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分明 - 2016/4/27 10:51:20
2016-04-27 09:14:23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方进枝
话不能不说，理不能不争。笔者博文《童言无忌：懒汉想发财，就到小岗来》，转载了乌有之乡《大学生调研：真实的小岗村》，可能刺激了某些人的神经，竟然被删掉了。 网友孔伟、摄政王有话说等发布在民族复兴网的《小岗村土地闲置情况初探--在荒唐的荒地上(综合)》(2016-04-2609:23:58)，关联阅读了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周庄人民公社和江苏华西村、山西大寨村、湖北官桥村、深圳南岭村、浙江航民村、湖北洪林村、黑龙江兴十四村、陕西阳山庄、河南南街村等，实现了农民共同富裕的相关报导。
吾人有理由从中得出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走集体化道路、共同富裕，才是中国的“农民梦”。
【原编者按】这份调查反映出了一些基本的问题。小岗村的根本问题是破坏了集体经济制度，“双层经营”消失。土地失去了集体的统筹和管理，就只有资本主义一条路。但是这在经营上基本是一条死路。农民很清楚，外出打工跑了。农民认为，这种状况自己无关。资本家也很清楚。但土地流转可以骗钱。所以政府需要继续皇帝新衣，资本家就出来当道具。
三十多年前的小岗村无疑是全国瞩目的焦点，村内的“大包干纪念馆”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这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三十年后的今天，有关小岗村的老故事依旧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这个村子的现状却鲜有人知。实际上，这片土地已经岌岌可危了。
还未进入小岗村地界，便可以看到一座朱红色的门楼赫然伫立在路口，上面的“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异常醒目，它提醒慕名前来的人们：“你们快到了”，随行的司机就是小岗村的土生土长的村民，他告诉我们：“早着呢，这里还是其他村的地方，从门牌到小岗村还得要10公里。”门牌下面躺着一条漫长而又铮亮的柏油马路，这条名为“改革大道”的马路直通小岗村，司机说这条路是国家出钱修造的，其他村想都想不到，一块门楼，一条大道，彰显着小岗村非同寻常的身份，它承载的，可是整个国家对改革开放的所有想象。
当我们乘的车在“改革大道”上飞驰时，我恍惚间似乎有一种错觉，仿佛脚下就是一条由改革开放开辟的历史路径，连结着另一头一个繁荣富强的“乌托邦”。不过令人大失所望的是，道路尽头并不是一个世外桃源，而是依然扎根于凡土之上的小岗村，它面对的困难和问题比大部分人想象的还要多。
村民严美昌是小岗村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之一，对村里目前的土地情况很熟悉。据他介绍，小岗村目前有1万亩左右的田地已经以租赁或者买断的形式流转出去了，而小岗村村务信息栏里面显示，全村可耕种田亩面积一共为1.45万亩，也就是说大半个小岗村的耕地已经没了。可是原来那么多耕地现在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小岗村也不太清楚具体答案。土地一般是以两种名义被征用的：其一，政府用地，比如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接待各级干部的小岗村培训中心等，这种形式的用地一般是直接买断，但总量并不多;其二，商业项目，在小岗村如今约有6个大项目，小岗村葡萄合作社、从玉、普朗克、GLG(洪张健康产业园)、金小岗，土地交易的中间商是村镇一级政府，村民并不和项目开发公司直接接触，所以村民并不知道每个项目圈养的田亩，根据严美昌和其他村民的提供的情况，只能拼凑出几个大项目圈揽的土地规模：葡萄合作社大概有2000亩;从玉大概有1200亩，买断200亩，征用了约1000亩，而且其中大部分并不是小岗村的土地，是旁边一个名为梨园村的土地;普朗克估计有4300亩，其中买断的有200亩;GLG约有1200亩;金小岗刚刚来到小岗地界圈地，具体田亩尚不清楚，但也圈了不少地，估计和从玉所圈土地面积相当。
以买断形式流转出去的土地，价格统一为2.9万/亩;但通过租赁形式流转出去的价格就不一定了，根据调查，土地租金最低为500元/亩/年，最高可达800元/亩/年。公司来到小岗村搞项目圈地的理由大同小异，无非是现代农业特色农业等，但实际结果就是闲置土地，导致农田大面积抛荒。严美昌带我绕着小岗村走了一圈，从CLG到从玉，没有一块土地上是长着庄稼的，最多不过是种了几棵树，而严美昌说那些树是为了遮丑，领导来视察的时候不能太难看。拿了土地，不搞农业生产，那用来做什么?小岗村第一个搞土地流转的严德友说，外面来的项目为了骗国家补贴，“国家每亩补贴400元，当地政府补贴400元，从玉800元/亩从农民手里拿土地，它根本就是不花本钱做买卖;至于大型的农业项目，国家都有项目补贴，大约三四千万呢，它就骗这个钱。”从玉项目便是这种空手套白狼招数的“典范”。千亩荒地上立着一个光秃秃的“现代农业示范区”标志牌，不仅如此，从玉项目的地里十来个玻璃蔬菜大棚，全都是靠着国家农业部的补贴建设的，现在除了两个大棚租给外地人承包种菜以外，其余的八个大棚全部都空置着。
相比狂飙突进的圈地运动，小岗村农业生产建设是几乎停滞的，现在小岗村依然是靠天吃饭，农业生产缺水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至今严德友的葡萄园的水还要依靠另一个地方的水库。更讽刺的是，这个水库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建设的，而水库的水流到小岗村还要小半个月，2013年，严德友的葡萄园就因为干旱缺水，枯死了一片。
