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正气 - 2016/5/5 15:44:23
2016-05-05 14:26:19 来源：外院马会微信号 作者：程约汉
历史往往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对开国领袖毛泽东，以及人民公社时代，小岗村的原队长严宏昌，和原安徽省委书记做出了不少的评价与否定。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我们对这两个风云人物也不妨做一点评价。 小岗村分田单干这颗特色蛋，砸向毛泽东时代，瓦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我们对这颗特色蛋作剖析，看看究竟是件什么东西。
乡村三十年来的两极分化与“三农问题”的尖锐存在，已为本文提供客观事实的依据和支撑，也不是什么纯理论层次的问题了。
一、小岗村，三十年到底吞吃国家人民的多少钱财？
安徽省小岗村是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名字，曾以“摁红手印冒死也要分田单干的行动”而名躁国内外。三十年来，一直戴着“中国改革第一村”的桂冠，为纪念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周年，安徽省陈桂棣、春桃俩作家隆重推出扛鼎之作《小岗村的故事》，本想为小岗村再贴一片金，再唱一支新颂曲，谁知失算于“人意”与“天理”的法则，将小岗村从新中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吞吃数以千万元计的巨额钱财和盘托出，让全国农民看出这个“金身菩萨”的老底。因此，我们特别感谢这夫妻俩所付出的心血和贡献。从而联想到小岗村的顺口溜，什么“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当时是出名的，曾一时迷惑不少人，现我们不妨来一首《小岗村沉浮图》应对：
大包干，大包干，三十年，三十年，
直来直去不拐弯，输血打气常保鲜。
分田分牛分公产，“第一典型”中了邪，
一心折腾要单干。“偏穷乱散”翻白眼。
第一笔，在合作化与人民公社的三十年里。该书的第59页自觉地坦白叙写：
打从一九五六年高级社起，小岗队的生产和生活就主要靠救济;仅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十三年的一百五十六个月份中，小岗吃国家供应粮就多达八十七个月，吃了二十二万八千多斤，占到这十三年总产的百分之六十五，占到集体分配口粮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九。此外，国家还无偿供应各类种子六万五千多斤。就是原先队里的那十条牛，没有一条不是国家花钱买的;社员过去使的犁耙锹锨，也没有一件不是国家掏的钱。
按着严宏昌供出的吃粮数据，可以计算出从1966年至1978年，小岗村13年的粮食总产才35.07万斤，那么，每年粮食产量仅有2.6万斤。全村土地1000亩，荒芜500亩，仅种植500亩，那么平均亩产仅52斤;全村115人，每人均生产粮食226斤。直截了当地说，小岗村在整整13年时间里，国家供应着救济粮、生产工具和耕牛，每一年却生产如此低的亩产和人均产量，实属全国罕见——罕见得令人生疑!
全中国当过人民公社员——包括我们知青在内，面对小岗村这种生产水平，很难很难相信——在安徽省的同志能否专门调查小岗村及附近村子在新中国三十年究竟是怎样的真实情况，因为这个严宏昌所提供的事实疑点太多——很有点白天活见鬼听鬼话的感觉。“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就是因为合作化、集体化不合心意，小岗人就自私互斗到这种非人性程度，宁肯躺着饿死或者出门敲花鼓去讨吃逗狗咬也不顾，整整13年少出力、不愿干，让集体田地几无收成的程度，还是人吗?“饿死老娘不吃种粮”是中国农村的千年古训，小岗人连五、六万斤种粮都吃个精光，靠国家供给种粮，还是人吗?如果是人，生两只眼睛，长两个耳朵，难道不知道当时全国有个大寨吗?过去在解放前，也是“打长工，没铺盖，卖儿女，当乞丐，有女不嫁穷大寨”。700亩地散落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亩产一二百斤。可是到新中国成立后，大寨人当家作主，向穷山恶水开战，一步步前进。1963年遭了七次灾害，他们拒绝了上级救助的物资和款项，全村60多劳动力齐上阵，夺得了亩产704斤的重大胜利。从1952年至1963年全村粮食自给还向全国交售175万斤粮食，平均每户每年交售7000斤，年终分红值1元以上。难道没听说过吗，小岗人?文革中大寨更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修稳产高产田800多亩，植树1000多亩，筑盘山公路12里，建水池6个，开渠道28里，所打出和搬运的石方如果垒起1米高2米宽的石坝能从大寨到北京一个来回。小岗人听了有什么想法?会不会脸红?小岗村，同大寨以及全国多数村子一样，头顶一个蓝天，都是在一个制度里劳动，为什么自己干不好，该不该扪心自问?当然从根本上说，小岗村搞不好，主要责任在生产队的领导班子。“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造成小岗人一盘散沙，根子在队干部的极端自私与无能。总而言之，小岗人没有吃的，敲花鼓当叫化子遭狗咬，队干部应负主要责任。
是的，在新中国建设与创业期间，即到1978年，确有讨饭的，但是人数并不多。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将流浪乞讨人员安排在各省44个农场的只有1.6万人，再加上没有收留在农场的充其量不过10万人(可后来的2003年63.5万人，2004年119.6万人，2007年203万人，2008年224.5万人，都比1978年多百倍)。是的还有各地农村人民公社，也包括我们插队的昆明市郊区也有相当落后的“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占10%左右。虽然落后得令人头疼，但党政各级领导都从各方面努力，促进转化，从未言过放弃。像小岗村许多村民“逃亡和饿死”，笔者在农村工作二十年闻所未闻。退一步讲，信其有，但也是全国罕见，根本不能代表全国广阔的乡村和五亿劳动农民的全貌，更不是全国普遍现象。
这里建议小岗人想想，在自己曾年年直至十三年吃着其他人民公社、也包括大寨村生产的公余粮;用着毛泽东时代供给的耕牛、生产工具，该不该有点感恩之心?该不该“吃水不忘挖井人”?广大农民群众都知道：随口乱骂人民公社及政策，乱骂毛泽东时代，不符历史事实与情理;胡乱咒骂，而且骂了三十年，是阴损缺德之事。小岗人不能再糊涂了，当今三十年没有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靠山，全国农民，包括你们小岗人就朝不保夕，生活动荡，顾头难顾尾。这难道不是沉重的教训?
第二笔，1984年，在上调北京的万里兑现“三五年后会来看小岗的”承诺的时候，村头忽然出现24间新瓦房。
该书的第143页自觉坦白叙写：
自从一九八O年万里进京之后，就再没有来过小岗。他曾答应过小岗人，三五年后会来看小岗的，随后的一九八四年的四月，曾传来了万里要来小岗的消息。凤阳县委、县政府为此也忙了一阵子，考虑到小岗虽有了不小的变化，主要还只是变在吃饱穿暖上，家家户户住的仍然是茅草房，路也很差。县里就决定拨出一笔专款，为小岗改换新装，可是县财政捉襟见肘，不可能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鉴于村子西头是进村的必经之道，就出资为严立付、严立华、严立坤、严立学、严金昌、关友江六家，各翻盖了三间瓦房。因为严学昌家人多，翻盖了六间。
小岗村的人分田单干多年后太不争气了，致使万里当时檀口一声诺过上美国日本农民的日子，成了水中的月亮而已。凤阳县委政府的领导，对属地小岗村的真实情况是最清楚的，他们思来想去动用国家——人民的钱财为小岗村，在路边建盖改革开放的第一批新瓦房。这种“临时烧香抱佛脚”，不知是表功?还是一种无奈?或许兼而有之?总之，小岗村分田单干多年“江山依旧，旧貌犹存”，形成对凤阳县委政府领导人一种压力，一种制约——什么叫守土有责?当年的省委书记现在中南海的京官万里会不会发问：“为何没有将小岗村领导好，建设好?为什么还住风吹就动的老茅屋?为什么比公开贬斥的大寨村差距还那么大?为何没有过上美国的、日本的标准呢?”……所以动用国家即人民的血汗钱来补台，让京官不尴尬有面子!凤阳县委政府领导，堂堂皇皇将崭新的二十多间全呈亮瓦房一顺溜地建在村道边，第一眼看了舒畅得很呢!来来往往的政客与佳宾看见了这排体现大包干的正确和成果的新瓦房，谁也就一百年不动摇了，也不怀疑了!
其实真实的答案非常清楚，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胜似《水浒》中的“武大郎，就是拼命抬上墙头——上不去下来容易，”除此有什么能耐和结果呢?小农经济的冲天干劲不过是昙花一现，几年后就是徘徊的势态，小岗村是如此，分田单干后的全国农业也是如此，后边我们将详尽分析。
凤阳县委政府领导还忽略一个严重的后果：无偿送给24间新瓦房的两重性，既为小岗村保鲜增光，也激活小岗村乞讨瘾，还引起多数住茅草屋的村民怒愤。就因为那个力挺者万里光临小岗村，天上掉下馅饼——不出力不淌汗不挨狗咬，也能轻轻松松得24间新瓦房，这让小岗村人眼睛一亮，心里一动，谁说“天下不掉大馅饼”?谁说“没有白吃的午餐”?在小岗村就成为事实!这不劳而获的6户新房将沉寂一时的乞讨历史搅了搅，从此旧病复发，难以收拾，终于成了小岗村向社会不停伸手二三十年的顽症，而且相互争斗此起彼伏。
第三笔，1993年后经省人大代表严宏昌游说，安徽省委的主题联席会作出承诺：支援一千三百多万元!
该书第136页自觉地坦白叙写：
严宏昌，“他利用会间的一切休息时间，一个一个地去拜见到会的各位厅级领导，重要的，他还会不厌其烦地进行‘家访’，向他们介绍小岗的现状，求救于各位领导，希望他们支持小岗，为小岗的发展指点迷津。
……
(时任省委副书记兼省人大主任孟富林)‘有许多问题，他已是深思熟虑。他先后讲到了小岗村的交通、教育、供电、电讯、水利、农业科技、村办企业以及农贸市场等方面的现状和自己的设想。……小岗村的发展已引起了省里众多部门的高度重视。会上可以落实下来的，方方面面支援小岗村经济发展的各项有关资金，便高达一千三百多万元’!
孟富林设宴请严宏昌吃饭。孟富林动情地说道：‘宏昌啊，你打破了安徽省历史上的三项记录：第一，省委没有为一个村解决实际问题召开专题会议的先例，这是头一次;第二，也没有因为一个村解决这么多资金，和这么多问题;第三，省委更没有专门请过一个农民吃饭。’
孟富林的话，打动了在座的所有人，也纷纷过来与严宏昌碰杯，表示要向勇于改革的小岗人学习，致敬……(该是众多厅局长神情错乱了，小岗村包干15年因穷来当叫化子讨钱，居然一个个来碰杯，要向小岗学习致敬，这份恭敬不是很搞笑吗?——作者注)
……
严宏昌想：他在会上首先提议的，是希望有关部门帮助小岗村修一条路，不说方便小岗人，现在来自省内外乃至国内外的参观者，踏着‘雨天是“水泥”路，晴天是“扬(洋)灰”路’，丢的就不光是小岗人的脸面。
……
直到了一九九五年的春天，在孟富林召开的那次联席会议上许多厅局承诺的援助款项，一直不见下来(上级与下级不是在上演忽悠闹剧吗?——作者注)。严宏昌去参加安徽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时，向大会递交了一份提案，询问小岗发展专项资金的调拨情况。这份提案，引起许多代表的关注，最后有十三位代表联合在上面签了名，很快，严宏昌就收到了滁州市政府的答复涵——目前已投资六百六十一万元。”
可是所承诺的巨大的财政拨款，小岗人可以看到的，除盖了一栋上下两层的村委会办公楼和村头竖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大牌楼，外加帮村民拉院墙，村民还是出了500元钱的，一共也就是三四十万，而那六百多万都用到了什么地方呢?
“丢的就不光是小岗人的脸面”这句话看似普通无奇，但充满政治智慧。别看分田带干带头人、原队长严宏昌是一个普通乡村农民，实际上他洞察各级党政领导内心的好恶，也深知他这句话的作用与份量。这句话暗示，各级党政领导说好听点会“心领神会”，说难听点“会知趣的”!——既然你们坚持吹捧中国改革开放的伟业是以我们村子为起点，依托我们村大包干的各义，加紧在全国城乡推开与实施，那么我们这张“王牌”岂能无偿使用呢?我们这些摁红手印的带头人难道不该回报?各有所好，双赢双赢!
时任省委副书记兼人大主任孟富林，当时也太爱动情了，扶持小岗村改变面貌的力度也够大了，可是当两年后仅落实六百一十万元时，乞讨人严宏昌当然不高兴，心里嘀咕“也就是三四十万，而那六百多万都用到了什么地方呢?”须知当时省委召开会议承诺的是一千三百万元呀!由此可见，叫花子也难当，总是要的多而得的少;“施主”更难当，给也不错了还赚多赚少，说三道四! “叫花子”若要追究到底施主不是太没有脸面嘛!
第四笔，1997年，解万里之忧，全国“最佳经济效益乡村”加入援助大军，仅修路和农科改良就得140万元。该书的第154页自觉地坦白叙写：
上海《解放日报》社建议召开的‘两村联动发展会议’在凤阳举行。开会那天，张广友(同万里一起出道，后升《中国农民报》总编辑——作者注)受万里委托，专程从北京赶过来，并在会上宣读了万里的贺词。贺词说：‘凤阳县小岗村和张家港市长江村结成对子，联合发展，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小岗村在农村改革中带了头，长江村在改革中得到了发展，小岗村走出去和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结对子，这是加快东部和中西部经济共同发展的路子。祝两地在共同发展中结出硕果。’
会上公开了长江村和小岗村联动的方案，大体是：一、两村协商在村内修一条横穿全村的水泥路，并在一九九八年三月修建完成(长江村捐助120万元修建“友谊路”——凤凰周刊);二、长江村出资二十万元，帮助小岗村进行农业、农副产品的高科技改良;三、小岗村每年供应长江村六十万斤稻米，按市场价执行，以解决长江村缺粮(这个村缺粮得靠小岗村供应，胡编得很可笑!——作者注)困难;四、长江村提供资金，技术，小岗村提供劳力，兴办两个企业，作为长江集团公司的配套厂，利润留在企业作为扩大再生产，等等。
小岗村大包干二十年仍没有出现“形势自然会大好”，这真让退休的万里内心不宁静，到处求救成了唯一的妙计。
对带头分田单干的小岗村队长严宏昌，现在安徽夫唱妇随作家又是钦佩又是称赞，封为“小岗村的新闻发言人”，其实这个评价偏低了。他可是小岗村的一位杰出诗人，顺口一段“我保证，只要干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县、地、省书记听后无不点头折服。而且他在社会心理学方面很有造诣，很精。社会既然夸赞小岗村，好、很好!小岗村面貌依旧需要输血打气，找到谁，谁都会慷慨解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难道各级官员不懂这个理!——“雨天是‘水泥’路，晴天是‘杨(洋)灰’ 路，丢的就不光是小岗人的脸面”，即是一高招。他创新的名言“不光是小岗人的脸面!”，尤其比较能打动官场。此论传开，一长串书记及书记的书记，即刻付诸行动支援，连退休多年的中南海领导人万里不甘落后，花白的脑袋常常摆出不少金点子。严宏昌跻身中国一流心理学家之列。
第五笔，1998年，总书记亲小岗村视察的时候，一大串“政治礼品”应接不暇。该书第156页自觉地坦白叙写：
这一回不大一样，一场让小岗改天换地的工程很快拉开了序幕!其工程之浩大，速度之快捷，不仅让严宏昌，更让小岗人目瞪口呆。
一所可容纳师生一百六十人，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一条龙五个班的小岗村小学，六月动工，八月竣工，确保九月一日正式开学的工程开始了。
省建设厅，省水利厅和省卫生厅联手帮助小岗村破天荒地像凤阳城里人一样吃上了自来水。
六部门联合出资，为小岗家家户户住房的墙面，刷上一遍涂料，涂料一上墙，整个墙子就好像摇身一变，光鲜了许多(这个点子不知是哪部门领导出的，可得当年的中国金点子头奖!——作者注);为各家各户建造了一个卫生厕所。随后，小岗村大包干展览室和招待所，也平地而起;党支部办公室也因为得以美化而让人眼睛一亮。替小岗村一家不拉地装了部程控电话，不仅事情办得漂亮，而且明说收费，实际并未让小岗人掏多少腰包。修了一条很气派的友谊路，但美中不足的是路两边光秃秃的，不好看。酷热难当，县林业局从百里之外的凤台县林场买来八百三十棵蜀桧，每棵都在两米高以上，并且搞起了科学试验。在蜀桧根部包上营养土，趁夜抢运，当天入土，还专门雇了两位懂业务的工人，吃住在小岗，精心浇水，培土，看护，高温植树，居然棵棵成活。
……
江泽民、温家宝、曾庆红一行来到小岗村，还是让严宏昌，让小岗人激动不已的。江泽民说：‘我一直很关注小岗，一直想来看看乡亲们。因为邓小平开创和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首先是在农村开花结果的，而小岗村又是率先进行农村改革的。家庭承包经营这一政策要长期坚持下去，是不会改变的。’”
对隆重庆祝大包干二十周年的中央领导的小岗之行，书里继续叙写一个非同寻常的乱子：“严德友，却在江总书记来前的几天，被组织上调出小岗。”至少有两个不应该有的后果。一是，严俊昌说：“要不是把德友调走，小岗就搞上去了!”二是，严俊昌说：“江总书记来小岗也不让德友见，媳妇觉得政府不讲理，女人遭不得人孬，几句话受刺激，想不通就上了吊!
这个小岗村几十年来总是发生大不吉的怪事，正当举国同庆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大喜日子，一行党和国家贵宾亲临小岗是精心安排和实施，力求达到重大宣传的效果，偏偏小岗村的村领导家庭竟然发生媳妇想不通上吊之事，原因正是“觉得政府不讲理”。严德友家在全国大喜日子里出现哭哭喊喊的丧事，也太不是时候了，太不给面子了!这简直是制造全国最大的难堪?也幸好村领导媳妇上吊一事不了了之，也幸好夫唱妇随俩作家没有刨根问底采访，否则又要闹出多少内幕与尴尬的事儿来!
第六笔，1999年，带头分田单干的原队长严宏昌重新在小岗村上任的时候，又吃下各方的许多钱财。该书第174—215页自觉的坦白叙写：
这期间，他发现王省长对小岗要建设‘工业园’大加赞赏，就趁机提出，希望省政府能帮助解决购买一台推土机的银行贷款，结果贷款很快批下来。他马上找县农机公司，经过他的一番游说，又从县公司开回来一台旧机子。
没钱为这两个‘大家伙’安个‘窝’，严宏昌想了想，跑到省农机公司去求援。省农机公司投资了二十万元，在小岗村盖了一处农机大院。这不仅为小岗解决了大型器械的存放，省公司也在皖东地区多了一个产品推销点。
常州柴油机厂支援小岗村一辆客货两用车。外省外市的柴油机厂同行尚且支持小岗一辆客货两用车，他肖总(全椒县柴油机厂)难道不‘表示表示’?
肖振海见到严宏昌亲热得不行了，说：‘我送你福田小货车吧，送你一辆没大用处，干脆给你四辆，这样你们就可以跑运输!’
……
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乔木一男先生(这位日本资产阶级分子的鼻子比狗还灵，很及时很慷慨地对中国大是大非中的一方予以财力支持——作者注)来小岗参观时，愿帮助小岗村建一个养鸭基地，一期投资一千万日元，先把基地的管理中心大楼建好;二期投资三亿日元，再建冷库和加工厂。日本驻上海领事馆随后就把一千万日元汇到了凤阳县农业局，严宏昌及时解决了养鸭基地办公楼的用地，地皮腾出来后，县农业局很快组织施工的队伍。
……
这消息后来被贾泰斌(北京大北农饲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发部经理)知道后，他很是不安，没想到集团的合肥分公司一个莫名其妙的‘证明’，竟给严宏昌(指被当地检察院立案侦察贪污十万元)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他很过意不去，便爽性又寄过来七万元，声明这一回是真心实意无偿地支援小岗村发展生产的。用这钱为小岗村家家户户挖一口当家塘，缓解小岗人长期缺水的局面。
……
小岗村和长江村共同修建“友谊路”时，村里欠下的那九万多元电费一直挂在帐上，县供电局多次催要，再不缴就要拉电了。严宏昌说：没办法，我只得硬着头皮去找县政府，前前后后为这事跑了十多趟，终于给免掉了。
为搞好这次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中央和省里都拨下来专项资金。村级建设专用款，大村小村一律五千元，这显然是对我们的最大的支持了。但是缺口太大，总归还是无济于事……
张家港市长江村党委书记郁全和为了葡萄园之事，没少来过小岗，并派来技术员给小岗人传播种葡萄的技术;逢上春节，还会给村里六十岁往上的老人，每人发上一件衣服，或是送点过年的礼品。(严宏昌主动弃放再当选的权了)长江村的郁全和又许下那么多愿，谁不想选严德友呢!虽然后来一票五百块钱，一户两头奶牛，大家没看到，给小岗村的三百万发展资金也成了‘空头支票’。也还不错了，最后长江村还是给每家每户发了台彩电。(共106台彩电——作者注)
第七笔，2002年，需要三千万巨款修茸当地水库，国务院副总理提笔钦批了。小岗村分田单干没几年，开始呈现一些乱象，原来参与大包干的副遂长严俊昌已有觉醒。1987年，他直言不讳地对前来考察的时任国务院办公厅主任温家宝说：“我当时应当说，发现大包干分田到记挂不行了。(见凤凰周刊2006年.25日)这本是一次难逢的纠正错误的机会——小岗村干部直接提出否定意见，倘若得采纳，小岗村不会在邪道上再滑下去了。对广大读者说，为什么小岗村干部的意见得到采纳又是一个难解的谜。该书第223—233页自觉地坦白叙写：
严宏昌给我们谈起凤阳县燃灯寺水库综合治理的故事时，至今还十分激动。它不光牵扯到一个小岗村，不光牵扯到一个小溪河镇，直接影响到凤阳县东部缺水地区。水库还是‘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上的马，一九七九年建成，距今已是二十多年，因为长年失修，工程设施严重老化，启闭的设备已锈迹斑斑，许多渠道严重淤堵，坍塌，跑冒滴漏。可它是周边十多万亩农田的生命工程和致富工程啊!再不治理，便严重危及十几万农户生活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
严宏昌带着朱土银这才向中南海的北门走过去。紧接着，严宏昌就把小岗村，以及燃灯寺水库灌区十几万农民多年来热切的愿望向温家宝做了最简明扼要的汇报。掏出了一份只有八百字的‘报告’。温家宝接过信，交代(黄守宏)说：‘你不要把它摞在文件上，就放在我桌上。’想了想，又说：‘还是明天一上班，你就直接拿给我吧!’
(出门时)温家宝再次握着严宏昌和朱土银的手，说：‘好，你们就放心吧!’
……
谁知，严宏昌前脚才进家门，县水务局一个叫朱土银的人来电话找他。朱土银在电话中激动的声音都变了，高声大嗓门地嚷道：‘老严，宏昌!行了!总理已经批了’!
