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唯公 - 2016/6/1 10:41:25
2016-06-01 09:19:22 来源：《党史文汇》 作者：胡新民
长期以来，关于朝鲜战争，我国各种报刊曾经常引的一句话就是当时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曾说过的话，即认为那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的错误的战争”。前几年，有人称经过考证，发现此话是带有假设条件的，即，如果把战争扩展到中国境内，就会变成“三个错误”的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场战争，麦克阿瑟被解职回到美国后不久就有了新的看法，认为美国卷入亚洲战争是一种错误的选择。他先后告诫甚至请求两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不要再卷入亚洲的战争。196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学术界发现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后，对朝鲜战争的认识形成的看法是，“朝鲜战争不是中国发动，如果没有‘联合国军’打到鸭绿江边，中国大概不会出兵，因此是防御性的。”
由此可见，这个防御性的说法是与当年中国出兵朝鲜的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相吻合的。
60多年来，国内外对这场战争的研究一直相当热门。有些人把视角集中在双方人员伤亡和财力耗费上，比如中方有人探讨中方伤亡人数的真实性和耗费财力对新中国建设的影响。美方，还有韩方，也在不断修正美军、韩军人员伤亡的历史数据。关于美方耗费的财力，美国独立金融经济分析专家赫德森指出：“从20世纪30年代到二战后恢复和平状态，美国的收支开始出现顺差，积累了将近80%的世界黄金储备。但朝鲜战争使这种趋势发生逆转...到1971年，在亚洲战争中的巨额开支迫使美元与黄金脱钩。”
因此可以说，朝鲜战争对于中美两国后来的发展道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中国的发展，作为参战一方的韩国，几年前该国的《中央日报》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超过美国或许比预想快》的文章。文中写道：“毛泽东约在半个世纪前喊出‘超英赶美’的口号。但这个曾被认为‘口号’的话慢慢变成了可能实现的‘现实’”。
尽管今天对于抗美援朝的成败得失可以从多种视角来评价，但将其放在中国道路的历程中去观察，应该是最有意义的。
抗美援朝告诉中国人不能没有原子弹 2015年年末，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改革。12月31日，习近平向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授予军旗并致训词。习近平强调，火箭军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火箭军是原第二炮兵的升级版。曾经担任过第二炮兵司令员的李旭阁将军，在2011年出版的《原子弹日记》一书中写道：“在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性大决策中，堪称中国大决策有三：一曰出兵朝鲜;二曰“两弹一星”;三曰改革开放。它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影响将会长达百年，甚至更远。”
这三大决策，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三个节点。其目标都是为了尽快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值得一提的是，第二个决策是源于执行第一个决策的过程之中。也就是说，抗美援朝告诉我们中国人，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必须拥有以原子弹为其组成部分的核威慑力量。李旭阁写道，在三年困难时期曾面临原子弹的上马还是下马问题，最后党中央经过讨论，“纵使困难再大也要上，这是关乎新中国命运和安危、坐稳江山的大事情”的意见占了上风。
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中国事实上已经在逐步向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过渡。正当全国人民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国家建设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威胁到中国国家安全的时候，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出兵朝鲜。率军出征的彭德怀认为：“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
彭德怀的这种认识是基于对当时形势的客观判断之上的。美国的中国近代史泰斗费正清指出：“中国共产党在1949 年起来掌权，使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以及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产生了疑问”，于是就“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1950 年6 月，我们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为保卫南朝鲜反对北朝鲜的侵略而进行了侵略。每次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反对专横的自由保卫者。然而朝鲜战争变成了中美战争，并且终于僵持不下。”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当时撰文写道：“道理非常明显，(美国)既然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帝国主义者在对中国问题和与中国有密切利害关系的一切东方问题上，如果忽视中国人民的意志，都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事实证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在朝鲜的战争计划是全盘输定了的。”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曾多次对中国实行核讹诈。这促使中国下了最大的决心，一定要以举国之力研制出原子弹，用核威慑护卫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受讹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经过努力奋斗，终于在1964年取得了成功。邓小平后来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近年来，在对抗美援朝的评价出现的一些多元视角中，不少都谈到了美国核讹诈问题。例如，有人认为“朝鲜停战签字，还缘于美国的核威胁”。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只是来自于《布莱德雷将军回忆录》中的自说自话。关于这个问题，当年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的一句话解释得相当简明扼要，他说，杜鲁门关于使用核武器的表态，“把盟友吓得半死，对敌人却未起作用”。因此，“朝鲜停战签字，还缘于美国的核威胁”的说法，尽管是一种臆测，但还是可以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核武器在冷战时期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要走自己道路的大国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出兵朝鲜不久，美国的核讹诈就接踵而来。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50年11月30日声称考虑使用原子弹，到麦克阿瑟威胁要向中国东北投放20至30颗原子弹，继而在1951年4月派遣携带了核弹头的B-29轰炸机进驻冲绳，还有艾森豪威尔通过印度对中国进行严重的核威胁警告，等等。在一次又一次地破解了这种威胁的同时，中国有了更深层次的考虑，即要完全消除核讹诈，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美国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约翰.托兰说得也颇为中肯：“杜鲁门的原子弹威胁非但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担忧，反被他当成了有用的工具。”