在小岗村的政治光环背后，我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面临着其它农村同样面临的问题：大部分村民都在外面打工，种田的活儿年轻人早看不上了;缺乏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如今小岗村人手上的田基本上都流转出去了，只留下一些口粮田。只有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严美昌依然把手头的田地攥得死死的，成了小岗村有名的钉子户：“如果土地流转出去，能把地种好，我为什么不给，现在这些地都抛荒，我放出去，不是浪费土地嘛!”他不希望这种不负责任的疯狂圈地继续下去，为此他甚至多次写信反映情况，但都没有得到重视，严美昌甚至写了首长长的打油诗，在诗中，他这样写道：“从玉博朗GLG，一个更比一个坯，占着土地来长草，口号喊的比天高。”严美昌的愤怒来自于他农民的根性，他将土地视为自己的命根子，但小岗村其他村民并不如他这样勇敢，在金钱的诱惑和现实的压力面前，看着自己的土地被抛荒，最多也只有一声叹息。临行前，严美昌说出了小岗村如今的无奈：“小岗村就剩下空壳子了，土地就这么荒着，农业生产没搞好，就连村里最出名的大包干纪念馆，也没和我们没有关系，那是省旅游局建的，收入全归省里。”
小岗村之行让我想到安徒生著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小岗村就是那件看不见的衣服，而皇帝则名为“改革开放”，为了肯定改革开放激发出来的私有精神，众人一同编制起了有关小岗村的政治神话。行走在小岗村内，我感受到了马尔克斯小说中的“魔幻之感”，明明是泥地良田的农村，却打扮得像是城市内的商业街道，笔直的道路，两旁的商铺错落有致，餐馆、便利店、取款机、小旅馆等，应有尽有，但在这些建筑物间的缝隙中，我又分明瞥见乳白房屋后面藏着的被抛荒的田地。一瞬间，我感觉小岗村像一个特意布置的电影场景，而在这场景外面呢，和大部分中国农村一样，一个被掏空的地方，劳动力外流、土地流转，唯一特别的是，小岗村的符号资源也被掏得干干净净。作为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小岗村名字有一种口号式的魔力，正因为这种魔力，它为人所利用。据村民介绍，凤阳县有一个小岗村有机食品产业园，但不在小岗村境内，也没有小岗村人的投资，从头到尾，这个产业园和小岗村没有任何关系，但挂的却是小岗村的牌子，一个政治符号被消解为一种商业资源，真是讽刺。而最具有反讽意味的恰是当年的大包干带头人严美昌，当年他以造反的姿态成为了改革的代言人，被政治包装，被历史铭记，今天他再一次以造反的姿态出现，却什么也不是了，如今的他被政治唾弃，被历史忘记。我在严美昌身上看到了那句话：历史总归要出现两次。
关联阅读：
新华网发特稿报道周家庄乡：唯一幸存的人民公社
来源：新华网作者：记者
新华网北京6月20日电(记者梁赛玉郭鑫曹国厂白林)70岁的张锁印是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第八生产队农民。60多年来他的工作一直由生产队长分配，记工分，分口粮，收入由乡里统一年终分红……彷佛定格在半个世纪前的人民公社时期。
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周家庄自1951年将土地从一家一户集中，成立合作社，搞集体经济。但在中国农村早已“改天换地”的今天，这个人口1.3万的乡村却依然保持着集体生活的形态。
张锁印干了一辈子农活，从不操心地里该种些什么，因为这些都是集体统一来安排。现在他的工作是看管小公园，打扫卫生，年底能分红1万多元。除此之外，他还享受着乡里发放的养老津贴等11项福利。
2013年，周家庄乡人均纯收入14104元，高于河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高出近6000元。
“自从有了集体，粮食产量上去了，分钱也多了，这几年，分红一年比一年多。”张锁印说。
除了集体耕作，从1982年开始，周家庄乡还统一为社员们盖楼。张锁印说，“没有条件的乡里资助，盖房子集体盖。”其后的12年间，他给自己的三个儿子盖了三套婚房。如今，他还打算搬进即将竣工的高楼，水、电、供暖、燃气一应俱全，像城里人一样生活。 张锁印觉得这都是“集体的功劳”：“咱集体把决策一定下来，就干。这是很大的优越性。”他说，集体力量大，集中力量办大事。“乡里有建筑队，俺们全乡的公路、街道、小巷子这两年全部硬化了。”
周家庄乡很容易让人想起上世纪的人民公社，虽然提起人民公社，有些人会联想到“大跃进”“大锅饭”等名词，不过，周家庄乡人不以为然。
1978年安徽小岗村带头改革。到1982年底，“家庭联产承包制”成为全国农村主要的生产形式。但周家庄是个例外，依据中央文件“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精神，周家庄也曾组织社员投票表决，但多数人表示不同意，乡里至今还收藏着那份按满手印的“不分家”协议。
张锁印回忆道：“当时国家也说，不搞一刀切，农民搞得好的可以按情况决定。当时投票的时候社员们不愿意分，人们同声说要搞集体，就一直到现在了。”
周家庄乡党委书记雷宗奎说：“集体实力雄厚，管理到位，老百姓们不愿意散。”周家庄历史上从来没有搞过“大锅饭”，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探索“三包一奖”，即包工、包产、包投入，实行劳动质量管理，“干多干少不一样”，这走在全国的前面。
乡顾问刘国运说，社员收入逐年增加，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交足国家的，留足自己的，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加上以身作则的领导班子，这些都是“大集体”得以延续的原因。
周家庄由于具有土地规模化经营优势，红地球葡萄、鸭梨、高档苗木、小麦和有机蔬菜，千亩成方，百亩一色。“挑选效益最高的农作物根据订单生产，在10个生产队中分配，防止重复投入。”
在市场规律下，这里的集体经济依然红火。第九生产队经营着特色农业观光采摘园，自2007年至今，接待游客120万人次，旅游收入增加4000万元;乡里的奶牛场饲养着1100多头奶牛，是石家庄地区最大的奶牛场。
“家中没病人，外面没官司，兜里有钱花，手中有粮食”——谈到周家庄乡人对“幸福”的定义，刘国运说了这样四句朴实的话，这似乎也代表着这个悠久农耕文明的国度中，农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中国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浪潮下，周家庄再一次面临抉择。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解决“三个一亿人”问题。农村城镇化也被视为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
观察人士指出，周家庄乡或能提供另一种答案。作为农村就地城镇化的案例，周家庄乡对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都有借鉴意义。