在新中国三十年的建设和创业期间，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农业学大寨”等一系列号召下，各省广大公社社员每年冬春季节掀起兴修水利的高潮。在旧中国仅有大中水库23个，到七十年代基本上完成江河湖泊的治理，新修8.69万座水库，数百万小坝塘，近百条人工渠道达300多万公里，配套机井220万眼。例如河南林县的“红旗渠”被誉为“人造天河”和横跨100多公里的人造“汉北河”等。这些伟大工程都是毛泽东时代一座座丰碑，蜚声国外内。一批大型水电站建成，1977年仅农村建中小水电站5.6万座，80%以上的公社，50%以上的大队通电。这些工程已产生根治大旱大涝的效果。到1979年，增加5亿亩旱涝保收田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一亩旱涝保收田，灌溉密度超过美国的13%，达到46%，居世界首位。从1978年分田单干，各家各顾各家眼前利益，集体经济瓦解，乡村社会失控，基层政权的威信与号召力凋萎，毫无能力和组织兴修水利，再加上国家水利欠债太多，全国大量水利设施失修，毛泽东时代水利的老本吃得所剩无几。据不完全统计，到1988年水库减少3681座，乡村水电站减少了3795个;机井面积减少了652万公顷，以后干脆不公布了。估计每年新增加水土流失面积2.48万平方公里，新增旱涝面积5.75万公顷。滥垦滥牧，沙化面积更是“沙云压城城欲催!”沙尘飞落京都，漂洋过海，袭击日本与北美。南方则是不下雨大旱，下点雨大涝，年年伤亡事件频发频传。
安徽省凤阳县燃灯寺水库失修，不过是其中小又小的个例。凑巧的是在校对这篇文章时，家乡云南省也惨遭所谓“百年一遇旱灾”，才到2010年3月，就有596.9万人、359.4万头大牲畜喊渴水，4月、5月预计全省饮水困难的群众将达951万人、1014万人。全省小春受灾面积达85%，其中1000万亩。西南五省农作物直接损失超过260亿元。“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又是汽车送水，又是开井提水，上演自封“吃大爱水”一场场闹剧。正如古诗中说“吃水不忘挖井人”，现在广大群众又想念起毛主席当年兴修水利时的魄力与远见，那些丑化与攻击毛泽东时代的政客和精英们在事实面前露出卑劣的灵魂了。
家乡云南是水资源大省，水资源总量排名全国第三位，人均拥5000立米以上，径流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906条，现在竟然出现如此严重的旱灾难道不触目惊心吗?
第八笔，在2004年下派干部沈浩赴任小岗村党委书记的时候。安徽夫唱妇随的俩作家有很政治心计，对党委书记沈浩在小岗村的六年工作与努力很少叙说，若不得不提及时也是话中有话，闪烁其词。作家遗漏沈浩在小岗村六年多做些什么事、怎么做等，没有去写，决不是疏忽大意，也不是作品不需要，而是有意为之。历史要空白就空白吧!
因为小岗村后任书记沈浩说了一句大实话：“一夜越过温跑线，二十五年不富裕。”(见《沈浩日记》)
又说一句政客与精英三十年最忌讳的话：“搞新农村建设，生产要发展，首先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的道路。”(见《我在小岗村当书记》)
他更做了一件让政客和精英们集体沉默的颠覆性的大事：2006年1月25日，在村民大会上明确宣布合地，成立“农业合作农场”招商引资办工厂走集体经济致富的路子。
由于小岗村的现实基础和条件太差，他仍旧通过其它渠道求援，也得到一些外界“赞助”。互联网上作一些介绍：
2004年春节前，他给18户分田单干带头人每户送了米面、油、慰问金。
2005年夏天，突然下起暴雨，沈浩马上想到徐庆山一家迁往在三间危房里。他想方设法，四处筹钱，当年年底，第一批住宅新区终于建好，26户村民(小岗村后同其它村合并)搬进新区，徐庆山一家也住上了两间楼房。
当时小岗村的沥青路大概只有1公里，其它的都是土路，很破旧，他争取到50万元的资金。
2006年1月省财政厅赞助5000元，发每户一桶油;当年按手印分田单干的18户，每户发2桶油、一条烟;带头分田单干的队领导严宏昌、严俊昌，除发2桶油、一条烟外，再加一箱酒。
2006年起，每新建一个标准棚，财政补贴5000元以上。69岁的五保户韩庆江得了肺结核，没有钱治病，是沈浩把他送到镇医院治愈，没让韩庆江花一分钱。韩庆江感激涕零地说，要不是沈书记，我这一条命早没了。50多岁的关友林全家六口人，四个智障，生活十分困难，被子衣服都沈书记送过来的。……
第九笔，2008年举国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喜日子的时候，小岗村又收到一批“政治礼品”。该书第236—237页自觉的坦白叙说：
友谊路两侧一个式样的两层楼同时都在施工。村民说：村里给了每户两万元的补助。村东小区盖了四排整齐的楼房，住进了二十多户村民。村西小区是商品化连体别墅式样的新型小区，紧邻一个大型集贸市场和一所卫生院，凡愿意在那儿买房的村民，都可以获得1万元的补贴。
小岗人盼了多年的一条通往外面的像样的公路，也终于动工了，它不再绕道小溪河镇，而是一条由国道直达小岗村的高标准的水泥路。使它同外面的世界一下拉近。村子西头拔地而起的小岗村信息中心，已初具规模，据说那是国家档案局和县档案局联手援建的;尽管还正在施工，其鲜明的徽派民居的风格已清晰可见，建筑面积将为一千二百平方米，总投资一百八十五万元。(国家档案局在一个相隔千里毫无关系的村子投资，可获当年全国最佳投资奖——作者注)
与信息中心隔路相望的，是省政府拨款二百万元将要建成的大型广场，到时候，高大的小岗村牌楼，别具一格的小岗村信息中心和偌大个小岗村广场就会连成一片，在村头蔚为大观。
而与村头遥相呼应的村尾处，则是一座耗资六百多万元的气势恢宏的‘大包干纪念馆’。‘大包干纪念馆’六个苍劲的硬笔字，为万里亲自题写。它占地三十亩，建筑面积六千六百平方米，设计成江南园林式的建设风格，看上去很典雅，很秀美。整个纪念馆由主展厅、多媒厅、珍品展厅、餐厅及观景走廊组成，馆前还有一块八千平方米的绿色草坪，用于举办大型的文艺活动，两边都是葡萄园;馆后是一万平方米的绿色园林与池塘，可供游人休闲与观赏。(安徽省管辖全省的省政府在一个小小的村规划得那么气派而且投资，可获中国最优规划奖——作者注)
(严宏昌、严俊昌)特别是解决当年冒死大包干的老伙伴们的实际困难，二人同心协力，一齐找到了县委，他们的这种联合行动，显然也感动了县委书记马占文。尽管这事上面并没有具体的政策，凤阳县的财政仍旧捉襟见肘，但马占文还是主持召开了一次专门的会议，决定为小岗村当年十八位‘大包干带头人’，每家每月给予了五百元的生活补助。(这位县委书记可获当年全国最成功的创新奖——作者注)
至此，书中记载的国家、社会先后所提供的8笔钱财物，我们粗略计算在1500万元之上，以小岗村20户平均每户75万元，或者后来扩并的100户平均每户15万元，真是演出一场“全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变成“全国富裕第一村”的旷古闹剧;一笔笔钱财乞讨过程，就是一段段精彩纷呈的折子戏。谁说现在中国没有伟大传世的作品，小岗村由穷变富、面貌巨变难道不就是一出最有特色的世界名著!
思绪之一：烂泥巴的菩萨贴金，不是伪典型吗？
自1978年后，在那位万里先生的发现与推动下，小岗村被层层包装，片片贴金，现在列举如下：
想不到马列主义竟出在你们这样的茅屋里呀”，“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会大好”;什么“经济改革从农村突破了——马立诚、凌志军
完全是农民群众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自发搞起来的，它不仅直接地表达了亿万中国农民最迫切的诉求，更体现出了今天中国最需要的敢于冲击长期以来极左路线的重要禁锢与束缚，杀出一条血路的大无畏的改革精神!——安徽夫唱妇随作家
坚冰已经打破，第一艘开出的帆船，是农村改革。——杜润生
它们的名字也将自此载入史册。——新华社《半月谈》一文
高歌的同时却背着全国农民，层层动用国家——人民的血汗钱，先是将茅草屋改为瓦房，接着拉一道遮丑藏陋的高大院墙，村头立上大牌坊，再供送自来水、电话、楼下楼上，以及气势恢宏摁手印的雕塑、“纪念馆”等等，在中外群众面前，完全是上演一台精民股撵狼狗——胆大而不知羞耻的大戏!
如果仅仅听到这些豪言壮语，我们会以为是回事儿，信以为真，可是知道了包装的底细，原来小岗村是依赖国家——人民的巨额钱财1500万元撑抬着不让倒，靠不断输血打气保着鲜，一旦停止输血打气就双脚站立不起来，请问能有多少价值呢?自1978年以来，小岗村流汗不多，收获不少，贡献有限，高帽顶顶，我们不禁要问三十年所得的1500万钱物，(小岗村20户，每户75万元;后来并村子，如果有100户，每户15万元)居然反复号召全国农村和农民向他们学习，看齐，照办，这是什么政治逻辑?这不是愚弄全国农民吗?全国农民智商再差，文化再低也不致于傻到分不出是真假和是非的地步。倘若现在全国8亿农民都向他们学习，伸手乞讨，每户15万元将达几万万亿的天文数字。政府当然拿不出那么多钱，万里等人是不是指示中国人民银行的印钞机日夜加班赶印——那才是国民经济崩溃到边缘了!
“小农经济十输血打气”，这难道不是小岗村三十年的真相吗?
当然，中国人民、中国农民决不会向小岗村效学乞讨精神的，因为从心底就看不起。我们深知：伸手向社会乞讨，社会看不起;伸手向国际乞讨，国际上看不起。叫化子不好当，低三下四的求助也好，脸上贴金的乞讨也好，终究是奴才的地位，挨棍棒狗咬也是迟早的事。所以，中国人民、中国农民若干年来只是看到在社会舞台上寡廉鲜耻的卖力表演，看到“燕古藏珍”的典型洋洋自得，大都感到羞耻。小岗村乞讨所造成中国的经济损失可以计算，然而造成政治和道义的损失无法估量了，也让每个中国人在文明世界面前无地自容。
思绪之二：中国大幸，全国农民在人民公社体制里创造一系列的奇迹。
新中国是从千疮百孔的废墟上起步的，十分贫穷，但是上自党中央领导下至广大当家作主的工农群众都有一股劲，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当时指出：“韩愈有一篇文章《送穷文》，我们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送走。”通过30年不懈奋斗，流汗流血，在农村各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修建8.6万座水库，20万公里堤坝，修建人均一亩旱涝保收田。1978年粮食总产达30477万吨，人均637斤;毛泽东逝世留下5000亿斤贮备粮，够全国人民吃三年。在国民党中国最好的年份是1936年，GNP仅是75.5亿美元，而到1978年达2165.1亿美元，增长27.2倍。农业总产值达到1397亿元，增长1.1倍。粮食产量达到30477吨，增长1.03倍;棉花增长1.55倍，羊存栏数增长1.72倍，肉猪存栏数增长2.84倍，水果增长9.51倍等。1978年全国社队企业达152万个，总产值491亿元，有2827万农民成为不离土的工人。10个成年农民中就有1个务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超过美、日、德、英、法等国。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毛泽东的话)正因为新中国头三十年，幸亏五亿中国农民没有依赖外援和乞讨，幸亏五亿中国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扬“爱集体、爱国家”共产主义风格，(周恩来的话)才有多余的粮食与物资，解决全国七亿人温饱问题。十年文革中，还见购买245吨黄金贮备，又支援第三世界人民的斗争;还解决全国农民的医疗和教育问题，这一点整个世界都承认。当年能够扶助全国10%的“三靠队”，尤其像以乞讨为生的小岗村，就是建立在社会主义雄厚的物质基础上。万里先生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以为大包干的政策，比毛泽东时代高超，不过是自己欺骗自己罢了。
几年前，坚持集体经济，没有分田单干的南街村、华西村和大寨村，产值已分别达到14亿、30亿、2亿元，而被吹得金光四射的小岗村仅能饱肚子，全年产值不到他们一月的产值。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这就是全国农民看得见的客观事实，这就是集体的优越和单干的落后的生动写照。三十年实践的结果，是小岗村这尾黑泥鳅钻进金鱼缸——现丑。
自此我们应该询问万里先生，你否定大寨村等，否定三十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与创业的成就，否定人民公社三十年粮食增产解决中国人、包括他本人吃饭的基本事实，而百般吹捧一个乞讨便宜成性的小岗村，靠输血打气才勉强两脚着地站着的小岗村，是不是神经错乱? 秦代权奸赵高指着一只鹿说是马难道世人也就真的相信了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话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与反差，成了政客手中的玩物。两条路线，孰优孰劣?客观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是农村干部群众第一次尝试公有制并取得骄人业绩，另一个是人心焕散，依仗输血打气度日;一个是万众一心改选山河的色彩斑斓的巨幅油画，另一个是自打嘴巴笑料不断的滑稽漫画。
二、带头分田单干的队长严宏昌到底是什么角色
在新中国的建设和创业阶段，乡村流行一句谚言“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揭示一个规律：凡是一个村子，搞好搞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队的领导者。在三十年的建设与创业里，已确实涌现一大批如李顺达、陈永贵、吕玉兰、焦裕禄等的干部，他们没有辜负乡亲父老的信任，一心扑到改变贫困面貌的工作上，“先治坡，后治窝”，带头艰苦奋斗，作出牺牲。他们以骄人的业绩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树立楷模形象。当看到他们，听到他们的名字，中国大多数人心中涌起崇敬之情。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也树立一些农村的典型。其中的小岗村及其队长严宏昌等，不管怎么宣传与追捧，但同以上提到的那些人相比，总觉得精神上和实绩上差一大截，更不知道该学习点什么。夫唱妇随的安徽作家在书中尽管呕心沥血，调动一切艺术、非艺术的手段，想将小岗村及严宏昌塑造成楷模，顶天立地。可是二三十万字写下来，想说小岗村是英雄的村子、严宏昌是英雄人物，又不敢直说或者说不出口;小岗村靠数以千万元计输血打气的一笔笔帐目，尽管从正面落笔，还是抖了出来，伪典型的底细败露;严宏昌的极端自私的行为尽管尽力弱化、美化、分化，谁知欲盖弥彰，上身和下身赤裸裸的站在广大读者面前，无非是一个小岗村的第一个包工头(首富)，当上生产隧长后，私字当头，一是拒绝多劳多得的年终分配比例;二是脚踩队长和包工头两张船，“鱼”得“熊掌”也得;三是乱中自办资本主义私营工厂，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小岗村队长严宏昌的第一件专利作品：分田单干路径图。
英国文艺复兴的领军人费朗西斯•培根有一名名言，引在此处甚佳：“蚂蚁求私利，非常聪明，但在园圃之中却是一害。”这里说的“园圃”小岗村集体是也。
1978年前，年轻的严宏昌长期在外打工，后来当上包工头承揽许多工程，手底下最多时能有四五百号人，炊事员就有十五六个，这时城里人月工资三十几元时候，他已经已积攒了三千多元(是一百人的月工资相加)当时能盖三间大瓦房的钱了。可是每月要交生产队上15元记150分工分，参加年终分红分口粮，他总觉得自己吃大亏。至于自己养的尚未能劳动嗷嗷待哺的4个娃娃吃生产队供的口粮，他似乎忘记了。1978年，当地旱情严重，公社党委担心小岗村经不起打击，采取“提高交队的管理费”每月150元，逼这个“能人”(包工头)回村当队长。反正这时正盛行“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
新官上任的严宏昌如何率领小岗村社员把村子搞好呢?烧三把什么火呢?
这位年仅二十九岁的队长认为农民的人性就是“各自对自己的利益看得更直接”、“摊子越小越好干”，就以“打破大锅饭”为由烧了第一把火：请示公社将村东村西两个作业组分割成4个作业组;没几天烧第二把火，瞒着公社再将4个作业组，分割成8个作业组。没几天，烧第三把火，私自将8个作业组最后切割成20个作业组，即全村一家一组，分田分牛分公产，各家单干。据书中的记叙，小岗村共20户，通过二变四，四变八，八变二十就绘出一张小岗村分田单干路径图。
在分割到8个作业组时，他本想已经是父子组、兄弟组、女婿组、友邻组，应该是社员们很满意了，不是有“肥水不流外人田”、“被窝里划拳——没掺外手”之说吗?即便吃点亏相互是血缘亲属也不会斤斤计较的。读者请注意正是他又亲自推翻几天前亲自组建8个组的方案，继续分割至20个组，其重要原因他内心深处对血缘亲属这一套，也不相信。血缘亲属当伤害到自己的利益时，也滚你的蛋!改你的命!该村的分田单干路径图如下：
然而，首先感到仍有问题的，就是严宏昌。严宏昌和严付昌划在一组(第5组，仅有兄弟俩)，严付昌是他亲弟弟，两家一直和和气气，从未红过脸。但两家人现在成为一个作业组，如何出勤、如何记工、弟弟严付昌和他的看法首先就产生了分歧。他家是两个劳动力，六口人(四个娃娃)，弟弟严付昌是四个劳动力，八口人。如果依然按照生产队原先记工的办法，分配时实行‘劳三人七’，即工分占三成，人口占七成。(按中央规定 ‘劳六人四’或‘劳五人五’)严付昌家劳动力多，分配上就吃了亏。严付昌就提出要凭工分而不按人口搞分配，这样一来，严宏昌一家人又接受不了。(他家娃娃4个，工分少)再说严宏昌毕竟当了队长，队上的事不能不问，弟弟又是个急性子，看到农活缠手，进度太慢，便发了脾气，吵着要分开。
第五组，只有严宏昌哥俩，弟弟提出年终分配时应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他家劳动工分多，就应多分钱和粮食，这是正当要求，也是可以解决的。当时队上“劳三人七”的分配比例——年终分配的劳动工分仅占三成，不能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正当要求，也不符合中央政策规定的比例，严宏昌作为生产队长可以修改这个比例——再说当年，我们知青参加队委会时，也在村里修改过当时分配比例——或者“劳四人六”、“劳五人五”甚至“劳七人三”，这对缺乏积极性的小岗村来说十分重要，尤为迫切。队长严宏昌只要出于公心，真正出于调动社员出工不工出力的积极性，就会修改原定的年终分配的比例。可是他认为于己无利，损害自己娃娃多分粮多的利益，不但不修改，索性将亲兄弟俩的第五组再分割开，进而将全村20户分割成20个!血缘亲属的脸，撕破就撕破。
年终分配方案，不执行中央的政策，不合理，正是小岗人生产积极性为什么长期低下的重要的原因，也正是小岗人对集体丧失信心而且处求生的重要原因，但是政客们一字不提。
严宏昌的极端自私心性，从不修改年终分配比例，以及决定“八变二十”的分组方案中暴露得清楚可见了。“为自己的利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就是他在小岗村带头分田单干的主要动因。“反对大锅饭”，“反对大呼隆”不过是借了个时髦的理由，也根本不在什么“反左”的这个层次上。
严宏昌要小岗村分田单干，不顾一切实施，还有最重要的原因——心怀着鬼胎——严宏昌之所以分田单干，主要是保住能为自己赚大钱的外包工程，不可能因为小岗村的队长职务而被妨碍和受损。凡是包工头，谁不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读者只要仔细回顾严宏昌在实施分田单干方案时的言行，可体察到一些包工头的端倪：他在“秘密会议”上用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近乎低俗的比喻。大家知道，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长有一个基本职责，就是对全村生产与工作负有统一调度、指挥的责任，即使是后来改革的包产到户，也负有“双层经营”中集体经营层面的统一调度和指挥的责任，这需要花费和牵制当队长的大量的时间与心血。他不愿承担这个基本责任，反而厌恶十足地讽刺生产队里的“四统一经营是‘脱裤子放屁——多道手续!’”
严宏昌在会上一再反对生产队“四统一经营”，坚持四变八、八变二十个作业组的主要原因就是：他虽然愿意出任小岗村的队长，但在县城揽到的建筑工程仍坚持自己当家，只是把承包的工程委托别人临时代管。他想“一心两用”，因为外边承包工程的油水回报，是当小岗队队长一职的回报所无法相比拟的，少得可怜，包工头不愿在生产队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
夫唱妇随安徽作家在书中背离真实性，多次做手脚，按“反话正说，正话反说”的潜规则创作。在第一章歃血为盟中写小岗村分田单干全过程时，淡化包工头及油水一事，不写严宏昌有在外边承揽建筑赚大钱，通篇充斥严宏昌如何受左之害，如何反左，如何大义凛然。在本章中如此描述怕露出真相，露出马脚，头戴“中国作家”桂冠的夫妻俩虽然尽力了，但 “文人无行”的嘴脸已暴露出来了。
读者诸君请想一想，生产队长严宏昌在外承揽油水这么大的工程，岂能甩手不要呢?工的油水又能当好小岗村的队长呢?所以，他选择方案是生产队的调度与工作越少越好，越省心越好。为了让“一心二用”的意图不道破丝毫，他不择手段，罗织种种理由，充当反人民公社体制的一条好汉。严宏昌的精明在这一点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在11月24日所谓的“秘密会议”上，他说得多么聪明，说得多么时髦：“我一直在想，还是摊子越小越好干——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干到户就会人人动脑筋。”这是一。“老辈人过去搞过包产到户，田分到各家各户后，生产的粮食油料作物都还要统一收到生产队，由队里再统一上缴国家的征购任务，统一扣除集体的提留，一切还要由生产队统一结算，算出各家各户的工分后，再统一分配。这等于‘脱裤子放屁，多一道手续’。咱要干，就干脆一步到台口：包干到户!”
这就是说小岗村的双层经营不搞了，只搞个人单干的一层经营!集体经济成为空壳(这一点，上层官员和精英们却三十年一直在欺骗世人：中国农村实施双层经营，仿佛集体经营仍存在。对此，我们在后边专门剖析，以正视听。)
小岗村分田单干的成功实现，严宏昌既堂而皇之的当任生产队队长，又将外边油水很大的建筑工程牢牢地掌控在手里，这样的好处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集体利益最小化，就是“鱼和熊掌兼得”。
《小岗村的故事》在叙述小岗村分田单干过程中，严宏昌心怀鬼胎不漏一句口风，都是反复强调反对“大呼隆”、“大锅饭”，而夫唱妇随安徽作家也心有灵犀一点通，积极配合，一句不提。
经过夫唱妇随安徽作家这样分叙处理，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表现严宏昌的能力与传统美德，更重要的是严宏昌主张“二变四、四变八、八变二十”的分田单干，没有任何私念夹杂，没有心怀任何鬼胎，完全是彻头彻尾反对左的动机与做法。一位反左的高大形象就堂而皇之站在读者面前!不顾坐牢杀头也要摁红印的分田单干，多么崇高精神境界啊!多么激动人心的反左农民好汉农民英雄啊!
哈哈哈哈，忽悠万岁!
严宏昌这个包工头为实现个人发财致富的美梦，所设计的“二变四、四变八、八变二十”的分田单干路径图，空前绝后，未泄天机，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专利作品，中国的亿万农民谁能与他相比脑袋精明呢?
小岗村的队长严宏昌的第二件专利作品：摁红手印的契约
严宏昌当下定分田单干的决心后，在实施和落实的过程里，也表现出过人的精明。先是“一个串联一个，单线联系，工作做在前头”。在分田单干的设想得到一些社员的认可后，就立即召开所谓“十八条汉子的秘密会议”。后是到提笔写契约时，在遣词造句行文中不露出自创的痕迹，强调大伙之为，强调小岗村全体社员之主张。这一点，读者不妨重读契约的全文，就完全明白了。
严宏昌亲手提笔写的内容如下(书中第32页)：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公粮，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
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这里暂不评论第一段后存在逻辑矛盾，前半句与后半句主语不同的玄机和问题。大家都知道，严宏昌也知道：分田分牛分公产单干，在毛泽东时代是明显的违犯党纪国法(宪)的，有很大的政治风险与责任。在小岗村分田单干上自己是主谋，但为了避免或分散应承当的政治风险与责任，就在契约的开篇第一句就注明：“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通过“复姓人称”，让与会人员签字摁红手印，就将一个人的主谋，变成十八户的众谋;将一个人要求分田单干，变成十八户冒死要求分田单干。这是第一个花招。
“秘密会议”上有人提醒，“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事儿是高压线，谁碰要谁的命”，严宏昌不是傻子，也有这块心病。也正因为不是傻子，他就想出写张契约书，白纸落黑字写上分田单干不是“我”，而是“我们”，“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泡制，最大的心病也就很大程度上去掉了，就很大程度上减轻政治风险和责任。倘若上级严历追查下来了，18户的白纸黑字并且摁手印就一块承担着!
