分别反映着社会化大生产按比例规律和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谁违背了谁就会遭受规律的惩罚。
至于今日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当然不能回避政府调控的主导原因，然而，从根子上追究，无论是房地产、矿产及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破坏，还是产能膨胀、金融失序、房价冲高、药价乱涨、环境污染、食品安危、教育混乱、医患纠纷，以及社会腐败、贫富分化、劳资冲突等等，那一样不是改革中市场化利益盲目驱动的结果?政府的失误，不过是上了市场的当！这恰恰从反面教训了我们，告诉我们：市场趋利性引导往往是短视的、有隐患的，市场通过失衡来实现平衡的调节方式总是被动的、滞后的，要付出痛苦的代价，而政府调控的出发点必须以人民为中心，着眼于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协调健康发展，不能被市场的短期效益牵着鼻子走。今天的结构失衡和经济减速，是违背按比例规律必然带来的惩罚，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对国民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改革，特别是从供给侧进行结构性调整改革，当然仍然要尊重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但同样必须遵循有计划按比例规律进行政府调控引导，如果一味迷信市场、只靠市场，岂不迷途不悟、复蹈前辙！
最近看到不少官员和学者发表高论，都在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告别凯恩斯主义”，“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重新还给市场”，让充分自由的市场竞争解决问题，以后政府的职责主要为市场提供服务保障和进行事后协调。我们不禁要问，难道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今后只当资本的“守夜人”？所谓市场配置资源是“第一次调节”，政府再分配是事后的“第二次调节”，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是，不切实际地照搬照套西方教科书上的本本主义教条，在现实中是会犯傻犯错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不可或缺。政府不可能置国民经济全局和国家战略利益发展要求于不顾，而不进行“事先”的计划引导，否则制定“十三五”规划干什么?在经济运行中，明明看到市场有缺陷在误导企业(如破坏环境)，怎么能够让冠以“人民”的政府“靠边站”不管不问，坐等市场错误犯到“无可奈何花落去”时再招唤政府来收拾烂摊子?再说，政府计划调节的“事先”与“事后”总是有机联系不可割断的，对前一周期波动的事后调节，自然就是对后一波次的事先调节，而且“事中”还得有必要的及时微调。这些都是现代社会从宏观到微观的实际管理工作的基本常识。怎么我们的官员和学者不从活生生的现实出发，非要拿自己的脑袋套入人家设的洋教条的“紧箍咒”呢？
历史证明，政府有计划的调控，尤其在经济困难和重大结构调整时期，往往更具决定意义。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真正被证明比较成功的还是30年代大危机后的罗斯福新政，那就是政府主导的供给侧改革，制定经济复兴计划，加强金融监管，兴建公共工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为战后几十年美国经济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如今，与信奉供给学派的里根、撒切尔改革乃至后来演化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改革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被世界金融危机宣告失败形成有趣对照的是，后危机时代“新凯恩斯主义”再受青睐，当年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兴起“国民经济计划化”和“企业国有化”的那股热潮，又成为欧美国家蜂拥而起的新举措、新景象，其政府对金融和经济的干预、调控、监管之力度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反思和领悟。
不要把自己的优势给人家学去了，而自己去学人家的劣势。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今天，我国政府计划调控的作用尤为重要。我们应该研究中国进入信息化社会、老龄化社会、生态化社会，以及全面小康和共富社会带来的人民群众新的消费需求和发展趋势，把网络信息产业建设、新技术装备产业建设、节能产业和环保工程建设、老年社会化保障建设、城乡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多震地区抗震房建设、新农村标准化建设、城市综合服务保障现代化建设、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摆上突出位置。有很多公共工程建设项目虽然近期资本效益不高，对私资外资吸引力不强，但对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意义重大，对相关产业发展的连带效应是巨大的，对刺激需求增长有后续长远价值，那就应该发挥政府投资和国企支柱作用，带动和引领整个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和稳步发展。何况中央是把“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作为一个整体，要稳增长，需求侧和供给侧政府都得调控。如果政府撒手不管，中国经济发展还有什么希望？中国经济的大船队已经驶入了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并承受着大风大浪的考验，只有政府引导，国企领头，这支船队才能朝着转型升级的新航向顺利前进。
注释：
[1]《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网
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16/c64094-23561783-4.html
[2]《习近平：“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5/27/c_1110885467.htm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作者是昆仑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高级研究员;此为原创，转载请注明 来源：昆仑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