“农民都进城了，种地怎么办?吃饭怎么办?我们要守着自己的土地，把环境搞好。”雷宗奎说，周家庄有自己的仓库，农民上楼了，粮食可以存放仓库，农具还可以统一摆放。
刘国运认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当下，除了提倡机械化，农民应该有一种精神，有点“劳动精神”，周家庄乡60多年不分家，农民在集体中接受熏陶、培养和教育，和其他地方的农民不太一样。
张锁印所在的第八生产队主要任务是农活和果园里的活儿，收入并不如第九生产队，但却并不眼红。“每个队都搞旅游，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来，不如集中搞一个。”他说。
现在，张锁印的三个儿子都已不在集体干活，三个孙儿也开始陆续长大成人，大孙子在外读大学。“那是国家的人，不会回来的。”张锁印说。
原题：特稿：中国最后一个“农村大集体”的变迁
河北晋州市周家庄乡号称“最后的人民公社”，是目前我国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位于河北省晋州市中部，西距石家庄市50公里。周家庄乡1949年创办互助组，1952年建合作社，1958年建人民公社，1983年建农工商合作社。自1952年至今，合作社始终集体统一经营，体制一直未变，已有55年历史。而我国其他地区的人民公社只存在了24年，1982年就已经解体。
我国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周家庄乡河北晋州市周家庄乡是现唯一仍存活着的“人民公社”，从1962年至今，周家庄人民公社已经存活了52年，那里的许多社员仍依赖着集体计划经济生活，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是周家庄的主要劳动形态。2013年，周家庄乡人均纯收入14104元，高于河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高出近6000元。
周家庄乡现辖6个自然村，划分为10个生产队，土地面积21035亩，人口13068人。全乡实行集体经营、统一核算、专业承包、分工分业的管理模式，是目前全国惟一实行乡级核算管理体制的乡镇。先后荣获“国务院嘉奖”、“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镇”、“全国计划生育先进集体”、“中国乡镇之星”等荣誉称号70多项(次)，自1985年至今连续被河北省委命名为“文明乡镇”。
在市场规律下，这里的集体经济依然红火。第九生产队经营着特色农业观光采摘园，自2007年至今，接待游客120万人次，旅游收入增加4000万元;乡里的奶牛场饲养着1100多头奶牛，是石家庄地区最大的奶牛场。
多年来，该乡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不断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步伐。农业上建成了4000亩红地球葡萄、3000亩鸭梨出口、1000亩高档苗木和10000亩优质小麦繁育四个专业生产基地。投资1200万元，筹建了奶牛养殖示范园区。工业上建起了阀门厂、彩色胶印厂、建筑公司、纸箱厂等集体企业10多家。其中阀门厂成为长江以北大型阀门生产企业之一。村镇建设上对全乡6个自然村进行了高标准规划设计，统一建起了二层住宅楼房。建设了农民文化宫、农民影剧院、图书阅览室、岗前综合培训中心和农民乐园，对全乡所有街道进行了水泥硬化、绿化、亮化和净化。同时，该乡借助独特体制和现有旅游资源的优势，进一步打造周家庄品牌，开发建设了周家庄乡特色旅游项目。随着经济的发展为广大群众办了养老津贴、退休制、用电补助、集体负担新农合筹资款等11项福利事业。全乡形成了“经济繁荣、人民富裕、社会稳定、环境文明”的良好局面。
行政沿革属于河北省晋州市，面积17.5平方千米，人口12811人。乡政府驻周家庄合作路9号，邮编052260。[区划]辖第一生产队、第二生产队、第三生产队、第四生产队、第五生产队、第六生产队、第七生产队、第八生产队、第九生产队、第十生产队共10个生产队。
因乡政府驻地而得名周家庄乡。周家庄乡的前身是曹同义农业合作社。1958年春，在高级社合并为联村社的基础上，首先建起了公社，命名“黎明人民公社”，同年下半年撤销归属“东风人民公社”。1961年分出以周家庄为驻地建周家庄公社，1984年改周家乡至今。周家庄乡一直为集体经营，不设村委会，是全县唯一的乡生产队，“两层楼”的管理体制，本乡共设10个生产队、6个自然村，直属乡领导。
延伸阅读：
至今仍走集体化道路的十个村庄，个个赛土豪!
作者：摄政王爷有话说
1、华西村
“凡是哪个村把集体经济搞好的，这个村的党组织就有权威。像华士村，在镇上被个体户团团包围，但老百姓非常信仰集体，绝大多数村民强烈要求党支部不要搞个体，还是要把集体经济发展好!集体经济到底好不好呢?应该说，集体经济本身是好的，但在‘转制’、‘转私’的影响之下，有不少人把集体的钱捞光了，转到个人腰包里去了。我记得，在六十、七十年代的时候，每个村都有集体资产。为什么发展到现在，有的村一点资产也没有呢?甚至是资不抵债呢?我看，这主要是那里的人缺少了信仰，缺少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有人对信仰有了失落感以后，往往就会贪赃枉法。这些信仰的动摇，很有可能会发生危机，造成坐牢，甚至被枪毙。最后，就造成了对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大的不关心!现在有些人，人在党内，心在党外;居住在中国，心在美国。像这样的现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深思。”
2、大寨村
3、周家庄
4、官桥村
5、南岭村
6、航民村
7、洪林村
8、兴十四村
9、阳山庄
阳山庄现有大小汽车782辆。几乎每户有两辆汽车、一台电脑、几部手机、几台电视.农民们住进了宽带网接入的花园楼房，各种家用电器应有尽有。人均年产值一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2004年上交国家财政各种税费4000多万元，平均每户上交各种税费10万元。 2000年至今荣获“韩城市企业纳税二十强”、“中国工业矿业效益十佳企业”、渭南“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军民共建点”、“法律服务保护单位”等称号。
达到今天这种状况,当然是走过一条艰难曲折的路的.