第二个花招，减少政治风险与责任，还有一条必须做到：就是小岗村18户，户户都要交清“国家上缴和公粮”。中国自古以来，农民种田都要交公粮及其它上缴;如果因分田单干了，户户不当回事不交，当然逃不脱干系。所以在契约中他又白纸落黑字，代替户户表态：“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公粮，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日后碰上社员未交，或者少交“国家上缴和公粮”，就该社员自己承担责任与风险，与当队长的我无关。到此，严宏昌才补充道：“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
本来契约书写到这里，也就可以结尾了，因为此事谁承担风险与责任作了明确规定，可是严宏昌并不满足。
虽然契文的内容是按自己的意图行文，已将责任与风险分散了，可他还有一个“心病”——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分田单干的真相倘若败露、仍然要追究生产队队长的领导责任时候，自己可能“坐牢杀头”，那么自己和婆娘生的四个敖敖待哺的四个娃娃不就惨了吗?
精于心计的包工头严宏昌，又顺理成章的加一句话：“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自己的四个娃娃有切实的生活保障，由全村18户供养，他的目的不就全部达到了吗?个人的一切利益不是全保险了吗?这是第三个花招。
“如不成，我们干部杀头坐牢也甘心。”严宏昌在写这句话时，心头不知轻松了多少，自己主谋的政治风险与责任减轻到最大程度了，这话实际不过是一句漂亮的“表白”而已。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句无足轻重的“杀头坐牢”表白，事后却被一些政客和笔杆子，大作锦绣文章，吹得天花乱坠：一是将“我们干部杀头坐牢也甘心”篡改成“完全是小岗人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自发搞起来的”;二是将严宏昌个别人的主张，添油加醋成为“小岗村十八条汉子的心愿”。这些政客和笔杆子可获中国最高特色的篡改大奖!
1979年11月24日，在“秘密会议”结束之后，小岗村全村最高兴、收获最大的不是小岗社员，也不是附合分田单干的少数社员，而是严宏昌一个人。一个又一个连环计，让他一箭四雕;既当任队长，又将外边的油水很大建筑工程攥在自己手里;既分田单干自己少操心少出力，又规避谈虎色变的政治风险与责任;既保证个人眼前利益，又顾及儿女的长远利益。
契约书上，白纸落黑字：“我们分田到户，……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这完全是严宏昌的一句谎话，之后他们要的钱财上千万元，以要钱财的功臣自居，炫耀于世人，其德性可见一斑!
到此为止，严宏昌完成了两件精明盖世的专利作品，一件是摁红手印分散风险的契约，一件就是前面介绍的分田单干的路径图。两件作品相比，分田单干路径图是“正文”，属“正件”，而摁红手印契约是“补文”，属“附件”。两件作品都体现与符合分田单干带头人严宏昌的人生价值取向，分田单干路径图是唯他的，纯属他个人的“专利”。当时全国5亿农民只有他这个包工头想到并且实施了分田单干。因此我们认为，摁红手印的契约仅是一种对主谋安全的保障，一种分担性质。摁红手印的契约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去，不过是隆重地收藏一件“附文”、“附件”。而“正件”、“正文”却被遗漏，反映大名鼎鼎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鉴定力大失水准，是重大失误或失策。该馆收藏的应是分田单干路径图——让小岗人补制作一份，然后编号收藏——最有价值的正文、正件不去收藏，反而将附文、附件当国宝收藏，岂不让国人耻笑!
我们还认为，摁红手印的契约这个附件、附文为什么不能由中国革命博物馆隆重的收藏，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有事后伪造的嫌疑。所以说“摁红手印的契约涉嫌伪造”有三个缘故。第一，当时主持小岗村工作的干部共有三位，队长严宏昌，副队长严俊昌，会计严立学，他们三个对契约的说法不一。该书在246页坦白地叙写着：
‘讲到红手印’，他(严俊昌，时任副队长)也不忌讳，到现在还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坚持认为手印是摁在格子纸的作业本子上，严宏昌提供的那份是复制的。‘我这人最讨厌争功!’
这是原因中第一个争议的疑点。时任生产队队干部三人中的一个严立学(会计)又是何种态度呢?也是前言不搭后语，前后矛盾。第189页坦白叙写着：
一九八二年的十月初，王映东作为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编导，慕名前往小岗采访。当王映东知道严立学便是当年小岗村包干到户的三个带头人中的一个，接着就问：‘听说你们当年为包干到户还开了会?’
严立学说：‘那是。不光开了会，大家还赌咒发誓按过手印!’
‘那手印是什么样?能不能给我看看?我给你们拍上电影。’
严立学……找出一张摁有手印的领取救济款的凭证。
时隔四个月，王映东再次来落实，严宏昌说不是凭证这张;摁红手印的契约在他保管着。可王映东向他要时，他说：“那东西早就不知道弄那里去了”。第二天，又找严宏昌拿，仍没有拿着，直到约齐严俊昌、严立学到他家，这才不大情愿地从房梁上头的毛竹筒里取出那份‘红手印’，交给王映东。至此，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王映东手里有两份“生死契约”，一份是严立学交的，一份是严宏昌交的。(见191页)。
后来，严立学改口，同严宏昌保持一个口径。一件敢于冒杀头而摁红手印的严立学会计却选择改口，队长严宏昌支支吾吾前后搪塞这是第二个争议的疑点。
第三个争议的疑点，就是“秘密会议”摁红手印契约的落款日期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一会说阴历，一会说阳历，也是扑朔迷离。严宏昌提供契约上写的日期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只有年月，没有日子。更重要的是，小岗人众口都说日期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不是契约上写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对这个矛盾，(在193页中)严宏昌辩称农村和农民“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四海为家讨饭的小岗人”，“说日子都是讲农历(阴历)，不用阳历。”他意思说是众口所说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是阴历，而落款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日阳历，这符合中国阴历阳历所相差的序顺，己自圆其说了。可事情并没有完，夫唱妇随作家又玩手脚。在书中另一处(第33页)，又堂而皇之写着：“‘秘密的会议’的日子应该是阳历十一月二十四月，星期五。”严宏昌也认为日期是阳历，那么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换算成阴历应是十月二十四日。也就是说摁红手印的日期是阴历十月二十四日，又不是契约书写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就此我们要问：是啊，“农村和农民稀里糊涂过日子”、“四海为家讨饭的小岗人”说的日子都是讲农历(阴历)，现在怎么又在33页中改成讲阳历的日子了?前后又矛盾了吗?
现在暂且将就第33页的说法，严宏昌认定是阳历十一月二十四，那么“秘密会议”分田单干的日期就是他所讲的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四日，那么请问交到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契约上的日期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相差整整两个月之久，更不能自圆其说了。还有安徽省的风雪交加的气候也来得太早了，才阴历十月二十四日，十八条汉子就“迎着打村后刮过来的凛冽的西北风，袖着双手，缩着脑袋去开秘密会议”，这太离奇了。
“一是一、二是二”，中国农民忠厚老实向来在全世界都是著名，也是不多的。可是小岗人，尤其是包干头严宏昌却将一个开会的日子，说得前后矛盾、颠三倒四，越解释越乱麻一团。这是真糊涂到底，还是契约有假成份所致?此答案，只有严宏昌心里最明白了!
从对召开“秘密会议”的日子的一再狡辩的事实，已将夫唱妇随俩作家的奸滑的毛发暴露无遗了。他们所讲的、写的东西，全国亿万农民还能信吗?
当然，要想让摁红手印契约真伪一事有个水落石出，向中国亿万农民乃至全体十三亿中国人有个明确的答案，也不难，一点不难。现在三个重要当事人健在，无非组织一次严肃地认真调查吧了。
我们认为，这摁红手印的契约一事只可能是个永远的谜了，仅仅广大群众要求调查就能组织认真调查吗?政客和精英们会点头吗?黄河之水——难清了!
又是附件，又存巨大争议，对如此一份涉嫌伪造的摁红手印契约当作国宝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也太轻率了，太不尊重自己了!
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白清晰了：尽管小岗人摁红手印的作品扑朔迷离、真伪一波三折，但通过思考追踪的过程，严宏昌的品性和价值取向已呼之欲出了。越是想站到社会瞩目的舞台上，越是跻身超强度政治聚光灯下充分表演的人，已越发将货色显露无遗，怎么掩饰也掩饰不了。
一件拒绝修改年终分配(比例)所产生的分田的品质单干路径的图，一件最大程度规避个人风险的摁红手印契约，都是包工头兼生产队长严宏昌的专利作品，谁细读这两件作品，谁就能识破小岗村大包干的真相，也就识破那些跟风吹捧鼓躁者的可笑可耻处。
“削职为民”的小岗村严宏昌第三件专利作品：创办资本主义私营企业。
小岗村西头的五间茅草屋，有幸见证了严宏昌的两次政治大变脸。在改革三十年里，包工头严宏昌在小岗村历史上有过最出彩的两次大变脸，第一次是带头分田分牛分公产单干，第二次是带头创办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企业，很巧的是两次大变脸都发生在同一个地点——村西头严立学的五间茅草屋，可富于戏剧元素了。该书的第29页坦白叙写着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晚饭过后，小岗生产队的十八条汉子，袖着双手，缩着脑袋，陆陆续续，向严立华家摸去。
选择在严立华家开这个会，严宏昌还是费了一番脑筋的。严立华的祖父、父母亲，两个没起名的弟弟就都在大饥荒一九六一年饿死了，现在只落下他孤寡一个人。他家的房子又是盖在村子最西头，在村子里不仅最偏，场子也较大，为前后两进的五间茅草屋，如果大伙聚在后屋，非但不会受到外人打扰，更便于保密。
严宏昌见人到齐了，大伙的情绪也很高，先就有些激动地宣布开会，征求明春队里生产的好办法。打破沉寂的，是严家芝老人。(会前已串通的——作者注)‘要想叫大家不吵不闹，都有碗饱饭吃，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干!’
严宏昌在大伙的期待中往起一站，说道：‘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还是摊子越小越好干。我们是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这事不准对上级和外面任何人讲，谁讲，谁就是与全队人为敌。如果大家答应这两条，我就敢干，我就敢捅破这个天!’(“谁就是与全队人为敌”一句话，难道不是在封社员的口吗?如果十八条汉子都同严宏昌一条心，都是一个想法，他也就没有说这句话的必要了——作者注)
这是第一次见证，见证到主角是严宏昌，见证了他的第一次大变脸，同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体制决裂，通过分田分牛分公产单干，取消集体经济体制，回到解放前小农经济——小生产的状态去。
虽然这次是政治大变脸，但仍打着反对“大锅饭”、反对“农业学大寨”、反对“左专政”的旗号，坚持“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留下都是自己的”口号，坚决不承认“倒退”与“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并喊冤叫屈。
可是到1984年，还是这位主角，这位反“左”的英雄，看到时机成熟了，也还是在同一个地点，得寸进尺，又作一次政治大变脸;赤裸裸创办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企业，卸去一切伪装。精明的严宏昌对一心发财的行为，当然也能找到理由，什么“小岗村的领导不愿发展集体企业”呀，什么“我家先干起来再说……”，不一一列举。该书的第101页坦白叙写：
严宏昌买回来两台再生机。他租下当年大伙在严立华家摁过“红手印”的那两间草房，作了必要的改装，并设法引进了专用电力线。他又去县城废品商店拉来收购到的废旧原料，一个小型的塑料制品加工厂，就这样紧锣密鼓地，像模像样地开张了。那些日子，一车货卖了六万三千元，刨去全部成本，算下来，差不多净赚了一个同样的塑料制品加工厂!
‘牛刀小试’，首战告捷，严宏昌自是喜出望外。他的信心更大，劲头也更足了。接着又干了四个月，赚了八九万。严宏昌找段永霞商量，到手的‘第一桶金’派个什么用场?……继续添设备，扩大生产。
包工头兼生产队长严宏昌仅五六年之后带头办私营企业，乍听突然和惊讶，前后是矛盾了吗?后来的行为于是自打嘴巴了吗?但静心细想符合逻辑。前一次变脸同后一次变脸，有不同点，也有共同点，共同点都是不愿发展合作化、集体经济、共同富裕，都在追求个人最大利益。两次变脸不是水火不容，前次是后次的铺垫，不过是缓兵之计，后次是前次的趋势。之间的联系就是极端的自私，追求的不是合作化和集体经济的发展，而是自己发财致富。手段是得寸进尺，步步狡辩和伪装谁相信谁就是蠢材!哈哈!
读者诸君应该记得小岗村分田单干、实施小农经济时，被广泛痛斥为“开社会主义倒车”、“复辟资本主义”，严宏昌大呼冤枉;那位省委书记万里也来力挺“干一辈子也不能算是‘开倒车’”。“今后谁这样讲，不准你们干，这官司交给我万里替你的打好了!”旁边的许多善良的中国人也觉评判得过份，帽子戴大了戴错了于心不忍。这些铁口直断的话语犹言在耳，正是同一个人严宏昌，在村子的同一个地点——村西头五间茅草屋，创办小岗村解放后的第一个资本主义私营企业。不知那位万里知晓后将说些什么呢?该不该自打嘴巴?还认不认“打官司”之话?也不知那些善良的中国人知晓后将说些什么呢?会不会反省自己呢?严宏昌的两次变脸雄辩地证明：一个毫无社会主义公有制观念的人，一个私有观念根深蒂固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办资本主义私营企业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一旦有气候和条件就会付诸行动。当时说的好听话“反左”、“反大呼隆”、“反专制”等早踩在脚下，成了一滩泥碴。许多许多中国人太天真了，不知道剥削阶级的夺权就是这样得寸进尺、层层伪装中进行和完成的!许多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太天真了，不知道资本主义复辟就是温水煮青蛙，慢慢加温，舒舒服服在铜锅焖死中进行和完成的!
村西头严立华的茅草屋，以见证人身份有幸先后见证了包工头严宏昌的两次历史性的变脸，在小岗村乃至中国改革历史上留下极其重要的标记性的一页。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忽略这段历史。
有人为在村西茅草屋的严宏昌等人摁红手印的场景弄了个“气宇不凡”的雕塑像，我们也认为立得聪明，立得及时，不过存在重大缺失。严宏昌等人摁红手印分田单干的历史场景只属前半幅，而严宏昌夫妇带头在茅草屋创办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当新生资本家的历史场景属后半幅;前后两半幅都有了，以严宏昌为代表的小岗人的改革史才完整。那位雕塑家应该尊重和珍惜历史的全貌，再补上后半幅的历史场景雕塑。——只有两个半幅历史场景统一体的雕塑，才具有真实的艺术力量!这个常识，想必紧跟的雕塑家懂得的。
满口黄金牙放“黄腔”的严宏昌，注定是一个历史上悲剧角色。
在前面介绍队长严宏昌时，曾引用培根《说自谋》一文中的首句，我们为了严宏昌，将文章中的结句也引出供读者诸君一阅：“自谋私利无比的人，也往往难免惨遭厄运。正唯他们平日把一切都充作牺牲以供奉其一已之私利，故最后他们自身也不免作了无常之命运的牺牲，而命运之翼，出其意料，竟未被他们剪掉。”这不也是在说严宏昌吗?历史太巧合了?
小岗村的这个题材颇诡密奇特，无论中国的什么大作家、首席记者，演艺名流，满脑知识的学者，谁碰上谁就出洋相，斯文扫地，后人唾骂。著名安徽作家温跃渊在2000年春天亲自到小岗采访，看到严宏昌的私营企业“酒瓶盖厂”，写了一篇妙著《小岗纪实》公诸于世。他煞有介事地写道：“我迫不及待地要看他的酒瓶盖厂(名为‘宏昌牌’)”，我说“不行不行，‘宏昌’前面得加‘严’字。不管怎样，它是中国改革第一村的第一个小工厂。虽然小得可以，但它终于宣告了小岗无工厂的历史。毕竟是开始了艰难的起步。那瓶盖厂的单调的机器声，不很喧嚣，在我听来，却是十分的悦耳，它像新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叫，宣布了小岗村工业的新生!”对于小岗村分田单干后长期停滞不前落后于其它村子的现状，许多人是又焦虑又尴尬，看得出来，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也是其中一员。可是这番自作多情、擅自的评价大出洋相!
第一，这个酒瓶盖厂怎么是小岗村第一个小工厂呢?17年前的1984年严宏昌就已创办私营塑料制品加工厂，那才是真正第一个小工厂，还赚了“第一桶金”。在“第一”还是“第二”都分不清楚时，就吹牛，就抒情;这种荒唐，太有代表性，太有时代特点!倒是原县委书记头脑清醒不敢像万里继续装佯。正当这个塑料制品加工厂正高歌猛进之时，立即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让迁升高位的原县委书记陈庭元急风扯火的从滁县地委机关匆匆颠颠赶到小岗村，软硬兼施的要这位大名鼎鼎分田单干带头人停办，说：“有人告你在搞资本主义，不顾群众的集体利益，一心只想着自己发财”，“有人至今还在怀疑，否认大包干真的那么好”。这位曾经力挺严宏昌分田单干举动的原凤阳县委书记脑袋特别敏感，不想让这位发家致富的农民因为创办资本主义私营企业牵连自己、影响自己的政治声誉。一句话输不起。可是，本身办私营企业就是货真价实地搞资本主义的严宏昌，装憨作哑狡辩——就像分田单干时狡辩“为吃饭，不讨饭”那样，充满智慧地以一九八四年中共一号文件“发展商品生产要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这是一个历史性任务”为挡箭牌，进行回答，回避私营资本主义属性这个要害。可已经是滁州地委副书记的陈庭元坚持反对，未能奏效，就带劝说带乞求地说：“你们作为包干到户的带头人，在这种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自身的影响。不能因为这样一个工厂，闹得上上下下都以为小岗出了问题，你必须暂时把厂停下来!”
严宏昌这才收敛狡辩的特长，给这位力挺“大包干”起家的地委副书记面子，勉强表示暂时停下。后来由于儿子突然发病急需到处买血救命，才真正停下来。等儿子病治好后一个月，回头看到那建在严立华家茅草屋的塑料加工厂夭折得很惨：从小溪河变电所引来的动力线被人破坏，好端端的两台设备肢解得残缺不全。心存“厂还在”的希望才不得不取消掉。严宏昌咽不下这口气，本想大动干戈地在村外村内追查，后来选择了不吭声：“也只有当自己是哑巴吃了黄莲”。
第二，但是严宏昌办资本主义私营企业的积极性愈挫愈勇，在五六年之后的2000年又创办酒瓶盖厂。可那位著名安徽温作家，将酒瓶盖厂描述成小岗村历史上第一个小工厂，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老巴巴的还多情地矫揉造作地公然写出“却是十分的悦耳，它像新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叫，宣布了小岗工业新生!”
也许是对作家说假话“遭报应”吧，这个有婴儿啼叫声的酒瓶盖厂引来横祸——被几锭炸药捆在一起“爆炸了”。“小岗人全被这从没听到过的一声巨响吓得惊恐万状”。正在干活的六个小岗人虽幸免于难，脸上全都没有了血色，关友章大女儿的孩子杨柳，吓得躺在地上爬不起来”。“段永霞也在吃饭，天摇地晃的一声响，吓得她端在手里的碗不知道放下，跟着严宏昌就跑到现场……”
《小岗纪实》中笔下生花的本土作家温跃渊，请问是否听到“新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叫”变成“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或者说现在听见“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会不会又听为“十分的悦耳”的像新生婴儿的第二声啼叫，又郑重其事的宣布了小岗的新生?”我们认为他如果听到了，不论什么感受，都及时补写上，让《小岗纪实》有头尾俱全的结局。这才符合中国人的阅读心理。
生活仍在前进，历史还在续写，严宏昌从在小岗村带头分田单干取消集体经济后，一直厄运不断过。
严宏昌在1978年有四个孩子。既然村里实施分田单干，集体经济成为空壳，没有人民公社作为靠山，一切只有靠自己和婆娘起早贪黑，就没命生两个孩子，没命挣钱，没命挣个好收成。——虽然1995年被上级提拔起来成为吃皇粮的镇工委企业负责人，却不将主要精力放到发展玉溪河镇的镇级企业，三天两头往家里跑，帮婆娘干上一阵算一阵，他心疼婆娘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95年收栽大忙，他又跑回家开拖拉机，镇上的干部们当然睁只眼闭只眼——谁都知道节令耽误不起，更何况他是中国新时代的一位名人。拖拉机的轮子滚着滚着，一不小心一歪身子翻了——先砸到他的腿上血流如注，接着动弹不得。赶到的婆娘听到当场昏死，接着他留下后遗症——就是留下后遗症，他仍得手脚不停地干农活，“大包干”谁会帮你干?1999年，厄运又降临，唯一的家庭主要劳动力婆娘，不得不亲自驾牛耕田，谁知其中一条公牛不知是兴奋撒欢，还是不让女人驾驭，四蹄狂奔。手慌脚乱的婆娘一下子被掀翻倒地，胸前凸着的两个奶子被不怀好意的公牛的尖锐犄角撕裂，同时犄角还从她的右手腕至手肘处一溜划开，一尺长的筋都被挑出来，整个人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这次轮到赶来的严宏昌受吓了——“一句话讲不出”，万幸的是婆娘没有送性命。
1998年似乎时来运转，坐冷板凳二十年的严宏昌在村民选举中第二次上任村官。他也当回事，大张旗鼓干开了，什么小岗工业园，什么同日本领事馆共谋养鸭经济，可是没多长时间，跑的跑，退的退，他最后一病倒床，噩梦不断。最后因一张十万元的汇票被原单位的人举报，又被凤阳县检察院立案，限制行动，很狼狈一段时间。关于他争取入党一事，上动不下动，少数村民动党组织不动，也十分搞笑，尽管长期地真诚地反复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尽管1993年省委副书记兼人大主任一直跑到小岗村，直接通知严宏昌“你的党龄就应该从一九七八年带头大包干那天算起”，当着村党支部成员的面宣布“下次你就参加党组织会议”;也尽管又上演11个村民摁红手印呼吁吸收他入党“为此我们死不服气”的小岗特色闹剧，直到2010年完仍未能入党。最富于噱头是，1978年分田单干的时候，他发扬顺口溜的特长到处宣传“只要分田单干，就什么都好了”、“我保证只要干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仓库”的美梦。叫花子以为登金銮殿锦食终老，谁知到了中晚年，摁红印的十几个汉子在失去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保障之后，日子过得同华西村、南街村和大寨村相比，差千里万里。这些村子坚持集体经济，读书、看病、住房、养老都有保障，面小岗村作梦都不敢想，书中242页坦白叙写：
(严立坤)连眉毛都白了，卧床不起，严重的哮喘病使他痛不欲生;严立学(三个带头人之一的)不得不在小岗小学门口摆了个小摊，指望从孩子们那儿攒点小钱以维持生计……一次，他就坐在自己的小摊后面，双手缩在衣袖里，垂着脑袋，在寒风中已经睡去。
已经或即将住进新居的小岗人中间，不少的人都会因为这次乔迁(三十周年分田单干纪念时)，而背上一笔不小的债务;即便搬进了崭新的楼房，很多人也添置不起什么家俱，有的可能仍然会家徒四壁。几位摁了‘红手印’仍健在的老人，一再希望我们代笔，向上级反映他们晚年的困苦。……除依赖自己的子女，就只能靠硬撑着自救，那么，‘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阳光何时能普照到中国农村老人的身上呢?
面对如此悲凉的小岗村现状，那位取消集体经济分田单干唱高调的包工头兼队长严宏昌会不会对此负责呢?不会的。那些顺口溜收不收回?不收。而那位身居中南海的京官万里会不会对此负责呢?也不会的。那些信口胡扯的言论该不该追究责任?会不会追，继续播扬。而今严宏昌的情况如何呢?算他命好，吃上“皇粮”。不过品性照旧，还是三天两头跑到家的田里干私活，拿国家工资磨国家的“洋工”。过去在生产队磨集体的“洋工”惯了，现吃“皇粮”为什么不可以磨国家的“洋工”?对这种行为，他又编出一条理由——“没有一家企业，就不可能会有经济效益;可没有经济效益也要填出经济效益。他对镇领导说：“要报，你们找别人报”。说罢，堂而皇之地又钻到村里的单干田里了。
这个带头分田单干的严宏昌，给小岗村乡亲们带来了贫富悬殊阶级分化导致生活不稳定，家庭不稳定的厄运，实际上祖辈在农村的他也难逃这种厄运的威胁和打击。他在无奈之中，将现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被他全部聚全在了一起，组成一个涉及三代同堂、二十一口人的大家庭，吃起“大锅饭”——生产队二十户，被他二变四、四变八、八变二十个组，生怕操心出力，而他的家庭结构却相反，子孙三代紧紧抱成一团，抗拒不稳定厄运的威胁。生产队的组织方案同家庭的组织方案，截然不等，都来源于这个农民何等的自私，何等的狭隘。
面对社会的两难，严宏昌大言不惭地说：“凭孩子们各自的力量，很难做成各自的事情，至少这个阶段团结起来很重要。”看来这个农民，有时讲出社会实情话来了。“现在农民的日子过得依然不容易，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安全感，个人抵御不了的情况还太多。”我们不禁追问一句：严宏昌你今天也明白这一点，行了。你何必当初呢?为什么要使村里二十户农民不团结，各自单干呢?你也真是太“公私分明”、“家内家外有别”啊!而且，对今天数以亿计农民命运的不可捉摸，你该不该承担责任?该不该反省?话说回来，这个农民的良知未泯尽，尚且说出特色社会的一点实情，而那位万里先生还在全国人民面前演大戏呢!
三、农村改革，成也小岗，败也小岗
有关农村的小农，经济的地位、性质与前景，资产阶级学者早就阐述得条分线缕析，革命领袖们的许多论述和观点就是在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种提升，提出新的解决途径和方案。所以当小岗村分田单干取消集体经济这个典型出笼被一再拔高，堂而皇之地推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的时候，我和许多知青感到惊诧，也不禁想到过去读过的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的一个形象的比喻——“既已踏上了斜山坡路，那是多么容易和愉快地往下滚啊!”
请读者诸君想想，分田单干、集体经济成为空壳的小岗村，不过是从新中国的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倒退，回到小农——小生产经济的阶段上。这不成为“斜山坡路上”的小岗村吗?如果没有人三十年的输血打气，没有人费尽心机的“照顾”，早就两级分化、衰败颓状凸现了。恩格斯所言的“那是多么容易和愉快地往下滚啊”，就是小岗村私有化的归宿。
据说，万里先生参加革命便有“四大才子”之誉，多才多艺，爱好广泛。在文革被“监护”中，通读了马思列斯毛著作，当然不可能没有读过《法德农民问题》一文，当然不可能没有读到革命领袖们对小农——小生产经济的科学的剖析和答案，可是这位中央的高级干部是怎么说、怎样做的，让普通的中国人非常失望，哪里有点点共产党人的气味?
分田单干的小岗村一度吃饱肚子，但毕竟属于小农经济。
1978年，小岗村的20户社员从分田单干后，促进多挣点粮食的积极性，几年里实现温饱，交上公余粮，不再伸手乞讨帮助，实在是值得可喜可贺的事情。当过知青的都知道：当时，无论在凤阳县，还是全国农村范围，大都有10%的社队拖腿，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抓得紧一点，村子就好一点;抓得松一点，村子就差一点，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令上级机关头疼。小岗村这个老大难村子能够分田单干、一年就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确实提供一种新的有效的工作思路、新的有益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为当时在占农村10%的落后社队问题的解决上，小岗村提供一种工作思路，因而说：“农村改革，成也小岗”。
但为什么又说“农村改革，败也小岗”呢?小岗村分田分牛分公产，各管各的单干，集体经营被取消，成为空壳，已属于小农经济。过去国民党经营的旧中国，甚至远一点的明清封建社会，农村普遍的经济形态也是小农经济。一旦天灾人祸，一旦资本主义生产需要，倾刻分化瓦解，其中少数小农升为大农、以至地主资本家;多数小农纷纷破产沧为贫雇农、无产阶级。所以说，分田单干、集体经济成为空壳的小岗村，尽管一时解决农民的积极性、肚子已能吃饱而成为一种成功的范例，但不具有中国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属性，或者说不具有中国农村改革多数成功的意义，只有个别的意义——倘若说小岗村具有社会主义改革的属性，那么不等于说国民党旧中国仍至明清封建中国，已经属于社会主义，或者说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这样的结论是非常荒唐的，也非常可笑了!万里先生跑到小岗村，下车伊始，哇刺哇刺“想不到马列主义竟出你们这样的茅屋里呀!”读者不难看出所说的话同马列主义毫不沾边搭界，完全是对马列主义无知之言;亏他居然以模仿革命领袖的口吻，你有“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我有“茅屋里的马列主义”，实在拙劣了。
新中国建设与创业的三十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在新中国实践社会主义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1949年夺取政权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五亿农民走上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规模化生产的阳光大道，尽管存在小农的觉悟和如何管理的问题，尽管存在10%的社队“三靠”，但是人民公社从根本上解决被阶级分化、日益衰败的问题。事实证明，由于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全国几亿农民共同富裕有制度上的保障，再加上各行各业的支持，当地干部社员包括我们知青的工作主题就是如何增产粮食，发展多种经营，实现机械化，增加年终分红值，改变村子面貌，提高社员的思想觉悟。谁也不去想，也没有听谁说分田单干。既便文革中各种思想活跃时候、甚至批判当权派和武斗最混乱时候，谁也没提出过分田单干。在阳光大道上走三十年，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逐步显示出来，中国农民已经习惯集体生活与集体劳动，至少是多数乡村属于这种状态。多数乡村的干部社员走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并取得中外瞩目成就的三十年实践证明，是完全走得通的。这就是为什么1978年小岗村分田单干，以及在全国农村强行扩开时，立即遭到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质疑与反对的直接原因。那句“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谚言为何迅速传遍全国的原因，就是对当时强施小岗村的倒行逆施的有力揭露与批判!
自从全国数以百万计的生产队被一刀切取消集体经营、集体经济，实施“分田分牛分公产单干”;当五亿人民公社的社员被一刀切沦为个体农民，分解社会主义制度设计的人民公社;衰败的三农危机就开始，贫富悬殊的阴影开始笼罩广阔的农村上空和亿万农民的头顶。
关于小农经济的地位与前景，早在百年前马列著作中就有博洽的论述、形象的回答。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就指出：一条是“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几乎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这差不多是十足的自然经济，货币几乎根本不需要。资本主义生产以货币经济和大工业把这种情况结束了。捐税、歉收，继承人分家、诉讼，将农民一个又一个地驱向高利贷者;负债现象越来越普遍。一句话，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是未来的无产者。”另一条则是“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治权力的时候，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屋和土地，只有把他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把各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经营的条件下，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变成多余的，或是从邻近的大田庄中另拨出一些田地给农民合作社支配，或是给这些农民以资金的可能性去从事副业，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地位都会有所改善。”“为了他们自己共同的利益自己进行大规模的经营。”这是他们唯一得救的途径。
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国五亿农民走的就是后一条道路，在人民公社里，一方面成为土地的主人，联合劳动，发展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符合社会主义的性质;一方面发展规模化、产业化、商品化的大农业，符合小生产走向大生产的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虽然出现社会主义阶段性困难，如出现小岗村等“三靠队”占10%的问题，但是多数农民过上好日子。“仅占全世界可耕地百分之七的土地养活几乎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这句话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同时充分证明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忠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也完全符合现代经济发展方向的。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逝世后，万里先生跳出来主张“改弦更张”“实施新政策”，轮回转世到旧中国的小农经济的道路上去，难道不是“牺牲原则，成为反动了”吗?当时被全国痛斥“开社会主义倒车，挖社会主义墙角”，“反对倒退，反对复辟”，现在看来完全是一针见血的正确批判。
当时，万里在纵容恢复小农经济，对抗广泛的社会批评时，还使出最得意的一招“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不承认开倒车。第一次到了小岗村，在小岗人面前，一再鼓吹，“你们一定要记住，粮食不愁了，也要把家庭副业抓上去。每户不能少于两头猪，养好猪”“他们还没有住上瓦房，还没有住进高楼，让社员快富起来，家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才称心呢!”还举日本与美国农民为证据。当年的《人民日报》也鼓躁“亿万农民，亿万机会”，这种喋喋不休的鼓励与描绘，我们听了并不感到陌生，因为同苏维埃时期同列宁的《给农村贫民》其中的批驳，是多么相似：“一切拥护资产阶级、冒充小农的支持者和朋友的人，用各种方法赞助和鼓励他们这样努力。而很多幼稚的人认不出这些披着羊皮的狼，跟了资产阶级说谎，以为这样就对小农和中农有好处。譬如，他们在各种书本上和讲演中老是证明，小经济是最有利和最能赚钱的经济，小经济正在繁荣起来。中农和小农是这样勤劳，这样刻苦，生活这样节俭，不纵容自己，不想社会主义，而所想的只是自己的家业——这是多么让人佩服啊!……这样大家都会过好日子，什么穷苦都没有。”请听听，在小农经济如何好、如何不想社会主义的这些言论上，万里先生等的诱惑不是同革命领袖列宁痛斥的“拥挤资产阶级，冒充小农的支持者和朋友的人”一个嘴脸，一个腔调吗?不也是“披着羊皮的狼”吗?
革命领袖列宁的论述，今天重读起来仿佛就是对现在中国农村分田单干的改革性质的有力揭露。——“赞扬小农经济的人有时也想让农民过得好些，实际上只是害了农民。他们用好听的话来骗农民，正像用开彩来骗人一样。”
列宁在这篇文章里接着说：“资产阶级把这样的好听话说给中农听，有些傻瓜就相信了，并且自己也说起这样的话来!”联想到上世七十年的中国起步的农村改革中，小岗人比如严宏昌一类，不就是“傻瓜”吗，还以“改革功臣”自居呢!将“披着羊皮的狼”当作恩人顶礼膜拜，将引导他们走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共产党人，乃至开国领袖毛泽东当作障碍天天咀咒，说他们是一伙十足的糊涂虫过份吗?
后来的事态发展确使证实：在斜面山坡上的小岗人站了没几年，就出现了贫富分化，几家欢乐几家愁了。美国、日本生活完全成为一滩虚幻的泡沫!
全国的“三农问题”的呐喊声，已不绝于耳。失去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靠山的数亿民开始各管各了，各奔前程，成龙上天，成蛇钻草。后来失去土地，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就像暗流涌动洪水，四处泛滥。空前未有的骨肉相残、卖淫嫖娼、拐卖儿童妇女、吸毒贩毒、走私枪支、制假贩假、行凶抢劫等令人心碎肠断的种种场景，以及艾兹病村、二奶村、乞丐村、癌症村等可见可闻。
2010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中国第一乞丐村真相调查》，证实甘肃省岷县小寨村成为“乞丐村”。后来，云南媒体又披露该省一个村子的乞讨儿童四处流浪，照万里的“盲人摸象”思维逻辑，只有一例子，现在的农村改革是失败，全部推倒。中国的农村改革败也小岗!
万里先生别谦虚了，全国农村分田单干是你的第一功劳
2005年4月30日，万里又上演一场勉为其难的滑稽戏，一再声称反对别人也反对自己题字写匾，经过同来者半推半就之后就在自己的膝盖上写了“大包干纪念馆”六个字，还让堂而皇之地挂到小岗村的大路口大牌枋上，让每个前来的国人瞻仰。夫唱妇随的俩作家接着叙写：
然后有些动情地说道：大包干承包经营制否定了人民公社体制，这是安徽人民的功劳，它发源于小岗村，是小岗农民的光荣啊!
万里先生说这话时，九十岁左右，非常精于政治术了。
一是善于文字游戏，正如将“失业”说成“下岗”，“妓女”说成“小姐”一样，将分田单干，取消集体经营和集体经济说成是“大包干承包经营制”，回避事物的实质。读者诸君可以到农村问问，求证分田单干的农民同谁签订包产合同(协议)?包多少斤?年终结算了吗?还有没有集体经济?村干部对集体经营些什么?……只要调查就知道真相是什么了。现在多数农村分田单干同旧社会有什么区别，确保共同富裕的人民公社被取消后，社会主义属性已名存实亡。
二是示意自己的谦逊，将安徽人民、小岗人拉到自己一边，也分担些全国分田单干的罪责和政治风险。
其实从后来不断披露出来的全国农村分田单干、取消集体经营“四统一”、集体经济成为空壳的情况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的“功劳”或者说“第一功劳”应当归于万里先生。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理由和根据。小岗村分田单干本来是在原队长严宏昌心怀鬼胎的诱使下形成的，但你说成是小岗人的集体行为，定性为马列主义。还将小岗村同坚持合作化的典型大寨村对立起来，抑大寨扬小岗。书中第83页叙写：“噢，那你们同大寨不一样。”“去大寨，只有一条固定的进村道路，由专人引导，按指定的方向去看，碰到岔路口，就会有个牌子，上写‘行人止步，谢绝参观’。想问问社员，他们不说话，全像哑巴;你想向小孩子讲话，小孩也不敢讲，所以说，你们小岗同他们不一样。”(万里在此任意歪曲大寨的现实——作者注)
小岗村为什么在新中国三十年里处于“三靠队”状态，出现乞讨要饭现象呢?原因何在呢?其实答案是非常清楚的，只要深入调查研究就明白了。原因之一，生产条件较差，位于“江淮屋脊”之上，十年九旱，交通偏僻。原因之二，历史上有乞讨的习气，不愿艰苦劳动从土地要饭吃。原因之三，队干部的私心很重。年终分配比例政策不当，当队干部的严宏昌有4个娃娃、严俊昌有六个娃娃，主张倒“二八”分配，有利自家分配到更多的粮食，村里许多劳动力多的家庭没有生产积极性。结果全村20户115人，劳动力少，娃娃大片大片。原因之四，也是最关键的原因，是没有为集体谋利有一定能力的领导班子。正由于以上原因村里的社员缺乏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各奔自己的前程。分田单干的带头人严宏昌也承认：“因为一个作业组，仍然是‘你来我也来，上工带打牌，你走我也走，工分七八九’，这哪叫干活?这是糊弄地呢。一半的劲也使不上，哪能收个好庄稼?大家担心窑场由生产队办、怕土地会像过去在集体里一样谁都不爱惜，干起活来不出力，结果将熟地整成了生地，把肥地种成了瘦地，干到最后，大家没饭吃，我理解。”可是在许多场合，他讲小岗人无积极性的原因却信口雌黄否定合作化、人民公社。
小岗村为什么搞不好，万里先生认为这是走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道路的人民公社体制的错，这纯属一个中国乃至世界级的大谎话。他对小岗村不作深入的调查，不具体分析小岗落后的主观原因、客观原因;不具体分析小岗村讨饭的外因、内因，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得人心的。只骗得糊涂虫以及不了解小岗村情况的读者。
第二个理由根据，万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设计的人民公社体制，早在省委书记处任上就确定了：“改弦更张”，采用上顶下压，同党纪和国法对立。
凤阳县当时在全县只有小岗村一个村分田单干取消集体经营。时任县委书记处陈庭元当时就说：“现在全县所有的生产队都基本上生产到组。但据我所知，就是一个小岗队生产到户。凤阳毕竟有两千五百五十六生产队，一个小岗生产队就是干错了也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他承认分田单干的生产队是仅有一家，在向万里汇报时说的“大包干”也是指“一切自主权给了作业组”。
中共凤阳县委当时撰写的《大包干的办法好》，先刊载安徽省《江淮论坛》上，后转载在1980年1月12日的《光明日报》第四版显著位置。这张报纸我们至今收存。文章介绍1979年全县获得大增产成绩，实施“大包干”责任制的占全县生产队的83.5%，但对“大包干”概念作了明确界定——“坚持队为基础，实行分组作业，土地、耕牛、农具所有权归队固定到组管理使用;农业机械、集体茶林场、队办工副业以及塘坝水利设施由队统一经营和使用;作业组对生产队实行‘三包’合同制，即包完成生产计划，包完成农副产品交售任务，包上交公共积累和各项提留;其余应分给社员的产品在生产队统一分配方案的指导下，由作业组进行分配。”文章强调领导作用和领导方法要适应变化的新情况。对实行“大包干”后有的地方一度出现过生产队长放松领导;有的地方把固定作业组管理使用的耕畜卖了，公房扒了，农业机械分掉了;还有的作业组，自行分成几个小组，有的社员稍不如意，就随便划组，或者要求单干，等等，要求各级党委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决问题。这就充分说明当时凤阳县大多数生产队并没有分田单干，县委也反对。凤阳县当年全县粮食大丰收与小岗村分田单干无关，无直接联系。包产到组是主要管理模式。时任县委书记陈庭元也承认：“现在全县所有的生产队都基本包产到组了。但据我所知，就一个小岗队包产到户了。凤阳县毕竟有两千五百五十六个生产队，一个小岗生产队就是干错了，对全局也不会造成多大影响。”(该书的第43页)
时任省委农村政研室主任和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去凤阳总结经验，撰写了《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凤阳农村“大包干”办法值得提倡》，并登在1979年8月8日的《安徽日报》上，其中所指的“大包干”，也是对包干到组，还说“但有的作业组太小，搞得不好，容易滑到单干的路上去。”(该书的第52页)
不久，肥西山南区搞包产到户试点受到省军区一位首长严厉批评“是公开对抗中央的决定”，“谁还愿意当兵，还不都跑回去种地”，“毁我长城”。该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主任张文题也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无条件的服从中央的决定”，下达46号文件纠正。文革后解放出来的万里得知，便拍起桌子：“还有这样的县长?管到省委的头上了?”“肥西县委这样反对，干扰省委的决定，强制收回包产到户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是组织原则问题。”——党中央和宪法不准刮单干风，“一个文件接着一个文件”，他万里省委书记为什么顶着，顶到党中央的头上了，这就不是“组织原则问题了?”政客嘴脸可见一斑!(该书第94页)
后来万里上调中央后，接任的省委书记纠正刮单干风错误，又恢复包产到组坚持双层经营的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体制。小岗村的带头分田单干的严宏昌被免职，也不让入党，并要求小岗村恢复集体劳动的合作化。一些干部也想重走集体的道路。可见在安徽省坚持分田分牛分公产的单干队，极少数，个别的队。后来如果没有一些人运用权力强行实施的话，至今仍会走人民公社规模化、合作化的道路。后来出现大反复的局面已经不是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主动选择，而是不择手段的高压和诱迫的结果。这就是当时农村真相与事实。行将就木的万里胡扯“安徽人民的功劳”、“小岗人的光荣”，是非常可鄙地的，如果说有“功劳”，有“光荣”的话，应该归于万里先生。万里一开始在安徽鼓动与吹捧分田单干，到了京城抖开袈裟，顿时彩色盈庭，红光满园，召会一大批中央、省市领导同志的职务，国家农委等机构，甚至修改党章宪法靠边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从此，摧毁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
夫唱妇随俩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倒是老实坦白，直言不讳地在该书第126页中坦白叙写：
显然，万里就是这样一位清醒的政治家。他在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之后，一直积极主张人大常委会修改宪法，要把现行宪法中关于‘人民公社’的提法删去，将‘家庭承包经营’作为中国农村基本经营管理的体制，并长期不变。经过他不懈的努力，这一建议于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通过：由小岗人创造的‘包干到户’——‘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终于被载入了中国的宪法。
于是，分田单干、取消集体经济的小岗模式，披上一件“家庭承包经营”的外衣，名正言顺了。
第三个理由根据，是万里先生，将个别问题总是夸大为全部的问题，将个别经验——小岗村做法——列为适用全国的普遍经验，强行推至全省乃至全国。
凡是了解农村情况的人都知道当时农村社队经济处于三种状态，即先进状态，中间状态和落后状态。或者说粮食增产、生产发展、社员生活逐步改善的社队占多数，而“生产靠贷款，吃饭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社队占极少数，一般是百分之十左右。或者说百分之九十都能解决自己的温饱，并完成公余粮任务。当时上级领导机关普遍采用“抓两头，带中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和分类指导的办法，促进“三靠队”包括小岗村问题的解决。这也被实践证明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可是万里先生无论任职安徽省还是中央，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将个别问题夸大全局的问题，将适用10%的经验，强行推广到全省全国，所有中间状态和先进状态的占百分之九十的社队——统统效仿小岗村的做法，分田分牛分公产单干，取消集体经营，集体经济成为空壳，也就是一刀切的推行。“不换思想就换人”的言行甚嚣尘上——思想极右者，往往施展极左的手段，来强制推行政策的实施。
这里需要指出在1978年前，包括文革时期，全国农业战线连续夺取15个丰收年，集体经济壮大，机械化、科学种田、产业结构调整、多种经营取得明显的成效。多数农村社队的问题和主题已不是吃饱肚子的问题，而是机械化、规模化、商品化、提高工分值、生活共同富裕的主题了。当时的1978年，全国拖拉机有56万台，手扶拖拉机140万台，比1965年分别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机械总动力比1962年增加14.5倍，农业技术推广站达17622个，社队企业150万个，职工2800万，创造产值4931亿元。广大知识青年在这些领域里发挥作用，作出贡献。万里先生对新中国巨大成就视而不见，对“全公社最穷的小岗村”、“小岗的穷全国少见”的客观事实曲解使用，对占10%的“三靠队”问题夸大渲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然后利用权力让全国400万个生产队、五亿多农民一起向“三靠队”小岗村学习。伪造的“家庭承包经营制”漂亮话，遮拦不住分田单干取消集体经营的后果危害，大批农业生产设施无人管理受到损坏，大批机械化的农机器搁置，大批农村公益事业夭折，大批集体经济项目垮台，大批集体资产流失，大批林地和草原被滥垦，大批矿藏被狂掘，沙化和旱涝开始漫延，抵制这些倒行逆施的大批各级领导被撤职。一刀切实施小岗村的个别经验，对逐步繁荣的集体经济和机械化、商品化的农业生产，以及成长壮大的集体经济无疑是一次浩劫。
历史往往是“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对开国领袖毛泽东，以及人民公社时代，小岗村的原队长严宏昌，和原安徽省委书记做出了不少的评价与否定。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我们对这两个风云人物也不妨做一点评价。 小岗村分田单干这颗特色蛋，砸向毛泽东时代，瓦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现在三十年过去了，我们对这颗特色蛋作剖析，看看究竟是件什么东西。
乡村三十年来的两极分化与“三农问题”的尖锐存在，已为本文提供客观事实的依据和支撑，也不是什么纯理论层次的问题了。
一、小岗村，三十年到底吞吃国家人民的多少钱财？
安徽省小岗村是中国人民耳熟能详的名字，曾以“摁红手印冒死也要分田单干的行动”而名躁国内外。三十年来，一直戴着“中国改革第一村”的桂冠，为纪念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周年，安徽省陈桂棣、春桃俩作家隆重推出扛鼎之作《小岗村的故事》，本想为小岗村再贴一片金，再唱一支新颂曲，谁知失算于“人意”与“天理”的法则，将小岗村从新中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吞吃数以千万元计的巨额钱财和盘托出，让全国农民看出这个“金身菩萨”的老底。因此，我们特别感谢这夫妻俩所付出的心血和贡献。从而联想到小岗村的顺口溜，什么“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当时是出名的，曾一时迷惑不少人，现我们不妨来一首《小岗村沉浮图》应对：
大包干，大包干，三十年，三十年，
直来直去不拐弯，输血打气常保鲜。
分田分牛分公产，“第一典型”中了邪，
一心折腾要单干。“偏穷乱散”翻白眼。
第一笔，在合作化与人民公社的三十年里。该书的第59页自觉地坦白叙写：
打从一九五六年高级社起，小岗队的生产和生活就主要靠救济;仅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十三年的一百五十六个月份中，小岗吃国家供应粮就多达八十七个月，吃了二十二万八千多斤，占到这十三年总产的百分之六十五，占到集体分配口粮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九。此外，国家还无偿供应各类种子六万五千多斤。就是原先队里的那十条牛，没有一条不是国家花钱买的;社员过去使的犁耙锹锨，也没有一件不是国家掏的钱。
按着严宏昌供出的吃粮数据，可以计算出从1966年至1978年，小岗村13年的粮食总产才35.07万斤，那么，每年粮食产量仅有2.6万斤。全村土地1000亩，荒芜500亩，仅种植500亩，那么平均亩产仅52斤;全村115人，每人均生产粮食226斤。直截了当地说，小岗村在整整13年时间里，国家供应着救济粮、生产工具和耕牛，每一年却生产如此低的亩产和人均产量，实属全国罕见——罕见得令人生疑!