阳山庄在2000年前也实行了分田到户.那时,村里几乎没有集体经济，除了几家开矿的人，绝大多数人仍然很穷，大多数村民人均年收入才几百元。后来,村两委会为了兴村富民,一班人走山西，下河南，实地考察、论证，在十艰难的情况下筹集资金三十万元，于一九九三年秋建起了第一家选矿厂。1993年起步办矿时，村上大多数人不理解、不支持.村上当时没钱，村委会主任高民权个人用身家性命做担保，在外地的亲戚和熟人处借了30万元。当时一些人说风凉话：赔了是集体的，赚了是高民权个人的。但是，高民权坚决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斩钉截铁地说：赔了是我个人的，赚了是集体的。这是因为,高民权受过长期的毛泽东思想的培育并有个身为老共产党员的好父亲.他的老父亲是个退休教师，一辈子为人师表，一直给高民权灌输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毛泽东思想.
在集体矿山的带动下，全村发展起了60多家私人采矿点。但是，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私矿与集体争利,村民收入不平衡，贫富差别不断扩大。私营矿主一心挣钱,不考虑持续发展,乱采乱挖,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安全事故越来越多,还经常为争矿而发生恶性事件。有些矿主赚了钱，但不给集体交承包费，偷税漏税，还用钱勾结黑社会势力，打、杀、威胁干部。2002年2月，中央信访局批转了朱熔基总理批示的包括阳山庄矿在内的污染急待治理的文件。
怎样才能彻底整顿呢?村长高民权、支书程兰生日夜苦思.终于,他们组织80名党员、干部到河南南街村和宝鸡市岐星村参观学习.这两个村庄集体办企业,统一经营,达到共同富裕的经验使他们身受启发。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座谈访问，村两委会最终决心排除各种障隘,彻底废除承包制,走集体经营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子.村长高民权向大家表决心说：“从全国农村的整体情况看，只有学南街村的集体路才是我们农民的致富路;只有大学南街村，才能搞好我们阳山庄。我们和南街村相比，差距太大。这是因为我们主要领导思想上有差距。为了壮大集体经济，消灭两极分化，一定要搞好第二次集体化，实行南街村的管理模式。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全心全意的把阳山庄村民的事情办好，如果今年实现不了二次集体化，说明我们两位领导无能，我们就自动辞职。”两委会向市政府提出了整改方案：对所有私人选矿厂签订合同,一次性买断.价格由市物价及有关部门评价.当时，私营选矿厂资产已高达两千万元。当时阳山庄人感到不可思议，上级政府部门更感吃惊。面对着少部分人的诽谤、责骂、威胁,背负着2500万元的债务,村两委会终于带领着阳山庄人迈开了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大步。
由于集体断了少数人发财的路，斗争尖锐到了极点,甚至有人扬言要杀村长。是进,是退?是为少数人谋利，还是为多数人谋利?阳山庄的领导们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终于挺过来了。两委会贷款、集资2500万元对60多家选矿厂实行兼并，一次性买断，成立了韩城华阳有限责任公司，实行了“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开采,统一票证，统一结算，统一销售”的“六统一”。从此，集体经济飞速发展。由于集体的强大力量，过去私人的土法开采改成了大机械开采，效益翻了三番。现在公司共有干选车间23个，水选车间11个。球团车间1个，职工1700多人，年产铁矿石精粉60万吨。二00三年公司上交国家各项税费1000万元，在韩城市企业纳税中名列榜首。2004年初，村两委会一班人深入调查，紧紧抓住市场机遇，及时扩大生产规模，改变经营思路，2004年上半年销售已突破1.3亿元人民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十万元人民币。比私有化期间增长了百倍多。到2004年底，全年已完成总产值3.4亿元。
随着集体经济的壮大，村级各项公益事业和群众生活质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村上先后投资100万元实施了节水喷灌工程。扩大灌溉面积750亩;投资20万元对全村农电设施及线路进行了更新改造,加强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400多万元改造了全村巷道，搞了环境的绿化、美化;投资150万元新建了总建设面积1984平方米的村综合办公大楼，建了老年活动室，村民健身房等,先后投资300万元，建起了园林式的标准化小学和幼儿园、浴室;投资40多万元建成了全市农村档次最高的标准化舞台.此外,村上每年对60岁以上老人发放生活补助金240元，今年提高到600元。去年组织了60岁以上的老人到北京观光、旅游。从1998年开始，阳山庄人均每年从集体经济的各项资本权益分配从500元、1000元、2000元升至8000元，人均年工资约2万元，户均年工资约10万元。
十、南街村
南街村位于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南隅，紧靠107国道，西临京广铁路和石武客运专线，东临京珠高速公路，早在20世纪90年代产值就突破1亿元成为有名的“亿元村”，但资产负债率一直偏高。南街村村民享受住房、医疗、教育等多项福利待遇，生活富足而安逸，但外来劳动力无法享受村民的待遇。南街村村容整洁，宁静而美丽，并设有自己的工业区。全村有回、汉两个民族，共848户，3180口人，1000亩耕地，总面积1.78平方公里。村里有26家村营企业，诸如拉面工厂等。1984年，村办企业的总产值只有70万元，到1995年已经达到12亿，实现了飞跃发展。在2008年，该村银行负债实际达17亿元人民币。一度传出南街村破产的谣言。实际当时资产26亿，负债17亿，远未达到破产的边缘，也比同时期大部分在金融海啸中挣扎的企业强很多。经过2年努力，到2010年，资产已经积累到30亿，负债下降到4亿，重新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改革开放以来，南街村遵循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无条件获得了大量银行贷款，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飞速发展。