全中国当过人民公社员——包括我们知青在内，面对小岗村这种生产水平，很难很难相信——在安徽省的同志能否专门调查小岗村及附近村子在新中国三十年究竟是怎样的真实情况，因为这个严宏昌所提供的事实疑点太多——很有点白天活见鬼听鬼话的感觉。“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就是因为合作化、集体化不合心意，小岗人就自私互斗到这种非人性程度，宁肯躺着饿死或者出门敲花鼓去讨吃逗狗咬也不顾，整整13年少出力、不愿干，让集体田地几无收成的程度，还是人吗?“饿死老娘不吃种粮”是中国农村的千年古训，小岗人连五、六万斤种粮都吃个精光，靠国家供给种粮，还是人吗?如果是人，生两只眼睛，长两个耳朵，难道不知道当时全国有个大寨吗?过去在解放前，也是“打长工，没铺盖，卖儿女，当乞丐，有女不嫁穷大寨”。700亩地散落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亩产一二百斤。可是到新中国成立后，大寨人当家作主，向穷山恶水开战，一步步前进。1963年遭了七次灾害，他们拒绝了上级救助的物资和款项，全村60多劳动力齐上阵，夺得了亩产704斤的重大胜利。从1952年至1963年全村粮食自给还向全国交售175万斤粮食，平均每户每年交售7000斤，年终分红值1元以上。难道没听说过吗，小岗人?文革中大寨更是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修稳产高产田800多亩，植树1000多亩，筑盘山公路12里，建水池6个，开渠道28里，所打出和搬运的石方如果垒起1米高2米宽的石坝能从大寨到北京一个来回。小岗人听了有什么想法?会不会脸红?小岗村，同大寨以及全国多数村子一样，头顶一个蓝天，都是在一个制度里劳动，为什么自己干不好，该不该扪心自问?当然从根本上说，小岗村搞不好，主要责任在生产队的领导班子。“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造成小岗人一盘散沙，根子在队干部的极端自私与无能。总而言之，小岗人没有吃的，敲花鼓当叫化子遭狗咬，队干部应负主要责任。
是的，在新中国建设与创业期间，即到1978年，确有讨饭的，但是人数并不多。据有关部门的统计，将流浪乞讨人员安排在各省44个农场的只有1.6万人，再加上没有收留在农场的充其量不过10万人(可后来的2003年63.5万人，2004年119.6万人，2007年203万人，2008年224.5万人，都比1978年多百倍)。是的还有各地农村人民公社，也包括我们插队的昆明市郊区也有相当落后的“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占10%左右。虽然落后得令人头疼，但党政各级领导都从各方面努力，促进转化，从未言过放弃。像小岗村许多村民“逃亡和饿死”，笔者在农村工作二十年闻所未闻。退一步讲，信其有，但也是全国罕见，根本不能代表全国广阔的乡村和五亿劳动农民的全貌，更不是全国普遍现象。
这里建议小岗人想想，在自己曾年年直至十三年吃着其他人民公社、也包括大寨村生产的公余粮;用着毛泽东时代供给的耕牛、生产工具，该不该有点感恩之心?该不该“吃水不忘挖井人”?广大农民群众都知道：随口乱骂人民公社及政策，乱骂毛泽东时代，不符历史事实与情理;胡乱咒骂，而且骂了三十年，是阴损缺德之事。小岗人不能再糊涂了，当今三十年没有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靠山，全国农民，包括你们小岗人就朝不保夕，生活动荡，顾头难顾尾。这难道不是沉重的教训?
第二笔，1984年，在上调北京的万里兑现“三五年后会来看小岗的”承诺的时候，村头忽然出现24间新瓦房。
该书的第143页自觉坦白叙写：
自从一九八O年万里进京之后，就再没有来过小岗。他曾答应过小岗人，三五年后会来看小岗的，随后的一九八四年的四月，曾传来了万里要来小岗的消息。凤阳县委、县政府为此也忙了一阵子，考虑到小岗虽有了不小的变化，主要还只是变在吃饱穿暖上，家家户户住的仍然是茅草房，路也很差。县里就决定拨出一笔专款，为小岗改换新装，可是县财政捉襟见肘，不可能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鉴于村子西头是进村的必经之道，就出资为严立付、严立华、严立坤、严立学、严金昌、关友江六家，各翻盖了三间瓦房。因为严学昌家人多，翻盖了六间。
小岗村的人分田单干多年后太不争气了，致使万里当时檀口一声诺过上美国日本农民的日子，成了水中的月亮而已。凤阳县委政府的领导，对属地小岗村的真实情况是最清楚的，他们思来想去动用国家——人民的钱财为小岗村，在路边建盖改革开放的第一批新瓦房。这种“临时烧香抱佛脚”，不知是表功?还是一种无奈?或许兼而有之?总之，小岗村分田单干多年“江山依旧，旧貌犹存”，形成对凤阳县委政府领导人一种压力，一种制约——什么叫守土有责?当年的省委书记现在中南海的京官万里会不会发问：“为何没有将小岗村领导好，建设好?为什么还住风吹就动的老茅屋?为什么比公开贬斥的大寨村差距还那么大?为何没有过上美国的、日本的标准呢?”……所以动用国家即人民的血汗钱来补台，让京官不尴尬有面子!凤阳县委政府领导，堂堂皇皇将崭新的二十多间全呈亮瓦房一顺溜地建在村道边，第一眼看了舒畅得很呢!来来往往的政客与佳宾看见了这排体现大包干的正确和成果的新瓦房，谁也就一百年不动摇了，也不怀疑了!
其实真实的答案非常清楚，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胜似《水浒》中的“武大郎，就是拼命抬上墙头——上不去下来容易，”除此有什么能耐和结果呢?小农经济的冲天干劲不过是昙花一现，几年后就是徘徊的势态，小岗村是如此，分田单干后的全国农业也是如此，后边我们将详尽分析。
凤阳县委政府领导还忽略一个严重的后果：无偿送给24间新瓦房的两重性，既为小岗村保鲜增光，也激活小岗村乞讨瘾，还引起多数住茅草屋的村民怒愤。就因为那个力挺者万里光临小岗村，天上掉下馅饼——不出力不淌汗不挨狗咬，也能轻轻松松得24间新瓦房，这让小岗村人眼睛一亮，心里一动，谁说“天下不掉大馅饼”?谁说“没有白吃的午餐”?在小岗村就成为事实!这不劳而获的6户新房将沉寂一时的乞讨历史搅了搅，从此旧病复发，难以收拾，终于成了小岗村向社会不停伸手二三十年的顽症，而且相互争斗此起彼伏。
第三笔，1993年后经省人大代表严宏昌游说，安徽省委的主题联席会作出承诺：支援一千三百多万元!
该书第136页自觉地坦白叙写：
严宏昌，“他利用会间的一切休息时间，一个一个地去拜见到会的各位厅级领导，重要的，他还会不厌其烦地进行‘家访’，向他们介绍小岗的现状，求救于各位领导，希望他们支持小岗，为小岗的发展指点迷津。
……
(时任省委副书记兼省人大主任孟富林)‘有许多问题，他已是深思熟虑。他先后讲到了小岗村的交通、教育、供电、电讯、水利、农业科技、村办企业以及农贸市场等方面的现状和自己的设想。……小岗村的发展已引起了省里众多部门的高度重视。会上可以落实下来的，方方面面支援小岗村经济发展的各项有关资金，便高达一千三百多万元’!
孟富林设宴请严宏昌吃饭。孟富林动情地说道：‘宏昌啊，你打破了安徽省历史上的三项记录：第一，省委没有为一个村解决实际问题召开专题会议的先例，这是头一次;第二，也没有因为一个村解决这么多资金，和这么多问题;第三，省委更没有专门请过一个农民吃饭。’
孟富林的话，打动了在座的所有人，也纷纷过来与严宏昌碰杯，表示要向勇于改革的小岗人学习，致敬……(该是众多厅局长神情错乱了，小岗村包干15年因穷来当叫化子讨钱，居然一个个来碰杯，要向小岗学习致敬，这份恭敬不是很搞笑吗?——作者注)
……
严宏昌想：他在会上首先提议的，是希望有关部门帮助小岗村修一条路，不说方便小岗人，现在来自省内外乃至国内外的参观者，踏着‘雨天是“水泥”路，晴天是“扬(洋)灰”路’，丢的就不光是小岗人的脸面。
……
直到了一九九五年的春天，在孟富林召开的那次联席会议上许多厅局承诺的援助款项，一直不见下来(上级与下级不是在上演忽悠闹剧吗?——作者注)。严宏昌去参加安徽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时，向大会递交了一份提案，询问小岗发展专项资金的调拨情况。这份提案，引起许多代表的关注，最后有十三位代表联合在上面签了名，很快，严宏昌就收到了滁州市政府的答复涵——目前已投资六百六十一万元。”
可是所承诺的巨大的财政拨款，小岗人可以看到的，除盖了一栋上下两层的村委会办公楼和村头竖了一个不伦不类的大牌楼，外加帮村民拉院墙，村民还是出了500元钱的，一共也就是三四十万，而那六百多万都用到了什么地方呢?
“丢的就不光是小岗人的脸面”这句话看似普通无奇，但充满政治智慧。别看分田带干带头人、原队长严宏昌是一个普通乡村农民，实际上他洞察各级党政领导内心的好恶，也深知他这句话的作用与份量。这句话暗示，各级党政领导说好听点会“心领神会”，说难听点“会知趣的”!——既然你们坚持吹捧中国改革开放的伟业是以我们村子为起点，依托我们村大包干的各义，加紧在全国城乡推开与实施，那么我们这张“王牌”岂能无偿使用呢?我们这些摁红手印的带头人难道不该回报?各有所好，双赢双赢!
时任省委副书记兼人大主任孟富林，当时也太爱动情了，扶持小岗村改变面貌的力度也够大了，可是当两年后仅落实六百一十万元时，乞讨人严宏昌当然不高兴，心里嘀咕“也就是三四十万，而那六百多万都用到了什么地方呢?”须知当时省委召开会议承诺的是一千三百万元呀!由此可见，叫花子也难当，总是要的多而得的少;“施主”更难当，给也不错了还赚多赚少，说三道四! “叫花子”若要追究到底施主不是太没有脸面嘛!
第四笔，1997年，解万里之忧，全国“最佳经济效益乡村”加入援助大军，仅修路和农科改良就得140万元。该书的第154页自觉地坦白叙写：
上海《解放日报》社建议召开的‘两村联动发展会议’在凤阳举行。开会那天，张广友(同万里一起出道，后升《中国农民报》总编辑——作者注)受万里委托，专程从北京赶过来，并在会上宣读了万里的贺词。贺词说：‘凤阳县小岗村和张家港市长江村结成对子，联合发展，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小岗村在农村改革中带了头，长江村在改革中得到了发展，小岗村走出去和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结对子，这是加快东部和中西部经济共同发展的路子。祝两地在共同发展中结出硕果。’
会上公开了长江村和小岗村联动的方案，大体是：一、两村协商在村内修一条横穿全村的水泥路，并在一九九八年三月修建完成(长江村捐助120万元修建“友谊路”——凤凰周刊);二、长江村出资二十万元，帮助小岗村进行农业、农副产品的高科技改良;三、小岗村每年供应长江村六十万斤稻米，按市场价执行，以解决长江村缺粮(这个村缺粮得靠小岗村供应，胡编得很可笑!——作者注)困难;四、长江村提供资金，技术，小岗村提供劳力，兴办两个企业，作为长江集团公司的配套厂，利润留在企业作为扩大再生产，等等。
小岗村大包干二十年仍没有出现“形势自然会大好”，这真让退休的万里内心不宁静，到处求救成了唯一的妙计。
对带头分田单干的小岗村队长严宏昌，现在安徽夫唱妇随作家又是钦佩又是称赞，封为“小岗村的新闻发言人”，其实这个评价偏低了。他可是小岗村的一位杰出诗人，顺口一段“我保证，只要干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粮库!”县、地、省书记听后无不点头折服。而且他在社会心理学方面很有造诣，很精。社会既然夸赞小岗村，好、很好!小岗村面貌依旧需要输血打气，找到谁，谁都会慷慨解囊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难道各级官员不懂这个理!——“雨天是‘水泥’路，晴天是‘杨(洋)灰’ 路，丢的就不光是小岗人的脸面”，即是一高招。他创新的名言“不光是小岗人的脸面!”，尤其比较能打动官场。此论传开，一长串书记及书记的书记，即刻付诸行动支援，连退休多年的中南海领导人万里不甘落后，花白的脑袋常常摆出不少金点子。严宏昌跻身中国一流心理学家之列。
第五笔，1998年，总书记亲小岗村视察的时候，一大串“政治礼品”应接不暇。该书第156页自觉地坦白叙写：
这一回不大一样，一场让小岗改天换地的工程很快拉开了序幕!其工程之浩大，速度之快捷，不仅让严宏昌，更让小岗人目瞪口呆。
一所可容纳师生一百六十人，从一年级到五年级一条龙五个班的小岗村小学，六月动工，八月竣工，确保九月一日正式开学的工程开始了。
省建设厅，省水利厅和省卫生厅联手帮助小岗村破天荒地像凤阳城里人一样吃上了自来水。
六部门联合出资，为小岗家家户户住房的墙面，刷上一遍涂料，涂料一上墙，整个墙子就好像摇身一变，光鲜了许多(这个点子不知是哪部门领导出的，可得当年的中国金点子头奖!——作者注);为各家各户建造了一个卫生厕所。随后，小岗村大包干展览室和招待所，也平地而起;党支部办公室也因为得以美化而让人眼睛一亮。替小岗村一家不拉地装了部程控电话，不仅事情办得漂亮，而且明说收费，实际并未让小岗人掏多少腰包。修了一条很气派的友谊路，但美中不足的是路两边光秃秃的，不好看。酷热难当，县林业局从百里之外的凤台县林场买来八百三十棵蜀桧，每棵都在两米高以上，并且搞起了科学试验。在蜀桧根部包上营养土，趁夜抢运，当天入土，还专门雇了两位懂业务的工人，吃住在小岗，精心浇水，培土，看护，高温植树，居然棵棵成活。
……
江泽民、温家宝、曾庆红一行来到小岗村，还是让严宏昌，让小岗人激动不已的。江泽民说：‘我一直很关注小岗，一直想来看看乡亲们。因为邓小平开创和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首先是在农村开花结果的，而小岗村又是率先进行农村改革的。家庭承包经营这一政策要长期坚持下去，是不会改变的。’”
对隆重庆祝大包干二十周年的中央领导的小岗之行，书里继续叙写一个非同寻常的乱子：“严德友，却在江总书记来前的几天，被组织上调出小岗。”至少有两个不应该有的后果。一是，严俊昌说：“要不是把德友调走，小岗就搞上去了!”二是，严俊昌说：“江总书记来小岗也不让德友见，媳妇觉得政府不讲理，女人遭不得人孬，几句话受刺激，想不通就上了吊!
这个小岗村几十年来总是发生大不吉的怪事，正当举国同庆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大喜日子，一行党和国家贵宾亲临小岗是精心安排和实施，力求达到重大宣传的效果，偏偏小岗村的村领导家庭竟然发生媳妇想不通上吊之事，原因正是“觉得政府不讲理”。严德友家在全国大喜日子里出现哭哭喊喊的丧事，也太不是时候了，太不给面子了!这简直是制造全国最大的难堪?也幸好村领导媳妇上吊一事不了了之，也幸好夫唱妇随俩作家没有刨根问底采访，否则又要闹出多少内幕与尴尬的事儿来!
第六笔，1999年，带头分田单干的原队长严宏昌重新在小岗村上任的时候，又吃下各方的许多钱财。该书第174—215页自觉的坦白叙写：
这期间，他发现王省长对小岗要建设‘工业园’大加赞赏，就趁机提出，希望省政府能帮助解决购买一台推土机的银行贷款，结果贷款很快批下来。他马上找县农机公司，经过他的一番游说，又从县公司开回来一台旧机子。
没钱为这两个‘大家伙’安个‘窝’，严宏昌想了想，跑到省农机公司去求援。省农机公司投资了二十万元，在小岗村盖了一处农机大院。这不仅为小岗解决了大型器械的存放，省公司也在皖东地区多了一个产品推销点。
常州柴油机厂支援小岗村一辆客货两用车。外省外市的柴油机厂同行尚且支持小岗一辆客货两用车，他肖总(全椒县柴油机厂)难道不‘表示表示’?
肖振海见到严宏昌亲热得不行了，说：‘我送你福田小货车吧，送你一辆没大用处，干脆给你四辆，这样你们就可以跑运输!’
……
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乔木一男先生(这位日本资产阶级分子的鼻子比狗还灵，很及时很慷慨地对中国大是大非中的一方予以财力支持——作者注)来小岗参观时，愿帮助小岗村建一个养鸭基地，一期投资一千万日元，先把基地的管理中心大楼建好;二期投资三亿日元，再建冷库和加工厂。日本驻上海领事馆随后就把一千万日元汇到了凤阳县农业局，严宏昌及时解决了养鸭基地办公楼的用地，地皮腾出来后，县农业局很快组织施工的队伍。
……
这消息后来被贾泰斌(北京大北农饲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发部经理)知道后，他很是不安，没想到集团的合肥分公司一个莫名其妙的‘证明’，竟给严宏昌(指被当地检察院立案侦察贪污十万元)带来这么大的灾难。他很过意不去，便爽性又寄过来七万元，声明这一回是真心实意无偿地支援小岗村发展生产的。用这钱为小岗村家家户户挖一口当家塘，缓解小岗人长期缺水的局面。
……
小岗村和长江村共同修建“友谊路”时，村里欠下的那九万多元电费一直挂在帐上，县供电局多次催要，再不缴就要拉电了。严宏昌说：没办法，我只得硬着头皮去找县政府，前前后后为这事跑了十多趟，终于给免掉了。
为搞好这次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工作，中央和省里都拨下来专项资金。村级建设专用款，大村小村一律五千元，这显然是对我们的最大的支持了。但是缺口太大，总归还是无济于事……
张家港市长江村党委书记郁全和为了葡萄园之事，没少来过小岗，并派来技术员给小岗人传播种葡萄的技术;逢上春节，还会给村里六十岁往上的老人，每人发上一件衣服，或是送点过年的礼品。(严宏昌主动弃放再当选的权了)长江村的郁全和又许下那么多愿，谁不想选严德友呢!虽然后来一票五百块钱，一户两头奶牛，大家没看到，给小岗村的三百万发展资金也成了‘空头支票’。也还不错了，最后长江村还是给每家每户发了台彩电。(共106台彩电——作者注)
第七笔，2002年，需要三千万巨款修茸当地水库，国务院副总理提笔钦批了。小岗村分田单干没几年，开始呈现一些乱象，原来参与大包干的副遂长严俊昌已有觉醒。1987年，他直言不讳地对前来考察的时任国务院办公厅主任温家宝说：“我当时应当说，发现大包干分田到记挂不行了。(见凤凰周刊2006年.25日)这本是一次难逢的纠正错误的机会——小岗村干部直接提出否定意见，倘若得采纳，小岗村不会在邪道上再滑下去了。对广大读者说，为什么小岗村干部的意见得到采纳又是一个难解的谜。该书第223—233页自觉地坦白叙写：
严宏昌给我们谈起凤阳县燃灯寺水库综合治理的故事时，至今还十分激动。它不光牵扯到一个小岗村，不光牵扯到一个小溪河镇，直接影响到凤阳县东部缺水地区。水库还是‘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上的马，一九七九年建成，距今已是二十多年，因为长年失修，工程设施严重老化，启闭的设备已锈迹斑斑，许多渠道严重淤堵，坍塌，跑冒滴漏。可它是周边十多万亩农田的生命工程和致富工程啊!再不治理，便严重危及十几万农户生活的提高和生产的发展。
严宏昌带着朱土银这才向中南海的北门走过去。紧接着，严宏昌就把小岗村，以及燃灯寺水库灌区十几万农民多年来热切的愿望向温家宝做了最简明扼要的汇报。掏出了一份只有八百字的‘报告’。温家宝接过信，交代(黄守宏)说：‘你不要把它摞在文件上，就放在我桌上。’想了想，又说：‘还是明天一上班，你就直接拿给我吧!’
(出门时)温家宝再次握着严宏昌和朱土银的手，说：‘好，你们就放心吧!’
……
谁知，严宏昌前脚才进家门，县水务局一个叫朱土银的人来电话找他。朱土银在电话中激动的声音都变了，高声大嗓门地嚷道：‘老严，宏昌!行了!总理已经批了’!