南街村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以雷锋精神鼓舞人，以革命歌曲激励人，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强化了职工村民的集体主义精神，营造了浓厚的昂扬向上的集体主义氛围。全村党员干部、职工村民发扬“二百五”的“傻子”精神，坚持“外圆内方”的治村方略，人人敬业爱岗、乐于奉献。党务、村政、企管、教育、民兵、治安、工会、共青、妇联、计划生育等各项工作。这些均受到了党中央和省、市、县各级领导的高度称赞。
话不能不说，理不能不争。笔者博文《童言无忌：懒汉想发财，就到小岗来》，转载了乌有之乡《大学生调研：真实的小岗村》，可能刺激了某些人的神经，竟然被删掉了。 网友孔伟、摄政王有话说等发布在民族复兴网的《小岗村土地闲置情况初探--在荒唐的荒地上(综合)》(2016-04-2609:23:58)，关联阅读了坚持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周庄人民公社和江苏华西村、山西大寨村、湖北官桥村、深圳南岭村、浙江航民村、湖北洪林村、黑龙江兴十四村、陕西阳山庄、河南南街村等，实现了农民共同富裕的相关报导。
吾人有理由从中得出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走集体化道路、共同富裕，才是中国的“农民梦”。
【原编者按】这份调查反映出了一些基本的问题。小岗村的根本问题是破坏了集体经济制度，“双层经营”消失。土地失去了集体的统筹和管理，就只有资本主义一条路。但是这在经营上基本是一条死路。农民很清楚，外出打工跑了。农民认为，这种状况自己无关。资本家也很清楚。但土地流转可以骗钱。所以政府需要继续皇帝新衣，资本家就出来当道具。
三十多年前的小岗村无疑是全国瞩目的焦点，村内的“大包干纪念馆”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们：这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三十年后的今天，有关小岗村的老故事依旧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这个村子的现状却鲜有人知。实际上，这片土地已经岌岌可危了。
还未进入小岗村地界，便可以看到一座朱红色的门楼赫然伫立在路口，上面的“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异常醒目，它提醒慕名前来的人们：“你们快到了”，随行的司机就是小岗村的土生土长的村民，他告诉我们：“早着呢，这里还是其他村的地方，从门牌到小岗村还得要10公里。”门牌下面躺着一条漫长而又铮亮的柏油马路，这条名为“改革大道”的马路直通小岗村，司机说这条路是国家出钱修造的，其他村想都想不到，一块门楼，一条大道，彰显着小岗村非同寻常的身份，它承载的，可是整个国家对改革开放的所有想象。
当我们乘的车在“改革大道”上飞驰时，我恍惚间似乎有一种错觉，仿佛脚下就是一条由改革开放开辟的历史路径，连结着另一头一个繁荣富强的“乌托邦”。不过令人大失所望的是，道路尽头并不是一个世外桃源，而是依然扎根于凡土之上的小岗村，它面对的困难和问题比大部分人想象的还要多。
村民严美昌是小岗村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之一，对村里目前的土地情况很熟悉。据他介绍，小岗村目前有1万亩左右的田地已经以租赁或者买断的形式流转出去了，而小岗村村务信息栏里面显示，全村可耕种田亩面积一共为1.45万亩，也就是说大半个小岗村的耕地已经没了。可是原来那么多耕地现在到底到什么地方去了?小岗村也不太清楚具体答案。土地一般是以两种名义被征用的：其一，政府用地，比如小岗村的“大包干纪念馆”，接待各级干部的小岗村培训中心等，这种形式的用地一般是直接买断，但总量并不多;其二，商业项目，在小岗村如今约有6个大项目，小岗村葡萄合作社、从玉、普朗克、GLG(洪张健康产业园)、金小岗，土地交易的中间商是村镇一级政府，村民并不和项目开发公司直接接触，所以村民并不知道每个项目圈养的田亩，根据严美昌和其他村民的提供的情况，只能拼凑出几个大项目圈揽的土地规模：葡萄合作社大概有2000亩;从玉大概有1200亩，买断200亩，征用了约1000亩，而且其中大部分并不是小岗村的土地，是旁边一个名为梨园村的土地;普朗克估计有4300亩，其中买断的有200亩;GLG约有1200亩;金小岗刚刚来到小岗地界圈地，具体田亩尚不清楚，但也圈了不少地，估计和从玉所圈土地面积相当。
以买断形式流转出去的土地，价格统一为2.9万/亩;但通过租赁形式流转出去的价格就不一定了，根据调查，土地租金最低为500元/亩/年，最高可达800元/亩/年。公司来到小岗村搞项目圈地的理由大同小异，无非是现代农业特色农业等，但实际结果就是闲置土地，导致农田大面积抛荒。严美昌带我绕着小岗村走了一圈，从CLG到从玉，没有一块土地上是长着庄稼的，最多不过是种了几棵树，而严美昌说那些树是为了遮丑，领导来视察的时候不能太难看。拿了土地，不搞农业生产，那用来做什么?小岗村第一个搞土地流转的严德友说，外面来的项目为了骗国家补贴，“国家每亩补贴400元，当地政府补贴400元，从玉800元/亩从农民手里拿土地，它根本就是不花本钱做买卖;至于大型的农业项目，国家都有项目补贴，大约三四千万呢，它就骗这个钱。”从玉项目便是这种空手套白狼招数的“典范”。千亩荒地上立着一个光秃秃的“现代农业示范区”标志牌，不仅如此，从玉项目的地里十来个玻璃蔬菜大棚，全都是靠着国家农业部的补贴建设的，现在除了两个大棚租给外地人承包种菜以外，其余的八个大棚全部都空置着。
相比狂飙突进的圈地运动，小岗村农业生产建设是几乎停滞的，现在小岗村依然是靠天吃饭，农业生产缺水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至今严德友的葡萄园的水还要依靠另一个地方的水库。更讽刺的是，这个水库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建设的，而水库的水流到小岗村还要小半个月，2013年，严德友的葡萄园就因为干旱缺水，枯死了一片。
在小岗村的政治光环背后，我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村，面临着其它农村同样面临的问题：大部分村民都在外面打工，种田的活儿年轻人早看不上了;缺乏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如今小岗村人手上的田基本上都流转出去了，只留下一些口粮田。只有当年大包干带头人严美昌依然把手头的田地攥得死死的，成了小岗村有名的钉子户：“如果土地流转出去，能把地种好，我为什么不给，现在这些地都抛荒，我放出去，不是浪费土地嘛!”他不希望这种不负责任的疯狂圈地继续下去，为此他甚至多次写信反映情况，但都没有得到重视，严美昌甚至写了首长长的打油诗，在诗中，他这样写道：“从玉博朗GLG，一个更比一个坯，占着土地来长草，口号喊的比天高。”严美昌的愤怒来自于他农民的根性，他将土地视为自己的命根子，但小岗村其他村民并不如他这样勇敢，在金钱的诱惑和现实的压力面前，看着自己的土地被抛荒，最多也只有一声叹息。临行前，严美昌说出了小岗村如今的无奈：“小岗村就剩下空壳子了，土地就这么荒着，农业生产没搞好，就连村里最出名的大包干纪念馆，也没和我们没有关系，那是省旅游局建的，收入全归省里。”