在新中国三十年的建设和创业期间，毛泽东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农业学大寨”等一系列号召下，各省广大公社社员每年冬春季节掀起兴修水利的高潮。在旧中国仅有大中水库23个，到七十年代基本上完成江河湖泊的治理，新修8.69万座水库，数百万小坝塘，近百条人工渠道达300多万公里，配套机井220万眼。例如河南林县的“红旗渠”被誉为“人造天河”和横跨100多公里的人造“汉北河”等。这些伟大工程都是毛泽东时代一座座丰碑，蜚声国外内。一批大型水电站建成，1977年仅农村建中小水电站5.6万座，80%以上的公社，50%以上的大队通电。这些工程已产生根治大旱大涝的效果。到1979年，增加5亿亩旱涝保收田全国拥有有效灌溉面积7.3亿亩，占世界灌溉面积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一亩旱涝保收田，灌溉密度超过美国的13%，达到46%，居世界首位。从1978年分田单干，各家各顾各家眼前利益，集体经济瓦解，乡村社会失控，基层政权的威信与号召力凋萎，毫无能力和组织兴修水利，再加上国家水利欠债太多，全国大量水利设施失修，毛泽东时代水利的老本吃得所剩无几。据不完全统计，到1988年水库减少3681座，乡村水电站减少了3795个;机井面积减少了652万公顷，以后干脆不公布了。估计每年新增加水土流失面积2.48万平方公里，新增旱涝面积5.75万公顷。滥垦滥牧，沙化面积更是“沙云压城城欲催!”沙尘飞落京都，漂洋过海，袭击日本与北美。南方则是不下雨大旱，下点雨大涝，年年伤亡事件频发频传。
安徽省凤阳县燃灯寺水库失修，不过是其中小又小的个例。凑巧的是在校对这篇文章时，家乡云南省也惨遭所谓“百年一遇旱灾”，才到2010年3月，就有596.9万人、359.4万头大牲畜喊渴水，4月、5月预计全省饮水困难的群众将达951万人、1014万人。全省小春受灾面积达85%，其中1000万亩。西南五省农作物直接损失超过260亿元。“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又是汽车送水，又是开井提水，上演自封“吃大爱水”一场场闹剧。正如古诗中说“吃水不忘挖井人”，现在广大群众又想念起毛主席当年兴修水利时的魄力与远见，那些丑化与攻击毛泽东时代的政客和精英们在事实面前露出卑劣的灵魂了。
家乡云南是水资源大省，水资源总量排名全国第三位，人均拥5000立米以上，径流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906条，现在竟然出现如此严重的旱灾难道不触目惊心吗?
第八笔，在2004年下派干部沈浩赴任小岗村党委书记的时候。安徽夫唱妇随的俩作家有很政治心计，对党委书记沈浩在小岗村的六年工作与努力很少叙说，若不得不提及时也是话中有话，闪烁其词。作家遗漏沈浩在小岗村六年多做些什么事、怎么做等，没有去写，决不是疏忽大意，也不是作品不需要，而是有意为之。历史要空白就空白吧!
因为小岗村后任书记沈浩说了一句大实话：“一夜越过温跑线，二十五年不富裕。”(见《沈浩日记》)
又说一句政客与精英三十年最忌讳的话：“搞新农村建设，生产要发展，首先要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的道路。”(见《我在小岗村当书记》)
他更做了一件让政客和精英们集体沉默的颠覆性的大事：2006年1月25日，在村民大会上明确宣布合地，成立“农业合作农场”招商引资办工厂走集体经济致富的路子。
由于小岗村的现实基础和条件太差，他仍旧通过其它渠道求援，也得到一些外界“赞助”。互联网上作一些介绍：
2004年春节前，他给18户分田单干带头人每户送了米面、油、慰问金。
2005年夏天，突然下起暴雨，沈浩马上想到徐庆山一家迁往在三间危房里。他想方设法，四处筹钱，当年年底，第一批住宅新区终于建好，26户村民(小岗村后同其它村合并)搬进新区，徐庆山一家也住上了两间楼房。
当时小岗村的沥青路大概只有1公里，其它的都是土路，很破旧，他争取到50万元的资金。
2006年1月省财政厅赞助5000元，发每户一桶油;当年按手印分田单干的18户，每户发2桶油、一条烟;带头分田单干的队领导严宏昌、严俊昌，除发2桶油、一条烟外，再加一箱酒。
2006年起，每新建一个标准棚，财政补贴5000元以上。69岁的五保户韩庆江得了肺结核，没有钱治病，是沈浩把他送到镇医院治愈，没让韩庆江花一分钱。韩庆江感激涕零地说，要不是沈书记，我这一条命早没了。50多岁的关友林全家六口人，四个智障，生活十分困难，被子衣服都沈书记送过来的。……
第九笔，2008年举国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喜日子的时候，小岗村又收到一批“政治礼品”。该书第236—237页自觉的坦白叙说：
友谊路两侧一个式样的两层楼同时都在施工。村民说：村里给了每户两万元的补助。村东小区盖了四排整齐的楼房，住进了二十多户村民。村西小区是商品化连体别墅式样的新型小区，紧邻一个大型集贸市场和一所卫生院，凡愿意在那儿买房的村民，都可以获得1万元的补贴。
小岗人盼了多年的一条通往外面的像样的公路，也终于动工了，它不再绕道小溪河镇，而是一条由国道直达小岗村的高标准的水泥路。使它同外面的世界一下拉近。村子西头拔地而起的小岗村信息中心，已初具规模，据说那是国家档案局和县档案局联手援建的;尽管还正在施工，其鲜明的徽派民居的风格已清晰可见，建筑面积将为一千二百平方米，总投资一百八十五万元。(国家档案局在一个相隔千里毫无关系的村子投资，可获当年全国最佳投资奖——作者注)
与信息中心隔路相望的，是省政府拨款二百万元将要建成的大型广场，到时候，高大的小岗村牌楼，别具一格的小岗村信息中心和偌大个小岗村广场就会连成一片，在村头蔚为大观。
而与村头遥相呼应的村尾处，则是一座耗资六百多万元的气势恢宏的‘大包干纪念馆’。‘大包干纪念馆’六个苍劲的硬笔字，为万里亲自题写。它占地三十亩，建筑面积六千六百平方米，设计成江南园林式的建设风格，看上去很典雅，很秀美。整个纪念馆由主展厅、多媒厅、珍品展厅、餐厅及观景走廊组成，馆前还有一块八千平方米的绿色草坪，用于举办大型的文艺活动，两边都是葡萄园;馆后是一万平方米的绿色园林与池塘，可供游人休闲与观赏。(安徽省管辖全省的省政府在一个小小的村规划得那么气派而且投资，可获中国最优规划奖——作者注)
(严宏昌、严俊昌)特别是解决当年冒死大包干的老伙伴们的实际困难，二人同心协力，一齐找到了县委，他们的这种联合行动，显然也感动了县委书记马占文。尽管这事上面并没有具体的政策，凤阳县的财政仍旧捉襟见肘，但马占文还是主持召开了一次专门的会议，决定为小岗村当年十八位‘大包干带头人’，每家每月给予了五百元的生活补助。(这位县委书记可获当年全国最成功的创新奖——作者注)
至此，书中记载的国家、社会先后所提供的8笔钱财物，我们粗略计算在1500万元之上，以小岗村20户平均每户75万元，或者后来扩并的100户平均每户15万元，真是演出一场“全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变成“全国富裕第一村”的旷古闹剧;一笔笔钱财乞讨过程，就是一段段精彩纷呈的折子戏。谁说现在中国没有伟大传世的作品，小岗村由穷变富、面貌巨变难道不就是一出最有特色的世界名著!
思绪之一：烂泥巴的菩萨贴金，不是伪典型吗？
自1978年后，在那位万里先生的发现与推动下，小岗村被层层包装，片片贴金，现在列举如下：
想不到马列主义竟出在你们这样的茅屋里呀”，“你们这样干，形势自然会大好”;什么“经济改革从农村突破了——马立诚、凌志军
完全是农民群众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自发搞起来的，它不仅直接地表达了亿万中国农民最迫切的诉求，更体现出了今天中国最需要的敢于冲击长期以来极左路线的重要禁锢与束缚，杀出一条血路的大无畏的改革精神!——安徽夫唱妇随作家
坚冰已经打破，第一艘开出的帆船，是农村改革。——杜润生
它们的名字也将自此载入史册。——新华社《半月谈》一文
高歌的同时却背着全国农民，层层动用国家——人民的血汗钱，先是将茅草屋改为瓦房，接着拉一道遮丑藏陋的高大院墙，村头立上大牌坊，再供送自来水、电话、楼下楼上，以及气势恢宏摁手印的雕塑、“纪念馆”等等，在中外群众面前，完全是上演一台精民股撵狼狗——胆大而不知羞耻的大戏!
如果仅仅听到这些豪言壮语，我们会以为是回事儿，信以为真，可是知道了包装的底细，原来小岗村是依赖国家——人民的巨额钱财1500万元撑抬着不让倒，靠不断输血打气保着鲜，一旦停止输血打气就双脚站立不起来，请问能有多少价值呢?自1978年以来，小岗村流汗不多，收获不少，贡献有限，高帽顶顶，我们不禁要问三十年所得的1500万钱物，(小岗村20户，每户75万元;后来并村子，如果有100户，每户15万元)居然反复号召全国农村和农民向他们学习，看齐，照办，这是什么政治逻辑?这不是愚弄全国农民吗?全国农民智商再差，文化再低也不致于傻到分不出是真假和是非的地步。倘若现在全国8亿农民都向他们学习，伸手乞讨，每户15万元将达几万万亿的天文数字。政府当然拿不出那么多钱，万里等人是不是指示中国人民银行的印钞机日夜加班赶印——那才是国民经济崩溃到边缘了!
“小农经济十输血打气”，这难道不是小岗村三十年的真相吗?
当然，中国人民、中国农民决不会向小岗村效学乞讨精神的，因为从心底就看不起。我们深知：伸手向社会乞讨，社会看不起;伸手向国际乞讨，国际上看不起。叫化子不好当，低三下四的求助也好，脸上贴金的乞讨也好，终究是奴才的地位，挨棍棒狗咬也是迟早的事。所以，中国人民、中国农民若干年来只是看到在社会舞台上寡廉鲜耻的卖力表演，看到“燕古藏珍”的典型洋洋自得，大都感到羞耻。小岗村乞讨所造成中国的经济损失可以计算，然而造成政治和道义的损失无法估量了，也让每个中国人在文明世界面前无地自容。
思绪之二：中国大幸，全国农民在人民公社体制里创造一系列的奇迹。
新中国是从千疮百孔的废墟上起步的，十分贫穷，但是上自党中央领导下至广大当家作主的工农群众都有一股劲，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当时指出：“韩愈有一篇文章《送穷文》，我们要写送穷文，中国要几十年才能将穷送走。”通过30年不懈奋斗，流汗流血，在农村各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修建8.6万座水库，20万公里堤坝，修建人均一亩旱涝保收田。1978年粮食总产达30477万吨，人均637斤;毛泽东逝世留下5000亿斤贮备粮，够全国人民吃三年。在国民党中国最好的年份是1936年，GNP仅是75.5亿美元，而到1978年达2165.1亿美元，增长27.2倍。农业总产值达到1397亿元，增长1.1倍。粮食产量达到30477吨，增长1.03倍;棉花增长1.55倍，羊存栏数增长1.72倍，肉猪存栏数增长2.84倍，水果增长9.51倍等。1978年全国社队企业达152万个，总产值491亿元，有2827万农民成为不离土的工人。10个成年农民中就有1个务工。农业生产增长速度超过美、日、德、英、法等国。这里特别指出的是“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毛泽东的话)正因为新中国头三十年，幸亏五亿中国农民没有依赖外援和乞讨，幸亏五亿中国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扬“爱集体、爱国家”共产主义风格，(周恩来的话)才有多余的粮食与物资，解决全国七亿人温饱问题。十年文革中，还见购买245吨黄金贮备，又支援第三世界人民的斗争;还解决全国农民的医疗和教育问题，这一点整个世界都承认。当年能够扶助全国10%的“三靠队”，尤其像以乞讨为生的小岗村，就是建立在社会主义雄厚的物质基础上。万里先生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以为大包干的政策，比毛泽东时代高超，不过是自己欺骗自己罢了。
几年前，坚持集体经济，没有分田单干的南街村、华西村和大寨村，产值已分别达到14亿、30亿、2亿元，而被吹得金光四射的小岗村仅能饱肚子，全年产值不到他们一月的产值。这就是活生生的现实，这就是全国农民看得见的客观事实，这就是集体的优越和单干的落后的生动写照。三十年实践的结果，是小岗村这尾黑泥鳅钻进金鱼缸——现丑。
自此我们应该询问万里先生，你否定大寨村等，否定三十年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与创业的成就，否定人民公社三十年粮食增产解决中国人、包括他本人吃饭的基本事实，而百般吹捧一个乞讨便宜成性的小岗村，靠输血打气才勉强两脚着地站着的小岗村，是不是神经错乱? 秦代权奸赵高指着一只鹿说是马难道世人也就真的相信了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话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与反差，成了政客手中的玩物。两条路线，孰优孰劣?客观事实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是农村干部群众第一次尝试公有制并取得骄人业绩，另一个是人心焕散，依仗输血打气度日;一个是万众一心改选山河的色彩斑斓的巨幅油画，另一个是自打嘴巴笑料不断的滑稽漫画。
二、带头分田单干的队长严宏昌到底是什么角色
在新中国的建设和创业阶段，乡村流行一句谚言“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揭示一个规律：凡是一个村子，搞好搞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村队的领导者。在三十年的建设与创业里，已确实涌现一大批如李顺达、陈永贵、吕玉兰、焦裕禄等的干部，他们没有辜负乡亲父老的信任，一心扑到改变贫困面貌的工作上，“先治坡，后治窝”，带头艰苦奋斗，作出牺牲。他们以骄人的业绩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树立楷模形象。当看到他们，听到他们的名字，中国大多数人心中涌起崇敬之情。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阶段，也树立一些农村的典型。其中的小岗村及其队长严宏昌等，不管怎么宣传与追捧，但同以上提到的那些人相比，总觉得精神上和实绩上差一大截，更不知道该学习点什么。夫唱妇随的安徽作家在书中尽管呕心沥血，调动一切艺术、非艺术的手段，想将小岗村及严宏昌塑造成楷模，顶天立地。可是二三十万字写下来，想说小岗村是英雄的村子、严宏昌是英雄人物，又不敢直说或者说不出口;小岗村靠数以千万元计输血打气的一笔笔帐目，尽管从正面落笔，还是抖了出来，伪典型的底细败露;严宏昌的极端自私的行为尽管尽力弱化、美化、分化，谁知欲盖弥彰，上身和下身赤裸裸的站在广大读者面前，无非是一个小岗村的第一个包工头(首富)，当上生产隧长后，私字当头，一是拒绝多劳多得的年终分配比例;二是脚踩队长和包工头两张船，“鱼”得“熊掌”也得;三是乱中自办资本主义私营工厂，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小岗村队长严宏昌的第一件专利作品：分田单干路径图。
英国文艺复兴的领军人费朗西斯•培根有一名名言，引在此处甚佳：“蚂蚁求私利，非常聪明，但在园圃之中却是一害。”这里说的“园圃”小岗村集体是也。
1978年前，年轻的严宏昌长期在外打工，后来当上包工头承揽许多工程，手底下最多时能有四五百号人，炊事员就有十五六个，这时城里人月工资三十几元时候，他已经已积攒了三千多元(是一百人的月工资相加)当时能盖三间大瓦房的钱了。可是每月要交生产队上15元记150分工分，参加年终分红分口粮，他总觉得自己吃大亏。至于自己养的尚未能劳动嗷嗷待哺的4个娃娃吃生产队供的口粮，他似乎忘记了。1978年，当地旱情严重，公社党委担心小岗村经不起打击，采取“提高交队的管理费”每月150元，逼这个“能人”(包工头)回村当队长。反正这时正盛行“不管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
新官上任的严宏昌如何率领小岗村社员把村子搞好呢?烧三把什么火呢?
这位年仅二十九岁的队长认为农民的人性就是“各自对自己的利益看得更直接”、“摊子越小越好干”，就以“打破大锅饭”为由烧了第一把火：请示公社将村东村西两个作业组分割成4个作业组;没几天烧第二把火，瞒着公社再将4个作业组，分割成8个作业组。没几天，烧第三把火，私自将8个作业组最后切割成20个作业组，即全村一家一组，分田分牛分公产，各家单干。据书中的记叙，小岗村共20户，通过二变四，四变八，八变二十就绘出一张小岗村分田单干路径图。
在分割到8个作业组时，他本想已经是父子组、兄弟组、女婿组、友邻组，应该是社员们很满意了，不是有“肥水不流外人田”、“被窝里划拳——没掺外手”之说吗?即便吃点亏相互是血缘亲属也不会斤斤计较的。读者请注意正是他又亲自推翻几天前亲自组建8个组的方案，继续分割至20个组，其重要原因他内心深处对血缘亲属这一套，也不相信。血缘亲属当伤害到自己的利益时，也滚你的蛋!改你的命!该村的分田单干路径图如下：
然而，首先感到仍有问题的，就是严宏昌。严宏昌和严付昌划在一组(第5组，仅有兄弟俩)，严付昌是他亲弟弟，两家一直和和气气，从未红过脸。但两家人现在成为一个作业组，如何出勤、如何记工、弟弟严付昌和他的看法首先就产生了分歧。他家是两个劳动力，六口人(四个娃娃)，弟弟严付昌是四个劳动力，八口人。如果依然按照生产队原先记工的办法，分配时实行‘劳三人七’，即工分占三成，人口占七成。(按中央规定 ‘劳六人四’或‘劳五人五’)严付昌家劳动力多，分配上就吃了亏。严付昌就提出要凭工分而不按人口搞分配，这样一来，严宏昌一家人又接受不了。(他家娃娃4个，工分少)再说严宏昌毕竟当了队长，队上的事不能不问，弟弟又是个急性子，看到农活缠手，进度太慢，便发了脾气，吵着要分开。
第五组，只有严宏昌哥俩，弟弟提出年终分配时应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他家劳动工分多，就应多分钱和粮食，这是正当要求，也是可以解决的。当时队上“劳三人七”的分配比例——年终分配的劳动工分仅占三成，不能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正当要求，也不符合中央政策规定的比例，严宏昌作为生产队长可以修改这个比例——再说当年，我们知青参加队委会时，也在村里修改过当时分配比例——或者“劳四人六”、“劳五人五”甚至“劳七人三”，这对缺乏积极性的小岗村来说十分重要，尤为迫切。队长严宏昌只要出于公心，真正出于调动社员出工不工出力的积极性，就会修改原定的年终分配的比例。可是他认为于己无利，损害自己娃娃多分粮多的利益，不但不修改，索性将亲兄弟俩的第五组再分割开，进而将全村20户分割成20个!血缘亲属的脸，撕破就撕破。
年终分配方案，不执行中央的政策，不合理，正是小岗人生产积极性为什么长期低下的重要的原因，也正是小岗人对集体丧失信心而且处求生的重要原因，但是政客们一字不提。
严宏昌的极端自私心性，从不修改年终分配比例，以及决定“八变二十”的分组方案中暴露得清楚可见了。“为自己的利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就是他在小岗村带头分田单干的主要动因。“反对大锅饭”，“反对大呼隆”不过是借了个时髦的理由，也根本不在什么“反左”的这个层次上。
严宏昌要小岗村分田单干，不顾一切实施，还有最重要的原因——心怀着鬼胎——严宏昌之所以分田单干，主要是保住能为自己赚大钱的外包工程，不可能因为小岗村的队长职务而被妨碍和受损。凡是包工头，谁不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读者只要仔细回顾严宏昌在实施分田单干方案时的言行，可体察到一些包工头的端倪：他在“秘密会议”上用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近乎低俗的比喻。大家知道，人民公社的生产队长有一个基本职责，就是对全村生产与工作负有统一调度、指挥的责任，即使是后来改革的包产到户，也负有“双层经营”中集体经营层面的统一调度和指挥的责任，这需要花费和牵制当队长的大量的时间与心血。他不愿承担这个基本责任，反而厌恶十足地讽刺生产队里的“四统一经营是‘脱裤子放屁——多道手续!’”
严宏昌在会上一再反对生产队“四统一经营”，坚持四变八、八变二十个作业组的主要原因就是：他虽然愿意出任小岗村的队长，但在县城揽到的建筑工程仍坚持自己当家，只是把承包的工程委托别人临时代管。他想“一心两用”，因为外边承包工程的油水回报，是当小岗队队长一职的回报所无法相比拟的，少得可怜，包工头不愿在生产队投入过多的时间和精力。
夫唱妇随安徽作家在书中背离真实性，多次做手脚，按“反话正说，正话反说”的潜规则创作。在第一章歃血为盟中写小岗村分田单干全过程时，淡化包工头及油水一事，不写严宏昌有在外边承揽建筑赚大钱，通篇充斥严宏昌如何受左之害，如何反左，如何大义凛然。在本章中如此描述怕露出真相，露出马脚，头戴“中国作家”桂冠的夫妻俩虽然尽力了，但 “文人无行”的嘴脸已暴露出来了。
读者诸君请想一想，生产队长严宏昌在外承揽油水这么大的工程，岂能甩手不要呢?工的油水又能当好小岗村的队长呢?所以，他选择方案是生产队的调度与工作越少越好，越省心越好。为了让“一心二用”的意图不道破丝毫，他不择手段，罗织种种理由，充当反人民公社体制的一条好汉。严宏昌的精明在这一点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在11月24日所谓的“秘密会议”上，他说得多么聪明，说得多么时髦：“我一直在想，还是摊子越小越好干——绑在队里队长动脑筋，分到组里组长动脑筋;包干到户就会人人动脑筋。”这是一。“老辈人过去搞过包产到户，田分到各家各户后，生产的粮食油料作物都还要统一收到生产队，由队里再统一上缴国家的征购任务，统一扣除集体的提留，一切还要由生产队统一结算，算出各家各户的工分后，再统一分配。这等于‘脱裤子放屁，多一道手续’。咱要干，就干脆一步到台口：包干到户!”
这就是说小岗村的双层经营不搞了，只搞个人单干的一层经营!集体经济成为空壳(这一点，上层官员和精英们却三十年一直在欺骗世人：中国农村实施双层经营，仿佛集体经营仍存在。对此，我们在后边专门剖析，以正视听。)
小岗村分田单干的成功实现，严宏昌既堂而皇之的当任生产队队长，又将外边油水很大的建筑工程牢牢地掌控在手里，这样的好处就是个人利益最大化，集体利益最小化，就是“鱼和熊掌兼得”。
《小岗村的故事》在叙述小岗村分田单干过程中，严宏昌心怀鬼胎不漏一句口风，都是反复强调反对“大呼隆”、“大锅饭”，而夫唱妇随安徽作家也心有灵犀一点通，积极配合，一句不提。
经过夫唱妇随安徽作家这样分叙处理，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既表现严宏昌的能力与传统美德，更重要的是严宏昌主张“二变四、四变八、八变二十”的分田单干，没有任何私念夹杂，没有心怀任何鬼胎，完全是彻头彻尾反对左的动机与做法。一位反左的高大形象就堂而皇之站在读者面前!不顾坐牢杀头也要摁红印的分田单干，多么崇高精神境界啊!多么激动人心的反左农民好汉农民英雄啊!
哈哈哈哈，忽悠万岁!
严宏昌这个包工头为实现个人发财致富的美梦，所设计的“二变四、四变八、八变二十”的分田单干路径图，空前绝后，未泄天机，完全属于他个人的专利作品，中国的亿万农民谁能与他相比脑袋精明呢?
小岗村的队长严宏昌的第二件专利作品：摁红手印的契约
严宏昌当下定分田单干的决心后，在实施和落实的过程里，也表现出过人的精明。先是“一个串联一个，单线联系，工作做在前头”。在分田单干的设想得到一些社员的认可后，就立即召开所谓“十八条汉子的秘密会议”。后是到提笔写契约时，在遣词造句行文中不露出自创的痕迹，强调大伙之为，强调小岗村全体社员之主张。这一点，读者不妨重读契约的全文，就完全明白了。
严宏昌亲手提笔写的内容如下(书中第32页)：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公粮，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
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这里暂不评论第一段后存在逻辑矛盾，前半句与后半句主语不同的玄机和问题。大家都知道，严宏昌也知道：分田分牛分公产单干，在毛泽东时代是明显的违犯党纪国法(宪)的，有很大的政治风险与责任。在小岗村分田单干上自己是主谋，但为了避免或分散应承当的政治风险与责任，就在契约的开篇第一句就注明：“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通过“复姓人称”，让与会人员签字摁红手印，就将一个人的主谋，变成十八户的众谋;将一个人要求分田单干，变成十八户冒死要求分田单干。这是第一个花招。
“秘密会议”上有人提醒，“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事儿是高压线，谁碰要谁的命”，严宏昌不是傻子，也有这块心病。也正因为不是傻子，他就想出写张契约书，白纸落黑字写上分田单干不是“我”，而是“我们”，“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泡制，最大的心病也就很大程度上去掉了，就很大程度上减轻政治风险和责任。倘若上级严历追查下来了，18户的白纸黑字并且摁手印就一块承担着!
第二个花招，减少政治风险与责任，还有一条必须做到：就是小岗村18户，户户都要交清“国家上缴和公粮”。中国自古以来，农民种田都要交公粮及其它上缴;如果因分田单干了，户户不当回事不交，当然逃不脱干系。所以在契约中他又白纸落黑字，代替户户表态：“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缴和公粮，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日后碰上社员未交，或者少交“国家上缴和公粮”，就该社员自己承担责任与风险，与当队长的我无关。到此，严宏昌才补充道：“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
本来契约书写到这里，也就可以结尾了，因为此事谁承担风险与责任作了明确规定，可是严宏昌并不满足。
虽然契文的内容是按自己的意图行文，已将责任与风险分散了，可他还有一个“心病”——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分田单干的真相倘若败露、仍然要追究生产队队长的领导责任时候，自己可能“坐牢杀头”，那么自己和婆娘生的四个敖敖待哺的四个娃娃不就惨了吗?
精于心计的包工头严宏昌，又顺理成章的加一句话：“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自己的四个娃娃有切实的生活保障，由全村18户供养，他的目的不就全部达到了吗?个人的一切利益不是全保险了吗?这是第三个花招。
“如不成，我们干部杀头坐牢也甘心。”严宏昌在写这句话时，心头不知轻松了多少，自己主谋的政治风险与责任减轻到最大程度了，这话实际不过是一句漂亮的“表白”而已。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句无足轻重的“杀头坐牢”表白，事后却被一些政客和笔杆子，大作锦绣文章，吹得天花乱坠：一是将“我们干部杀头坐牢也甘心”篡改成“完全是小岗人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自发搞起来的”;二是将严宏昌个别人的主张，添油加醋成为“小岗村十八条汉子的心愿”。这些政客和笔杆子可获中国最高特色的篡改大奖!
1979年11月24日，在“秘密会议”结束之后，小岗村全村最高兴、收获最大的不是小岗社员，也不是附合分田单干的少数社员，而是严宏昌一个人。一个又一个连环计，让他一箭四雕;既当任队长，又将外边的油水很大建筑工程攥在自己手里;既分田单干自己少操心少出力，又规避谈虎色变的政治风险与责任;既保证个人眼前利益，又顾及儿女的长远利益。
契约书上，白纸落黑字：“我们分田到户，……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这完全是严宏昌的一句谎话，之后他们要的钱财上千万元，以要钱财的功臣自居，炫耀于世人，其德性可见一斑!
到此为止，严宏昌完成了两件精明盖世的专利作品，一件是摁红手印分散风险的契约，一件就是前面介绍的分田单干的路径图。两件作品相比，分田单干路径图是“正文”，属“正件”，而摁红手印契约是“补文”，属“附件”。两件作品都体现与符合分田单干带头人严宏昌的人生价值取向，分田单干路径图是唯他的，纯属他个人的“专利”。当时全国5亿农民只有他这个包工头想到并且实施了分田单干。因此我们认为，摁红手印的契约仅是一种对主谋安全的保障，一种分担性质。摁红手印的契约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去，不过是隆重地收藏一件“附文”、“附件”。而“正件”、“正文”却被遗漏，反映大名鼎鼎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鉴定力大失水准，是重大失误或失策。该馆收藏的应是分田单干路径图——让小岗人补制作一份，然后编号收藏——最有价值的正文、正件不去收藏，反而将附文、附件当国宝收藏，岂不让国人耻笑!
我们还认为，摁红手印的契约这个附件、附文为什么不能由中国革命博物馆隆重的收藏，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有事后伪造的嫌疑。所以说“摁红手印的契约涉嫌伪造”有三个缘故。第一，当时主持小岗村工作的干部共有三位，队长严宏昌，副队长严俊昌，会计严立学，他们三个对契约的说法不一。该书在246页坦白地叙写着：
‘讲到红手印’，他(严俊昌，时任副队长)也不忌讳，到现在还坚持自己的观点。他坚持认为手印是摁在格子纸的作业本子上，严宏昌提供的那份是复制的。‘我这人最讨厌争功!’
这是原因中第一个争议的疑点。时任生产队队干部三人中的一个严立学(会计)又是何种态度呢?也是前言不搭后语，前后矛盾。第189页坦白叙写着：
一九八二年的十月初，王映东作为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编导，慕名前往小岗采访。当王映东知道严立学便是当年小岗村包干到户的三个带头人中的一个，接着就问：‘听说你们当年为包干到户还开了会?’
严立学说：‘那是。不光开了会，大家还赌咒发誓按过手印!’
‘那手印是什么样?能不能给我看看?我给你们拍上电影。’
严立学……找出一张摁有手印的领取救济款的凭证。
时隔四个月，王映东再次来落实，严宏昌说不是凭证这张;摁红手印的契约在他保管着。可王映东向他要时，他说：“那东西早就不知道弄那里去了”。第二天，又找严宏昌拿，仍没有拿着，直到约齐严俊昌、严立学到他家，这才不大情愿地从房梁上头的毛竹筒里取出那份‘红手印’，交给王映东。至此，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王映东手里有两份“生死契约”，一份是严立学交的，一份是严宏昌交的。(见191页)。
后来，严立学改口，同严宏昌保持一个口径。一件敢于冒杀头而摁红手印的严立学会计却选择改口，队长严宏昌支支吾吾前后搪塞这是第二个争议的疑点。
第三个争议的疑点，就是“秘密会议”摁红手印契约的落款日期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一会说阴历，一会说阳历，也是扑朔迷离。严宏昌提供契约上写的日期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只有年月，没有日子。更重要的是，小岗人众口都说日期是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不是契约上写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对这个矛盾，(在193页中)严宏昌辩称农村和农民“稀里糊涂的过日子”，“四海为家讨饭的小岗人”，“说日子都是讲农历(阴历)，不用阳历。”他意思说是众口所说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是阴历，而落款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日阳历，这符合中国阴历阳历所相差的序顺，己自圆其说了。可事情并没有完，夫唱妇随作家又玩手脚。在书中另一处(第33页)，又堂而皇之写着：“‘秘密的会议’的日子应该是阳历十一月二十四月，星期五。”严宏昌也认为日期是阳历，那么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换算成阴历应是十月二十四日。也就是说摁红手印的日期是阴历十月二十四日，又不是契约书写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就此我们要问：是啊，“农村和农民稀里糊涂过日子”、“四海为家讨饭的小岗人”说的日子都是讲农历(阴历)，现在怎么又在33页中改成讲阳历的日子了?前后又矛盾了吗?
现在暂且将就第33页的说法，严宏昌认定是阳历十一月二十四，那么“秘密会议”分田单干的日期就是他所讲的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四日，那么请问交到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契约上的日期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相差整整两个月之久，更不能自圆其说了。还有安徽省的风雪交加的气候也来得太早了，才阴历十月二十四日，十八条汉子就“迎着打村后刮过来的凛冽的西北风，袖着双手，缩着脑袋去开秘密会议”，这太离奇了。
“一是一、二是二”，中国农民忠厚老实向来在全世界都是著名，也是不多的。可是小岗人，尤其是包干头严宏昌却将一个开会的日子，说得前后矛盾、颠三倒四，越解释越乱麻一团。这是真糊涂到底，还是契约有假成份所致?此答案，只有严宏昌心里最明白了!
从对召开“秘密会议”的日子的一再狡辩的事实，已将夫唱妇随俩作家的奸滑的毛发暴露无遗了。他们所讲的、写的东西，全国亿万农民还能信吗?
当然，要想让摁红手印契约真伪一事有个水落石出，向中国亿万农民乃至全体十三亿中国人有个明确的答案，也不难，一点不难。现在三个重要当事人健在，无非组织一次严肃地认真调查吧了。
我们认为，这摁红手印的契约一事只可能是个永远的谜了，仅仅广大群众要求调查就能组织认真调查吗?政客和精英们会点头吗?黄河之水——难清了!
又是附件，又存巨大争议，对如此一份涉嫌伪造的摁红手印契约当作国宝收藏，中国革命博物馆也太轻率了，太不尊重自己了!
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白清晰了：尽管小岗人摁红手印的作品扑朔迷离、真伪一波三折，但通过思考追踪的过程，严宏昌的品性和价值取向已呼之欲出了。越是想站到社会瞩目的舞台上，越是跻身超强度政治聚光灯下充分表演的人，已越发将货色显露无遗，怎么掩饰也掩饰不了。
一件拒绝修改年终分配(比例)所产生的分田的品质单干路径的图，一件最大程度规避个人风险的摁红手印契约，都是包工头兼生产队长严宏昌的专利作品，谁细读这两件作品，谁就能识破小岗村大包干的真相，也就识破那些跟风吹捧鼓躁者的可笑可耻处。
“削职为民”的小岗村严宏昌第三件专利作品：创办资本主义私营企业。
小岗村西头的五间茅草屋，有幸见证了严宏昌的两次政治大变脸。在改革三十年里，包工头严宏昌在小岗村历史上有过最出彩的两次大变脸，第一次是带头分田分牛分公产单干，第二次是带头创办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企业，很巧的是两次大变脸都发生在同一个地点——村西头严立学的五间茅草屋，可富于戏剧元素了。该书的第29页坦白叙写着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晚饭过后，小岗生产队的十八条汉子，袖着双手，缩着脑袋，陆陆续续，向严立华家摸去。
选择在严立华家开这个会，严宏昌还是费了一番脑筋的。严立华的祖父、父母亲，两个没起名的弟弟就都在大饥荒一九六一年饿死了，现在只落下他孤寡一个人。他家的房子又是盖在村子最西头，在村子里不仅最偏，场子也较大，为前后两进的五间茅草屋，如果大伙聚在后屋，非但不会受到外人打扰，更便于保密。
严宏昌见人到齐了，大伙的情绪也很高，先就有些激动地宣布开会，征求明春队里生产的好办法。打破沉寂的，是严家芝老人。(会前已串通的——作者注)‘要想叫大家不吵不闹，都有碗饱饭吃，只有分开一家一户干!’
严宏昌在大伙的期待中往起一站，说道：‘这两天，我一直在想，还是摊子越小越好干。我们是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这事不准对上级和外面任何人讲，谁讲，谁就是与全队人为敌。如果大家答应这两条，我就敢干，我就敢捅破这个天!’(“谁就是与全队人为敌”一句话，难道不是在封社员的口吗?如果十八条汉子都同严宏昌一条心，都是一个想法，他也就没有说这句话的必要了——作者注)
这是第一次见证，见证到主角是严宏昌，见证了他的第一次大变脸，同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体制决裂，通过分田分牛分公产单干，取消集体经济体制，回到解放前小农经济——小生产的状态去。
虽然这次是政治大变脸，但仍打着反对“大锅饭”、反对“农业学大寨”、反对“左专政”的旗号，坚持“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留下都是自己的”口号，坚决不承认“倒退”与“复辟资本主义”的罪名，并喊冤叫屈。
可是到1984年，还是这位主角，这位反“左”的英雄，看到时机成熟了，也还是在同一个地点，得寸进尺，又作一次政治大变脸;赤裸裸创办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企业，卸去一切伪装。精明的严宏昌对一心发财的行为，当然也能找到理由，什么“小岗村的领导不愿发展集体企业”呀，什么“我家先干起来再说……”，不一一列举。该书的第101页坦白叙写：
严宏昌买回来两台再生机。他租下当年大伙在严立华家摁过“红手印”的那两间草房，作了必要的改装，并设法引进了专用电力线。他又去县城废品商店拉来收购到的废旧原料，一个小型的塑料制品加工厂，就这样紧锣密鼓地，像模像样地开张了。那些日子，一车货卖了六万三千元，刨去全部成本，算下来，差不多净赚了一个同样的塑料制品加工厂!
‘牛刀小试’，首战告捷，严宏昌自是喜出望外。他的信心更大，劲头也更足了。接着又干了四个月，赚了八九万。严宏昌找段永霞商量，到手的‘第一桶金’派个什么用场?……继续添设备，扩大生产。
包工头兼生产队长严宏昌仅五六年之后带头办私营企业，乍听突然和惊讶，前后是矛盾了吗?后来的行为于是自打嘴巴了吗?但静心细想符合逻辑。前一次变脸同后一次变脸，有不同点，也有共同点，共同点都是不愿发展合作化、集体经济、共同富裕，都在追求个人最大利益。两次变脸不是水火不容，前次是后次的铺垫，不过是缓兵之计，后次是前次的趋势。之间的联系就是极端的自私，追求的不是合作化和集体经济的发展，而是自己发财致富。手段是得寸进尺，步步狡辩和伪装谁相信谁就是蠢材!哈哈!
读者诸君应该记得小岗村分田单干、实施小农经济时，被广泛痛斥为“开社会主义倒车”、“复辟资本主义”，严宏昌大呼冤枉;那位省委书记万里也来力挺“干一辈子也不能算是‘开倒车’”。“今后谁这样讲，不准你们干，这官司交给我万里替你的打好了!”旁边的许多善良的中国人也觉评判得过份，帽子戴大了戴错了于心不忍。这些铁口直断的话语犹言在耳，正是同一个人严宏昌，在村子的同一个地点——村西头五间茅草屋，创办小岗村解放后的第一个资本主义私营企业。不知那位万里知晓后将说些什么呢?该不该自打嘴巴?还认不认“打官司”之话?也不知那些善良的中国人知晓后将说些什么呢?会不会反省自己呢?严宏昌的两次变脸雄辩地证明：一个毫无社会主义公有制观念的人，一个私有观念根深蒂固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办资本主义私营企业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一旦有气候和条件就会付诸行动。当时说的好听话“反左”、“反大呼隆”、“反专制”等早踩在脚下，成了一滩泥碴。许多许多中国人太天真了，不知道剥削阶级的夺权就是这样得寸进尺、层层伪装中进行和完成的!许多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太天真了，不知道资本主义复辟就是温水煮青蛙，慢慢加温，舒舒服服在铜锅焖死中进行和完成的!
村西头严立华的茅草屋，以见证人身份有幸先后见证了包工头严宏昌的两次历史性的变脸，在小岗村乃至中国改革历史上留下极其重要的标记性的一页。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忽略这段历史。
有人为在村西茅草屋的严宏昌等人摁红手印的场景弄了个“气宇不凡”的雕塑像，我们也认为立得聪明，立得及时，不过存在重大缺失。严宏昌等人摁红手印分田单干的历史场景只属前半幅，而严宏昌夫妇带头在茅草屋创办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当新生资本家的历史场景属后半幅;前后两半幅都有了，以严宏昌为代表的小岗人的改革史才完整。那位雕塑家应该尊重和珍惜历史的全貌，再补上后半幅的历史场景雕塑。——只有两个半幅历史场景统一体的雕塑，才具有真实的艺术力量!这个常识，想必紧跟的雕塑家懂得的。
满口黄金牙放“黄腔”的严宏昌，注定是一个历史上悲剧角色。
在前面介绍队长严宏昌时，曾引用培根《说自谋》一文中的首句，我们为了严宏昌，将文章中的结句也引出供读者诸君一阅：“自谋私利无比的人，也往往难免惨遭厄运。正唯他们平日把一切都充作牺牲以供奉其一已之私利，故最后他们自身也不免作了无常之命运的牺牲，而命运之翼，出其意料，竟未被他们剪掉。”这不也是在说严宏昌吗?历史太巧合了?
小岗村的这个题材颇诡密奇特，无论中国的什么大作家、首席记者，演艺名流，满脑知识的学者，谁碰上谁就出洋相，斯文扫地，后人唾骂。著名安徽作家温跃渊在2000年春天亲自到小岗采访，看到严宏昌的私营企业“酒瓶盖厂”，写了一篇妙著《小岗纪实》公诸于世。他煞有介事地写道：“我迫不及待地要看他的酒瓶盖厂(名为‘宏昌牌’)”，我说“不行不行，‘宏昌’前面得加‘严’字。不管怎样，它是中国改革第一村的第一个小工厂。虽然小得可以，但它终于宣告了小岗无工厂的历史。毕竟是开始了艰难的起步。那瓶盖厂的单调的机器声，不很喧嚣，在我听来，却是十分的悦耳，它像新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叫，宣布了小岗村工业的新生!”对于小岗村分田单干后长期停滞不前落后于其它村子的现状，许多人是又焦虑又尴尬，看得出来，这位大名鼎鼎的作家也是其中一员。可是这番自作多情、擅自的评价大出洋相!
第一，这个酒瓶盖厂怎么是小岗村第一个小工厂呢?17年前的1984年严宏昌就已创办私营塑料制品加工厂，那才是真正第一个小工厂，还赚了“第一桶金”。在“第一”还是“第二”都分不清楚时，就吹牛，就抒情;这种荒唐，太有代表性，太有时代特点!倒是原县委书记头脑清醒不敢像万里继续装佯。正当这个塑料制品加工厂正高歌猛进之时，立即引起社会强烈反响，让迁升高位的原县委书记陈庭元急风扯火的从滁县地委机关匆匆颠颠赶到小岗村，软硬兼施的要这位大名鼎鼎分田单干带头人停办，说：“有人告你在搞资本主义，不顾群众的集体利益，一心只想着自己发财”，“有人至今还在怀疑，否认大包干真的那么好”。这位曾经力挺严宏昌分田单干举动的原凤阳县委书记脑袋特别敏感，不想让这位发家致富的农民因为创办资本主义私营企业牵连自己、影响自己的政治声誉。一句话输不起。可是，本身办私营企业就是货真价实地搞资本主义的严宏昌，装憨作哑狡辩——就像分田单干时狡辩“为吃饭，不讨饭”那样，充满智慧地以一九八四年中共一号文件“发展商品生产要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这是一个历史性任务”为挡箭牌，进行回答，回避私营资本主义属性这个要害。可已经是滁州地委副书记的陈庭元坚持反对，未能奏效，就带劝说带乞求地说：“你们作为包干到户的带头人，在这种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自身的影响。不能因为这样一个工厂，闹得上上下下都以为小岗出了问题，你必须暂时把厂停下来!”
严宏昌这才收敛狡辩的特长，给这位力挺“大包干”起家的地委副书记面子，勉强表示暂时停下。后来由于儿子突然发病急需到处买血救命，才真正停下来。等儿子病治好后一个月，回头看到那建在严立华家茅草屋的塑料加工厂夭折得很惨：从小溪河变电所引来的动力线被人破坏，好端端的两台设备肢解得残缺不全。心存“厂还在”的希望才不得不取消掉。严宏昌咽不下这口气，本想大动干戈地在村外村内追查，后来选择了不吭声：“也只有当自己是哑巴吃了黄莲”。
第二，但是严宏昌办资本主义私营企业的积极性愈挫愈勇，在五六年之后的2000年又创办酒瓶盖厂。可那位著名安徽温作家，将酒瓶盖厂描述成小岗村历史上第一个小工厂，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老巴巴的还多情地矫揉造作地公然写出“却是十分的悦耳，它像新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叫，宣布了小岗工业新生!”
也许是对作家说假话“遭报应”吧，这个有婴儿啼叫声的酒瓶盖厂引来横祸——被几锭炸药捆在一起“爆炸了”。“小岗人全被这从没听到过的一声巨响吓得惊恐万状”。正在干活的六个小岗人虽幸免于难，脸上全都没有了血色，关友章大女儿的孩子杨柳，吓得躺在地上爬不起来”。“段永霞也在吃饭，天摇地晃的一声响，吓得她端在手里的碗不知道放下，跟着严宏昌就跑到现场……”
《小岗纪实》中笔下生花的本土作家温跃渊，请问是否听到“新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叫”变成“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或者说现在听见“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会不会又听为“十分的悦耳”的像新生婴儿的第二声啼叫，又郑重其事的宣布了小岗的新生?”我们认为他如果听到了，不论什么感受，都及时补写上，让《小岗纪实》有头尾俱全的结局。这才符合中国人的阅读心理。
生活仍在前进，历史还在续写，严宏昌从在小岗村带头分田单干取消集体经济后，一直厄运不断过。
严宏昌在1978年有四个孩子。既然村里实施分田单干，集体经济成为空壳，没有人民公社作为靠山，一切只有靠自己和婆娘起早贪黑，就没命生两个孩子，没命挣钱，没命挣个好收成。——虽然1995年被上级提拔起来成为吃皇粮的镇工委企业负责人，却不将主要精力放到发展玉溪河镇的镇级企业，三天两头往家里跑，帮婆娘干上一阵算一阵，他心疼婆娘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95年收栽大忙，他又跑回家开拖拉机，镇上的干部们当然睁只眼闭只眼——谁都知道节令耽误不起，更何况他是中国新时代的一位名人。拖拉机的轮子滚着滚着，一不小心一歪身子翻了——先砸到他的腿上血流如注，接着动弹不得。赶到的婆娘听到当场昏死，接着他留下后遗症——就是留下后遗症，他仍得手脚不停地干农活，“大包干”谁会帮你干?1999年，厄运又降临，唯一的家庭主要劳动力婆娘，不得不亲自驾牛耕田，谁知其中一条公牛不知是兴奋撒欢，还是不让女人驾驭，四蹄狂奔。手慌脚乱的婆娘一下子被掀翻倒地，胸前凸着的两个奶子被不怀好意的公牛的尖锐犄角撕裂，同时犄角还从她的右手腕至手肘处一溜划开，一尺长的筋都被挑出来，整个人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这次轮到赶来的严宏昌受吓了——“一句话讲不出”，万幸的是婆娘没有送性命。
1998年似乎时来运转，坐冷板凳二十年的严宏昌在村民选举中第二次上任村官。他也当回事，大张旗鼓干开了，什么小岗工业园，什么同日本领事馆共谋养鸭经济，可是没多长时间，跑的跑，退的退，他最后一病倒床，噩梦不断。最后因一张十万元的汇票被原单位的人举报，又被凤阳县检察院立案，限制行动，很狼狈一段时间。关于他争取入党一事，上动不下动，少数村民动党组织不动，也十分搞笑，尽管长期地真诚地反复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尽管1993年省委副书记兼人大主任一直跑到小岗村，直接通知严宏昌“你的党龄就应该从一九七八年带头大包干那天算起”，当着村党支部成员的面宣布“下次你就参加党组织会议”;也尽管又上演11个村民摁红手印呼吁吸收他入党“为此我们死不服气”的小岗特色闹剧，直到2010年完仍未能入党。最富于噱头是，1978年分田单干的时候，他发扬顺口溜的特长到处宣传“只要分田单干，就什么都好了”、“我保证只要干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仓库”的美梦。叫花子以为登金銮殿锦食终老，谁知到了中晚年，摁红印的十几个汉子在失去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保障之后，日子过得同华西村、南街村和大寨村相比，差千里万里。这些村子坚持集体经济，读书、看病、住房、养老都有保障，面小岗村作梦都不敢想，书中242页坦白叙写：
(严立坤)连眉毛都白了，卧床不起，严重的哮喘病使他痛不欲生;严立学(三个带头人之一的)不得不在小岗小学门口摆了个小摊，指望从孩子们那儿攒点小钱以维持生计……一次，他就坐在自己的小摊后面，双手缩在衣袖里，垂着脑袋，在寒风中已经睡去。
已经或即将住进新居的小岗人中间，不少的人都会因为这次乔迁(三十周年分田单干纪念时)，而背上一笔不小的债务;即便搬进了崭新的楼房，很多人也添置不起什么家俱，有的可能仍然会家徒四壁。几位摁了‘红手印’仍健在的老人，一再希望我们代笔，向上级反映他们晚年的困苦。……除依赖自己的子女，就只能靠硬撑着自救，那么，‘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阳光何时能普照到中国农村老人的身上呢?