小岗村之行让我想到安徒生著名的童话《皇帝的新衣》。小岗村就是那件看不见的衣服，而皇帝则名为“改革开放”，为了肯定改革开放激发出来的私有精神，众人一同编制起了有关小岗村的政治神话。行走在小岗村内，我感受到了马尔克斯小说中的“魔幻之感”，明明是泥地良田的农村，却打扮得像是城市内的商业街道，笔直的道路，两旁的商铺错落有致，餐馆、便利店、取款机、小旅馆等，应有尽有，但在这些建筑物间的缝隙中，我又分明瞥见乳白房屋后面藏着的被抛荒的田地。一瞬间，我感觉小岗村像一个特意布置的电影场景，而在这场景外面呢，和大部分中国农村一样，一个被掏空的地方，劳动力外流、土地流转，唯一特别的是，小岗村的符号资源也被掏得干干净净。作为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小岗村名字有一种口号式的魔力，正因为这种魔力，它为人所利用。据村民介绍，凤阳县有一个小岗村有机食品产业园，但不在小岗村境内，也没有小岗村人的投资，从头到尾，这个产业园和小岗村没有任何关系，但挂的却是小岗村的牌子，一个政治符号被消解为一种商业资源，真是讽刺。而最具有反讽意味的恰是当年的大包干带头人严美昌，当年他以造反的姿态成为了改革的代言人，被政治包装，被历史铭记，今天他再一次以造反的姿态出现，却什么也不是了，如今的他被政治唾弃，被历史忘记。我在严美昌身上看到了那句话：历史总归要出现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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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发特稿报道周家庄乡：唯一幸存的人民公社
来源：新华网作者：记者
新华网北京6月20日电(记者梁赛玉郭鑫曹国厂白林)70岁的张锁印是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乡第八生产队农民。60多年来他的工作一直由生产队长分配，记工分，分口粮，收入由乡里统一年终分红……彷佛定格在半个世纪前的人民公社时期。
和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周家庄自1951年将土地从一家一户集中，成立合作社，搞集体经济。但在中国农村早已“改天换地”的今天，这个人口1.3万的乡村却依然保持着集体生活的形态。
张锁印干了一辈子农活，从不操心地里该种些什么，因为这些都是集体统一来安排。现在他的工作是看管小公园，打扫卫生，年底能分红1万多元。除此之外，他还享受着乡里发放的养老津贴等11项福利。
2013年，周家庄乡人均纯收入14104元，高于河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高出近6000元。
“自从有了集体，粮食产量上去了，分钱也多了，这几年，分红一年比一年多。”张锁印说。
除了集体耕作，从1982年开始，周家庄乡还统一为社员们盖楼。张锁印说，“没有条件的乡里资助，盖房子集体盖。”其后的12年间，他给自己的三个儿子盖了三套婚房。如今，他还打算搬进即将竣工的高楼，水、电、供暖、燃气一应俱全，像城里人一样生活。 张锁印觉得这都是“集体的功劳”：“咱集体把决策一定下来，就干。这是很大的优越性。”他说，集体力量大，集中力量办大事。“乡里有建筑队，俺们全乡的公路、街道、小巷子这两年全部硬化了。”
周家庄乡很容易让人想起上世纪的人民公社，虽然提起人民公社，有些人会联想到“大跃进”“大锅饭”等名词，不过，周家庄乡人不以为然。
1978年安徽小岗村带头改革。到1982年底，“家庭联产承包制”成为全国农村主要的生产形式。但周家庄是个例外，依据中央文件“宜统则统，宜分则分”的精神，周家庄也曾组织社员投票表决，但多数人表示不同意，乡里至今还收藏着那份按满手印的“不分家”协议。
张锁印回忆道：“当时国家也说，不搞一刀切，农民搞得好的可以按情况决定。当时投票的时候社员们不愿意分，人们同声说要搞集体，就一直到现在了。”
周家庄乡党委书记雷宗奎说：“集体实力雄厚，管理到位，老百姓们不愿意散。”周家庄历史上从来没有搞过“大锅饭”，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探索“三包一奖”，即包工、包产、包投入，实行劳动质量管理，“干多干少不一样”，这走在全国的前面。
乡顾问刘国运说，社员收入逐年增加，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交足国家的，留足自己的，坚持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加上以身作则的领导班子，这些都是“大集体”得以延续的原因。
周家庄由于具有土地规模化经营优势，红地球葡萄、鸭梨、高档苗木、小麦和有机蔬菜，千亩成方，百亩一色。“挑选效益最高的农作物根据订单生产，在10个生产队中分配，防止重复投入。”
在市场规律下，这里的集体经济依然红火。第九生产队经营着特色农业观光采摘园，自2007年至今，接待游客120万人次，旅游收入增加4000万元;乡里的奶牛场饲养着1100多头奶牛，是石家庄地区最大的奶牛场。
“家中没病人，外面没官司，兜里有钱花，手中有粮食”——谈到周家庄乡人对“幸福”的定义，刘国运说了这样四句朴实的话，这似乎也代表着这个悠久农耕文明的国度中，农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中国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浪潮下，周家庄再一次面临抉择。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今后一个时期，要着重解决“三个一亿人”问题。农村城镇化也被视为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
观察人士指出，周家庄乡或能提供另一种答案。作为农村就地城镇化的案例，周家庄乡对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和共同富裕都有借鉴意义。
“农民都进城了，种地怎么办?吃饭怎么办?我们要守着自己的土地，把环境搞好。”雷宗奎说，周家庄有自己的仓库，农民上楼了，粮食可以存放仓库，农具还可以统一摆放。