面对如此悲凉的小岗村现状，那位取消集体经济分田单干唱高调的包工头兼队长严宏昌会不会对此负责呢?不会的。那些顺口溜收不收回?不收。而那位身居中南海的京官万里会不会对此负责呢?也不会的。那些信口胡扯的言论该不该追究责任?会不会追，继续播扬。而今严宏昌的情况如何呢?算他命好，吃上“皇粮”。不过品性照旧，还是三天两头跑到家的田里干私活，拿国家工资磨国家的“洋工”。过去在生产队磨集体的“洋工”惯了，现吃“皇粮”为什么不可以磨国家的“洋工”?对这种行为，他又编出一条理由——“没有一家企业，就不可能会有经济效益;可没有经济效益也要填出经济效益。他对镇领导说：“要报，你们找别人报”。说罢，堂而皇之地又钻到村里的单干田里了。
这个带头分田单干的严宏昌，给小岗村乡亲们带来了贫富悬殊阶级分化导致生活不稳定，家庭不稳定的厄运，实际上祖辈在农村的他也难逃这种厄运的威胁和打击。他在无奈之中，将现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被他全部聚全在了一起，组成一个涉及三代同堂、二十一口人的大家庭，吃起“大锅饭”——生产队二十户，被他二变四、四变八、八变二十个组，生怕操心出力，而他的家庭结构却相反，子孙三代紧紧抱成一团，抗拒不稳定厄运的威胁。生产队的组织方案同家庭的组织方案，截然不等，都来源于这个农民何等的自私，何等的狭隘。
面对社会的两难，严宏昌大言不惭地说：“凭孩子们各自的力量，很难做成各自的事情，至少这个阶段团结起来很重要。”看来这个农民，有时讲出社会实情话来了。“现在农民的日子过得依然不容易，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安全感，个人抵御不了的情况还太多。”我们不禁追问一句：严宏昌你今天也明白这一点，行了。你何必当初呢?为什么要使村里二十户农民不团结，各自单干呢?你也真是太“公私分明”、“家内家外有别”啊!而且，对今天数以亿计农民命运的不可捉摸，你该不该承担责任?该不该反省?话说回来，这个农民的良知未泯尽，尚且说出特色社会的一点实情，而那位万里先生还在全国人民面前演大戏呢!
三、农村改革，成也小岗，败也小岗
有关农村的小农，经济的地位、性质与前景，资产阶级学者早就阐述得条分线缕析，革命领袖们的许多论述和观点就是在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一种提升，提出新的解决途径和方案。所以当小岗村分田单干取消集体经济这个典型出笼被一再拔高，堂而皇之地推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的时候，我和许多知青感到惊诧，也不禁想到过去读过的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的一个形象的比喻——“既已踏上了斜山坡路，那是多么容易和愉快地往下滚啊!”
请读者诸君想想，分田单干、集体经济成为空壳的小岗村，不过是从新中国的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倒退，回到小农——小生产经济的阶段上。这不成为“斜山坡路上”的小岗村吗?如果没有人三十年的输血打气，没有人费尽心机的“照顾”，早就两级分化、衰败颓状凸现了。恩格斯所言的“那是多么容易和愉快地往下滚啊”，就是小岗村私有化的归宿。
据说，万里先生参加革命便有“四大才子”之誉，多才多艺，爱好广泛。在文革被“监护”中，通读了马思列斯毛著作，当然不可能没有读过《法德农民问题》一文，当然不可能没有读到革命领袖们对小农——小生产经济的科学的剖析和答案，可是这位中央的高级干部是怎么说、怎样做的，让普通的中国人非常失望，哪里有点点共产党人的气味?
分田单干的小岗村一度吃饱肚子，但毕竟属于小农经济。
1978年，小岗村的20户社员从分田单干后，促进多挣点粮食的积极性，几年里实现温饱，交上公余粮，不再伸手乞讨帮助，实在是值得可喜可贺的事情。当过知青的都知道：当时，无论在凤阳县，还是全国农村范围，大都有10%的社队拖腿，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抓得紧一点，村子就好一点;抓得松一点，村子就差一点，但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很令上级机关头疼。小岗村这个老大难村子能够分田单干、一年就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确实提供一种新的有效的工作思路、新的有益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为当时在占农村10%的落后社队问题的解决上，小岗村提供一种工作思路，因而说：“农村改革，成也小岗”。
但为什么又说“农村改革，败也小岗”呢?小岗村分田分牛分公产，各管各的单干，集体经营被取消，成为空壳，已属于小农经济。过去国民党经营的旧中国，甚至远一点的明清封建社会，农村普遍的经济形态也是小农经济。一旦天灾人祸，一旦资本主义生产需要，倾刻分化瓦解，其中少数小农升为大农、以至地主资本家;多数小农纷纷破产沧为贫雇农、无产阶级。所以说，分田单干、集体经济成为空壳的小岗村，尽管一时解决农民的积极性、肚子已能吃饱而成为一种成功的范例，但不具有中国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属性，或者说不具有中国农村改革多数成功的意义，只有个别的意义——倘若说小岗村具有社会主义改革的属性，那么不等于说国民党旧中国仍至明清封建中国，已经属于社会主义，或者说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这样的结论是非常荒唐的，也非常可笑了!万里先生跑到小岗村，下车伊始，哇刺哇刺“想不到马列主义竟出你们这样的茅屋里呀!”读者不难看出所说的话同马列主义毫不沾边搭界，完全是对马列主义无知之言;亏他居然以模仿革命领袖的口吻，你有“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我有“茅屋里的马列主义”，实在拙劣了。
新中国建设与创业的三十年，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在新中国实践社会主义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1949年夺取政权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五亿农民走上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规模化生产的阳光大道，尽管存在小农的觉悟和如何管理的问题，尽管存在10%的社队“三靠”，但是人民公社从根本上解决被阶级分化、日益衰败的问题。事实证明，由于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全国几亿农民共同富裕有制度上的保障，再加上各行各业的支持，当地干部社员包括我们知青的工作主题就是如何增产粮食，发展多种经营，实现机械化，增加年终分红值，改变村子面貌，提高社员的思想觉悟。谁也不去想，也没有听谁说分田单干。既便文革中各种思想活跃时候、甚至批判当权派和武斗最混乱时候，谁也没提出过分田单干。在阳光大道上走三十年，人民公社的优越性逐步显示出来，中国农民已经习惯集体生活与集体劳动，至少是多数乡村属于这种状态。多数乡村的干部社员走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并取得中外瞩目成就的三十年实践证明，是完全走得通的。这就是为什么1978年小岗村分田单干，以及在全国农村强行扩开时，立即遭到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质疑与反对的直接原因。那句“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谚言为何迅速传遍全国的原因，就是对当时强施小岗村的倒行逆施的有力揭露与批判!
自从全国数以百万计的生产队被一刀切取消集体经营、集体经济，实施“分田分牛分公产单干”;当五亿人民公社的社员被一刀切沦为个体农民，分解社会主义制度设计的人民公社;衰败的三农危机就开始，贫富悬殊的阴影开始笼罩广阔的农村上空和亿万农民的头顶。
关于小农经济的地位与前景，早在百年前马列著作中就有博洽的论述、形象的回答。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就指出：一条是“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几乎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这差不多是十足的自然经济，货币几乎根本不需要。资本主义生产以货币经济和大工业把这种情况结束了。捐税、歉收，继承人分家、诉讼，将农民一个又一个地驱向高利贷者;负债现象越来越普遍。一句话，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他是未来的无产者。”另一条则是“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政治权力的时候，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要挽救和保全他们的房屋和土地，只有把他们变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产才能做到。”“把各小块土地结合起来并且在全部结合起来的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经营的条件下，一部分过去使用的劳动力就会变成多余的，或是从邻近的大田庄中另拨出一些田地给农民合作社支配，或是给这些农民以资金的可能性去从事副业，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地位都会有所改善。”“为了他们自己共同的利益自己进行大规模的经营。”这是他们唯一得救的途径。
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国五亿农民走的就是后一条道路，在人民公社里，一方面成为土地的主人，联合劳动，发展集体经济，共同富裕，符合社会主义的性质;一方面发展规模化、产业化、商品化的大农业，符合小生产走向大生产的现代经济的发展规律。虽然出现社会主义阶段性困难，如出现小岗村等“三靠队”占10%的问题，但是多数农民过上好日子。“仅占全世界可耕地百分之七的土地养活几乎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这句话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同时充分证明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忠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也完全符合现代经济发展方向的。到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逝世后，万里先生跳出来主张“改弦更张”“实施新政策”，轮回转世到旧中国的小农经济的道路上去，难道不是“牺牲原则，成为反动了”吗?当时被全国痛斥“开社会主义倒车，挖社会主义墙角”，“反对倒退，反对复辟”，现在看来完全是一针见血的正确批判。
当时，万里在纵容恢复小农经济，对抗广泛的社会批评时，还使出最得意的一招“老百姓有饭吃，能增产，就是最大的政治”，不承认开倒车。第一次到了小岗村，在小岗人面前，一再鼓吹，“你们一定要记住，粮食不愁了，也要把家庭副业抓上去。每户不能少于两头猪，养好猪”“他们还没有住上瓦房，还没有住进高楼，让社员快富起来，家家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才称心呢!”还举日本与美国农民为证据。当年的《人民日报》也鼓躁“亿万农民，亿万机会”，这种喋喋不休的鼓励与描绘，我们听了并不感到陌生，因为同苏维埃时期同列宁的《给农村贫民》其中的批驳，是多么相似：“一切拥护资产阶级、冒充小农的支持者和朋友的人，用各种方法赞助和鼓励他们这样努力。而很多幼稚的人认不出这些披着羊皮的狼，跟了资产阶级说谎，以为这样就对小农和中农有好处。譬如，他们在各种书本上和讲演中老是证明，小经济是最有利和最能赚钱的经济，小经济正在繁荣起来。中农和小农是这样勤劳，这样刻苦，生活这样节俭，不纵容自己，不想社会主义，而所想的只是自己的家业——这是多么让人佩服啊!……这样大家都会过好日子，什么穷苦都没有。”请听听，在小农经济如何好、如何不想社会主义的这些言论上，万里先生等的诱惑不是同革命领袖列宁痛斥的“拥挤资产阶级，冒充小农的支持者和朋友的人”一个嘴脸，一个腔调吗?不也是“披着羊皮的狼”吗?
革命领袖列宁的论述，今天重读起来仿佛就是对现在中国农村分田单干的改革性质的有力揭露。——“赞扬小农经济的人有时也想让农民过得好些，实际上只是害了农民。他们用好听的话来骗农民，正像用开彩来骗人一样。”
列宁在这篇文章里接着说：“资产阶级把这样的好听话说给中农听，有些傻瓜就相信了，并且自己也说起这样的话来!”联想到上世七十年的中国起步的农村改革中，小岗人比如严宏昌一类，不就是“傻瓜”吗，还以“改革功臣”自居呢!将“披着羊皮的狼”当作恩人顶礼膜拜，将引导他们走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共产党人，乃至开国领袖毛泽东当作障碍天天咀咒，说他们是一伙十足的糊涂虫过份吗?
后来的事态发展确使证实：在斜面山坡上的小岗人站了没几年，就出现了贫富分化，几家欢乐几家愁了。美国、日本生活完全成为一滩虚幻的泡沫!
全国的“三农问题”的呐喊声，已不绝于耳。失去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靠山的数亿民开始各管各了，各奔前程，成龙上天，成蛇钻草。后来失去土地，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就像暗流涌动洪水，四处泛滥。空前未有的骨肉相残、卖淫嫖娼、拐卖儿童妇女、吸毒贩毒、走私枪支、制假贩假、行凶抢劫等令人心碎肠断的种种场景，以及艾兹病村、二奶村、乞丐村、癌症村等可见可闻。
2010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中国第一乞丐村真相调查》，证实甘肃省岷县小寨村成为“乞丐村”。后来，云南媒体又披露该省一个村子的乞讨儿童四处流浪，照万里的“盲人摸象”思维逻辑，只有一例子，现在的农村改革是失败，全部推倒。中国的农村改革败也小岗!
万里先生别谦虚了，全国农村分田单干是你的第一功劳
2005年4月30日，万里又上演一场勉为其难的滑稽戏，一再声称反对别人也反对自己题字写匾，经过同来者半推半就之后就在自己的膝盖上写了“大包干纪念馆”六个字，还让堂而皇之地挂到小岗村的大路口大牌枋上，让每个前来的国人瞻仰。夫唱妇随的俩作家接着叙写：
然后有些动情地说道：大包干承包经营制否定了人民公社体制，这是安徽人民的功劳，它发源于小岗村，是小岗农民的光荣啊!
万里先生说这话时，九十岁左右，非常精于政治术了。
一是善于文字游戏，正如将“失业”说成“下岗”，“妓女”说成“小姐”一样，将分田单干，取消集体经营和集体经济说成是“大包干承包经营制”，回避事物的实质。读者诸君可以到农村问问，求证分田单干的农民同谁签订包产合同(协议)?包多少斤?年终结算了吗?还有没有集体经济?村干部对集体经营些什么?……只要调查就知道真相是什么了。现在多数农村分田单干同旧社会有什么区别，确保共同富裕的人民公社被取消后，社会主义属性已名存实亡。
二是示意自己的谦逊，将安徽人民、小岗人拉到自己一边，也分担些全国分田单干的罪责和政治风险。
其实从后来不断披露出来的全国农村分田单干、取消集体经营“四统一”、集体经济成为空壳的情况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的“功劳”或者说“第一功劳”应当归于万里先生。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理由和根据。小岗村分田单干本来是在原队长严宏昌心怀鬼胎的诱使下形成的，但你说成是小岗人的集体行为，定性为马列主义。还将小岗村同坚持合作化的典型大寨村对立起来，抑大寨扬小岗。书中第83页叙写：“噢，那你们同大寨不一样。”“去大寨，只有一条固定的进村道路，由专人引导，按指定的方向去看，碰到岔路口，就会有个牌子，上写‘行人止步，谢绝参观’。想问问社员，他们不说话，全像哑巴;你想向小孩子讲话，小孩也不敢讲，所以说，你们小岗同他们不一样。”(万里在此任意歪曲大寨的现实——作者注)
小岗村为什么在新中国三十年里处于“三靠队”状态，出现乞讨要饭现象呢?原因何在呢?其实答案是非常清楚的，只要深入调查研究就明白了。原因之一，生产条件较差，位于“江淮屋脊”之上，十年九旱，交通偏僻。原因之二，历史上有乞讨的习气，不愿艰苦劳动从土地要饭吃。原因之三，队干部的私心很重。年终分配比例政策不当，当队干部的严宏昌有4个娃娃、严俊昌有六个娃娃，主张倒“二八”分配，有利自家分配到更多的粮食，村里许多劳动力多的家庭没有生产积极性。结果全村20户115人，劳动力少，娃娃大片大片。原因之四，也是最关键的原因，是没有为集体谋利有一定能力的领导班子。正由于以上原因村里的社员缺乏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各奔自己的前程。分田单干的带头人严宏昌也承认：“因为一个作业组，仍然是‘你来我也来，上工带打牌，你走我也走，工分七八九’，这哪叫干活?这是糊弄地呢。一半的劲也使不上，哪能收个好庄稼?大家担心窑场由生产队办、怕土地会像过去在集体里一样谁都不爱惜，干起活来不出力，结果将熟地整成了生地，把肥地种成了瘦地，干到最后，大家没饭吃，我理解。”可是在许多场合，他讲小岗人无积极性的原因却信口雌黄否定合作化、人民公社。
小岗村为什么搞不好，万里先生认为这是走合作化、发展集体经济道路的人民公社体制的错，这纯属一个中国乃至世界级的大谎话。他对小岗村不作深入的调查，不具体分析小岗落后的主观原因、客观原因;不具体分析小岗村讨饭的外因、内因，所得出的结论是不得人心的。只骗得糊涂虫以及不了解小岗村情况的读者。
第二个理由根据，万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设计的人民公社体制，早在省委书记处任上就确定了：“改弦更张”，采用上顶下压，同党纪和国法对立。
凤阳县当时在全县只有小岗村一个村分田单干取消集体经营。时任县委书记处陈庭元当时就说：“现在全县所有的生产队都基本上生产到组。但据我所知，就是一个小岗队生产到户。凤阳毕竟有两千五百五十六生产队，一个小岗生产队就是干错了也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他承认分田单干的生产队是仅有一家，在向万里汇报时说的“大包干”也是指“一切自主权给了作业组”。
中共凤阳县委当时撰写的《大包干的办法好》，先刊载安徽省《江淮论坛》上，后转载在1980年1月12日的《光明日报》第四版显著位置。这张报纸我们至今收存。文章介绍1979年全县获得大增产成绩，实施“大包干”责任制的占全县生产队的83.5%，但对“大包干”概念作了明确界定——“坚持队为基础，实行分组作业，土地、耕牛、农具所有权归队固定到组管理使用;农业机械、集体茶林场、队办工副业以及塘坝水利设施由队统一经营和使用;作业组对生产队实行‘三包’合同制，即包完成生产计划，包完成农副产品交售任务，包上交公共积累和各项提留;其余应分给社员的产品在生产队统一分配方案的指导下，由作业组进行分配。”文章强调领导作用和领导方法要适应变化的新情况。对实行“大包干”后有的地方一度出现过生产队长放松领导;有的地方把固定作业组管理使用的耕畜卖了，公房扒了，农业机械分掉了;还有的作业组，自行分成几个小组，有的社员稍不如意，就随便划组，或者要求单干，等等，要求各级党委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决问题。这就充分说明当时凤阳县大多数生产队并没有分田单干，县委也反对。凤阳县当年全县粮食大丰收与小岗村分田单干无关，无直接联系。包产到组是主要管理模式。时任县委书记陈庭元也承认：“现在全县所有的生产队都基本包产到组了。但据我所知，就一个小岗队包产到户了。凤阳县毕竟有两千五百五十六个生产队，一个小岗生产队就是干错了，对全局也不会造成多大影响。”(该书的第43页)
时任省委农村政研室主任和滁县地委办公室主任去凤阳总结经验，撰写了《农业经济管理的一项重大改革——凤阳农村“大包干”办法值得提倡》，并登在1979年8月8日的《安徽日报》上，其中所指的“大包干”，也是对包干到组，还说“但有的作业组太小，搞得不好，容易滑到单干的路上去。”(该书的第52页)
不久，肥西山南区搞包产到户试点受到省军区一位首长严厉批评“是公开对抗中央的决定”，“谁还愿意当兵，还不都跑回去种地”，“毁我长城”。该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主任张文题也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无条件的服从中央的决定”，下达46号文件纠正。文革后解放出来的万里得知，便拍起桌子：“还有这样的县长?管到省委的头上了?”“肥西县委这样反对，干扰省委的决定，强制收回包产到户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是组织原则问题。”——党中央和宪法不准刮单干风，“一个文件接着一个文件”，他万里省委书记为什么顶着，顶到党中央的头上了，这就不是“组织原则问题了?”政客嘴脸可见一斑!(该书第94页)
后来万里上调中央后，接任的省委书记纠正刮单干风错误，又恢复包产到组坚持双层经营的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体制。小岗村的带头分田单干的严宏昌被免职，也不让入党，并要求小岗村恢复集体劳动的合作化。一些干部也想重走集体的道路。可见在安徽省坚持分田分牛分公产的单干队，极少数，个别的队。后来如果没有一些人运用权力强行实施的话，至今仍会走人民公社规模化、合作化的道路。后来出现大反复的局面已经不是广大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主动选择，而是不择手段的高压和诱迫的结果。这就是当时农村真相与事实。行将就木的万里胡扯“安徽人民的功劳”、“小岗人的光荣”，是非常可鄙地的，如果说有“功劳”，有“光荣”的话，应该归于万里先生。万里一开始在安徽鼓动与吹捧分田单干，到了京城抖开袈裟，顿时彩色盈庭，红光满园，召会一大批中央、省市领导同志的职务，国家农委等机构，甚至修改党章宪法靠边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从此，摧毁了农村的人民公社制度。
夫唱妇随俩作家在这个问题上倒是老实坦白，直言不讳地在该书第126页中坦白叙写：
显然，万里就是这样一位清醒的政治家。他在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之后，一直积极主张人大常委会修改宪法，要把现行宪法中关于‘人民公社’的提法删去，将‘家庭承包经营’作为中国农村基本经营管理的体制，并长期不变。经过他不懈的努力，这一建议于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在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通过：由小岗人创造的‘包干到户’——‘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终于被载入了中国的宪法。
于是，分田单干、取消集体经济的小岗模式，披上一件“家庭承包经营”的外衣，名正言顺了。
第三个理由根据，是万里先生，将个别问题总是夸大为全部的问题，将个别经验——小岗村做法——列为适用全国的普遍经验，强行推至全省乃至全国。
凡是了解农村情况的人都知道当时农村社队经济处于三种状态，即先进状态，中间状态和落后状态。或者说粮食增产、生产发展、社员生活逐步改善的社队占多数，而“生产靠贷款，吃饭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社队占极少数，一般是百分之十左右。或者说百分之九十都能解决自己的温饱，并完成公余粮任务。当时上级领导机关普遍采用“抓两头，带中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和分类指导的办法，促进“三靠队”包括小岗村问题的解决。这也被实践证明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可是万里先生无论任职安徽省还是中央，都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将个别问题夸大全局的问题，将适用10%的经验，强行推广到全省全国，所有中间状态和先进状态的占百分之九十的社队——统统效仿小岗村的做法，分田分牛分公产单干，取消集体经营，集体经济成为空壳，也就是一刀切的推行。“不换思想就换人”的言行甚嚣尘上——思想极右者，往往施展极左的手段，来强制推行政策的实施。
这里需要指出在1978年前，包括文革时期，全国农业战线连续夺取15个丰收年，集体经济壮大，机械化、科学种田、产业结构调整、多种经营取得明显的成效。多数农村社队的问题和主题已不是吃饱肚子的问题，而是机械化、规模化、商品化、提高工分值、生活共同富裕的主题了。当时的1978年，全国拖拉机有56万台，手扶拖拉机140万台，比1965年分别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机械总动力比1962年增加14.5倍，农业技术推广站达17622个，社队企业150万个，职工2800万，创造产值4931亿元。广大知识青年在这些领域里发挥作用，作出贡献。万里先生对新中国巨大成就视而不见，对“全公社最穷的小岗村”、“小岗的穷全国少见”的客观事实曲解使用，对占10%的“三靠队”问题夸大渲染，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然后利用权力让全国400万个生产队、五亿多农民一起向“三靠队”小岗村学习。伪造的“家庭承包经营制”漂亮话，遮拦不住分田单干取消集体经营的后果危害，大批农业生产设施无人管理受到损坏，大批机械化的农机器搁置，大批农村公益事业夭折，大批集体经济项目垮台，大批集体资产流失，大批林地和草原被滥垦，大批矿藏被狂掘，沙化和旱涝开始漫延，抵制这些倒行逆施的大批各级领导被撤职。一刀切实施小岗村的个别经验，对逐步繁荣的集体经济和机械化、商品化的农业生产，以及成长壮大的集体经济无疑是一次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