刘国运认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当下，除了提倡机械化，农民应该有一种精神，有点“劳动精神”，周家庄乡60多年不分家，农民在集体中接受熏陶、培养和教育，和其他地方的农民不太一样。
张锁印所在的第八生产队主要任务是农活和果园里的活儿，收入并不如第九生产队，但却并不眼红。“每个队都搞旅游，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来，不如集中搞一个。”他说。
现在，张锁印的三个儿子都已不在集体干活，三个孙儿也开始陆续长大成人，大孙子在外读大学。“那是国家的人，不会回来的。”张锁印说。
原题：特稿：中国最后一个“农村大集体”的变迁
河北晋州市周家庄乡号称“最后的人民公社”，是目前我国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位于河北省晋州市中部，西距石家庄市50公里。周家庄乡1949年创办互助组，1952年建合作社，1958年建人民公社，1983年建农工商合作社。自1952年至今，合作社始终集体统一经营，体制一直未变，已有55年历史。而我国其他地区的人民公社只存在了24年，1982年就已经解体。
我国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乡镇---周家庄乡河北晋州市周家庄乡是现唯一仍存活着的“人民公社”，从1962年至今，周家庄人民公社已经存活了52年，那里的许多社员仍依赖着集体计划经济生活，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是周家庄的主要劳动形态。2013年，周家庄乡人均纯收入14104元，高于河北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同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相比，高出近6000元。
周家庄乡现辖6个自然村，划分为10个生产队，土地面积21035亩，人口13068人。全乡实行集体经营、统一核算、专业承包、分工分业的管理模式，是目前全国惟一实行乡级核算管理体制的乡镇。先后荣获“国务院嘉奖”、“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村镇”、“全国计划生育先进集体”、“中国乡镇之星”等荣誉称号70多项(次)，自1985年至今连续被河北省委命名为“文明乡镇”。
在市场规律下，这里的集体经济依然红火。第九生产队经营着特色农业观光采摘园，自2007年至今，接待游客120万人次，旅游收入增加4000万元;乡里的奶牛场饲养着1100多头奶牛，是石家庄地区最大的奶牛场。
多年来，该乡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不断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步伐。农业上建成了4000亩红地球葡萄、3000亩鸭梨出口、1000亩高档苗木和10000亩优质小麦繁育四个专业生产基地。投资1200万元，筹建了奶牛养殖示范园区。工业上建起了阀门厂、彩色胶印厂、建筑公司、纸箱厂等集体企业10多家。其中阀门厂成为长江以北大型阀门生产企业之一。村镇建设上对全乡6个自然村进行了高标准规划设计，统一建起了二层住宅楼房。建设了农民文化宫、农民影剧院、图书阅览室、岗前综合培训中心和农民乐园，对全乡所有街道进行了水泥硬化、绿化、亮化和净化。同时，该乡借助独特体制和现有旅游资源的优势，进一步打造周家庄品牌，开发建设了周家庄乡特色旅游项目。随着经济的发展为广大群众办了养老津贴、退休制、用电补助、集体负担新农合筹资款等11项福利事业。全乡形成了“经济繁荣、人民富裕、社会稳定、环境文明”的良好局面。
行政沿革属于河北省晋州市，面积17.5平方千米，人口12811人。乡政府驻周家庄合作路9号，邮编052260。[区划]辖第一生产队、第二生产队、第三生产队、第四生产队、第五生产队、第六生产队、第七生产队、第八生产队、第九生产队、第十生产队共10个生产队。
因乡政府驻地而得名周家庄乡。周家庄乡的前身是曹同义农业合作社。1958年春，在高级社合并为联村社的基础上，首先建起了公社，命名“黎明人民公社”，同年下半年撤销归属“东风人民公社”。1961年分出以周家庄为驻地建周家庄公社，1984年改周家乡至今。周家庄乡一直为集体经营，不设村委会，是全县唯一的乡生产队，“两层楼”的管理体制，本乡共设10个生产队、6个自然村，直属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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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走集体化道路的十个村庄，个个赛土豪!
作者：摄政王爷有话说
1、华西村
“凡是哪个村把集体经济搞好的，这个村的党组织就有权威。像华士村，在镇上被个体户团团包围，但老百姓非常信仰集体，绝大多数村民强烈要求党支部不要搞个体，还是要把集体经济发展好!集体经济到底好不好呢?应该说，集体经济本身是好的，但在‘转制’、‘转私’的影响之下，有不少人把集体的钱捞光了，转到个人腰包里去了。我记得，在六十、七十年代的时候，每个村都有集体资产。为什么发展到现在，有的村一点资产也没有呢?甚至是资不抵债呢?我看，这主要是那里的人缺少了信仰，缺少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有人对信仰有了失落感以后，往往就会贪赃枉法。这些信仰的动摇，很有可能会发生危机，造成坐牢，甚至被枪毙。最后，就造成了对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大的不关心!现在有些人，人在党内，心在党外;居住在中国，心在美国。像这样的现象，很值得我们好好地深思。”
2、大寨村
3、周家庄
4、官桥村
5、南岭村
6、航民村
7、洪林村
8、兴十四村
9、阳山庄
阳山庄现有大小汽车782辆。几乎每户有两辆汽车、一台电脑、几部手机、几台电视.农民们住进了宽带网接入的花园楼房，各种家用电器应有尽有。人均年产值一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2004年上交国家财政各种税费4000多万元，平均每户上交各种税费10万元。 2000年至今荣获“韩城市企业纳税二十强”、“中国工业矿业效益十佳企业”、渭南“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军民共建点”、“法律服务保护单位”等称号。
达到今天这种状况,当然是走过一条艰难曲折的路的.
阳山庄在2000年前也实行了分田到户.那时,村里几乎没有集体经济，除了几家开矿的人，绝大多数人仍然很穷，大多数村民人均年收入才几百元。后来,村两委会为了兴村富民,一班人走山西，下河南，实地考察、论证，在十艰难的情况下筹集资金三十万元，于一九九三年秋建起了第一家选矿厂。1993年起步办矿时，村上大多数人不理解、不支持.村上当时没钱，村委会主任高民权个人用身家性命做担保，在外地的亲戚和熟人处借了30万元。当时一些人说风凉话：赔了是集体的，赚了是高民权个人的。但是，高民权坚决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他斩钉截铁地说：赔了是我个人的，赚了是集体的。这是因为,高民权受过长期的毛泽东思想的培育并有个身为老共产党员的好父亲.他的老父亲是个退休教师，一辈子为人师表，一直给高民权灌输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毛泽东思想.
在集体矿山的带动下，全村发展起了60多家私人采矿点。但是，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私矿与集体争利,村民收入不平衡，贫富差别不断扩大。私营矿主一心挣钱,不考虑持续发展,乱采乱挖,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安全事故越来越多,还经常为争矿而发生恶性事件。有些矿主赚了钱，但不给集体交承包费，偷税漏税，还用钱勾结黑社会势力，打、杀、威胁干部。2002年2月，中央信访局批转了朱熔基总理批示的包括阳山庄矿在内的污染急待治理的文件。
怎样才能彻底整顿呢?村长高民权、支书程兰生日夜苦思.终于,他们组织80名党员、干部到河南南街村和宝鸡市岐星村参观学习.这两个村庄集体办企业,统一经营,达到共同富裕的经验使他们身受启发。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座谈访问，村两委会最终决心排除各种障隘,彻底废除承包制,走集体经营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子.村长高民权向大家表决心说：“从全国农村的整体情况看，只有学南街村的集体路才是我们农民的致富路;只有大学南街村，才能搞好我们阳山庄。我们和南街村相比，差距太大。这是因为我们主要领导思想上有差距。为了壮大集体经济，消灭两极分化，一定要搞好第二次集体化，实行南街村的管理模式。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全心全意的把阳山庄村民的事情办好，如果今年实现不了二次集体化，说明我们两位领导无能，我们就自动辞职。”两委会向市政府提出了整改方案：对所有私人选矿厂签订合同,一次性买断.价格由市物价及有关部门评价.当时，私营选矿厂资产已高达两千万元。当时阳山庄人感到不可思议，上级政府部门更感吃惊。面对着少部分人的诽谤、责骂、威胁,背负着2500万元的债务,村两委会终于带领着阳山庄人迈开了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大步。
由于集体断了少数人发财的路，斗争尖锐到了极点,甚至有人扬言要杀村长。是进,是退?是为少数人谋利，还是为多数人谋利?阳山庄的领导们在毛泽东思想的照耀下终于挺过来了。两委会贷款、集资2500万元对60多家选矿厂实行兼并，一次性买断，成立了韩城华阳有限责任公司，实行了“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一开采,统一票证，统一结算，统一销售”的“六统一”。从此，集体经济飞速发展。由于集体的强大力量，过去私人的土法开采改成了大机械开采，效益翻了三番。现在公司共有干选车间23个，水选车间11个。球团车间1个，职工1700多人，年产铁矿石精粉60万吨。二00三年公司上交国家各项税费1000万元，在韩城市企业纳税中名列榜首。2004年初，村两委会一班人深入调查，紧紧抓住市场机遇，及时扩大生产规模，改变经营思路，2004年上半年销售已突破1.3亿元人民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十万元人民币。比私有化期间增长了百倍多。到2004年底，全年已完成总产值3.4亿元。
随着集体经济的壮大，村级各项公益事业和群众生活质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村上先后投资100万元实施了节水喷灌工程。扩大灌溉面积750亩;投资20万元对全村农电设施及线路进行了更新改造,加强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400多万元改造了全村巷道，搞了环境的绿化、美化;投资150万元新建了总建设面积1984平方米的村综合办公大楼，建了老年活动室，村民健身房等,先后投资300万元，建起了园林式的标准化小学和幼儿园、浴室;投资40多万元建成了全市农村档次最高的标准化舞台.此外,村上每年对60岁以上老人发放生活补助金240元，今年提高到600元。去年组织了60岁以上的老人到北京观光、旅游。从1998年开始，阳山庄人均每年从集体经济的各项资本权益分配从500元、1000元、2000元升至8000元，人均年工资约2万元，户均年工资约10万元。
十、南街村
南街村位于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南隅，紧靠107国道，西临京广铁路和石武客运专线，东临京珠高速公路，早在20世纪90年代产值就突破1亿元成为有名的“亿元村”，但资产负债率一直偏高。南街村村民享受住房、医疗、教育等多项福利待遇，生活富足而安逸，但外来劳动力无法享受村民的待遇。南街村村容整洁，宁静而美丽，并设有自己的工业区。全村有回、汉两个民族，共848户，3180口人，1000亩耕地，总面积1.78平方公里。村里有26家村营企业，诸如拉面工厂等。1984年，村办企业的总产值只有70万元，到1995年已经达到12亿，实现了飞跃发展。在2008年，该村银行负债实际达17亿元人民币。一度传出南街村破产的谣言。实际当时资产26亿，负债17亿，远未达到破产的边缘，也比同时期大部分在金融海啸中挣扎的企业强很多。经过2年努力，到2010年，资产已经积累到30亿，负债下降到4亿，重新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改革开放以来，南街村遵循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走集体共同富裕道路，无条件获得了大量银行贷款，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飞速发展。
南街村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以雷锋精神鼓舞人，以革命歌曲激励人，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奋斗目标，强化了职工村民的集体主义精神，营造了浓厚的昂扬向上的集体主义氛围。全村党员干部、职工村民发扬“二百五”的“傻子”精神，坚持“外圆内方”的治村方略，人人敬业爱岗、乐于奉献。党务、村政、企管、教育、民兵、治安、工会、共青、妇联、计划生育等各项工作。这些均受到了党中央和省、市、县各级领导的高度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