尽管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就有了发展核武器的愿望，但受到最强烈的触动还是在爆发了朝鲜战争以后。1950年6月27日，也就是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发表声明，除了出兵朝鲜的两项内容外，还有一项：“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这一条无疑是对中共乃至刚刚获得解放的全体中国人的一个公然挑衅。费正清指出了美国这种做法的荒谬：“我们以前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而1949 年以后我们却坚定地支持台湾继续保持内战状态未破坏这种完整。”1943年美英中三国的《开罗宣言》宣布台湾属于中国声犹在耳，现在杜鲁门却又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究竟意欲何为?朝鲜南北之间发生了内战，中国既不是战争的策划者也不是参与者，中国准备解放自己的国土台湾却受到了外人蛮横无理的阻挠，而对大力支持北朝鲜的苏联却没有什么反应。这使得中共和广大中国民众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中国象苏联一样强，中国就决不会受这种窝囊气。如果再把思路往前延伸，就会发现，二次大战结束前夕的1945年8月，美国率先研制成功了原子弹，使美国开始俯视苏联的军事实力;而4年后的1949年8月，苏联爆炸原子弹成功，美国又不得不平视苏联。到了朝鲜战争，美国肆无忌惮地对中国进行一次又一次核讹诈。这无疑一次又一次地激发了中国人尽快拥有核武器的强烈愿望。
1952年，朝鲜战争还在进行，中国最高领导层开始筹划原子弹研制。此后原子弹研制一直是中央最高层议事日程中的大事。在此期间，周恩来明确提出了“先抓原子弹”的战略思想。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毛泽东的话则风趣一些。他在1956年9月30日会见外宾时，联系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阻挠解放台湾，又阻挠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认为美国怕苏联，因为苏联强，美国不怕中国，因为中国弱，“人家看我们不起，而且他们手里还有一个大东西，叫做原子弹。我们连一个小的都没有。
抗美援朝使中苏同盟得到巩固，苏联一度也应中国请求帮助中国研究原子弹。但中苏关系的破裂，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又使中国的拥核之路变得异常艰难。多少年后，有人质疑当时有无必要付出那样大的代价时，两位“两弹一星”元勋的回答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是陈能宽。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解禁后的1955年，受到抗美援朝胜利鼓舞的美耶鲁大学研究院物理冶金博士陈能宽立即踏上了归国之路。在研制原子弹期间，他鼓励同事们，说：“啃窝窝头比被人家称做二等公民好多了。”另一位是1948年从英国归来的王大珩。他曾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回答有人不理解中国在那个“内外交困的最艰难的时刻”为何还要研制原子弹。他说：“100多年来外虏侵略的历史，在中国人的心中结下了太深的国防情结，过去那个有国无防的中国给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忆。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若不想叫那样的历史重演，就不能只打造自家的围栏，而必须掌握具有威慑力的战略武器，并且越早越好，因为没有人会等你填饱肚子后再来打你，”
美国在觉察到中国在研制原子弹后，曾多次试图联合苏联共同行动，摧毁中国的核力量。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不但使美国失去了打击的机会，而且使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的实力开始刮目相看。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贾维茨公开宣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核国家’，是一个‘世界大国’，美国必须承认这一现实，并设法在某些领域中与之达成妥协。”当美国开始越南战争的时候，周恩来在1965年4月与外宾谈话中，以1950年朝鲜战争中国的警告为例，警告美国不得越过北纬十七度线，“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美国果然不敢越雷池一步。无怪乎后来有人说，如果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就有了原子弹，美国也就不敢打过三八线了。
抗美援朝是中国道路上的重大推力 一个国家要走自己的道路，首先离不开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和保卫国家的军事能力这三个基本条件。尽快完善这三个基本条件，是新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废除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是政治独立道路上首先要解决的障碍。孙中山在 1923年1月1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中称，“与各国立不平等之条约。至今清廷虽覆，而我竟陷于为列强殖民地之地位矣。”虽然国民政府在1943年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但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定》和1945年8月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1946年和美国签订的关于航海和航空的两个条约，使中国在半殖民地道路上越陷越深。
新中国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牵扯到苏联的问题必须要权衡利害、讲究策略，因为这与经济独立的问题又是密切相关的，不得不两者兼顾。中国革命的本质决定了新中国不可能指望西方大国在经济上援助，争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在当时是唯一的可行之道。
毛泽东于1949年12月年出访苏联，经过两个月以柔克刚的艰苦斗争，使得斯大林“对待中国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策”(潘佐夫：《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第564--565页)碰壁。其标志是新签订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替代了斯大林极不情愿废除的与国民党当局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雅尔塔协定》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款，也被中国方面“体面”地废除。这就基本上解决了在中国的政治独立道路上的一个棘手难题。虽然此行只得到了苏联的三亿美元的贷款，但在当时的境况下，也算是相当不错。因为“其实斯大林并不想帮助中国恢复经济，他还没有忘记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叛离。”(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 2012第105页)
因此，在结束了与毛泽东的会谈之后，斯大林“脸上毫无喜气”，他对毛泽东是一种“傲慢态度”，并担心出现一个“中国的铁托。”(潘佐夫：《毛泽东传》第566页)这预示着，要真正落实会谈成果任重道远。
当我们谈到抗美援朝的积极意义时，如果放到中国道路的视角下观察，有两点是绝不能小视的。一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敢于御敌人于国门之外。这与日本侵华之初蒋介石政权一味忍让，“暗中备战”简直有天壤之别。抗战胜利，国内外很多人又把功劳记在苏联的出兵和美国的原子弹上。现在朝鲜战争来了，苏联没有出兵迹象，美国依然手握原子弹，但是站起来的中国就是有了自信，就是敢于硬碰硬，“向西方(在一定程度上也向苏联)证明中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为了保护国家它将不惜使用武力”(基辛格：《论中国》第138页)。二是中国毅然出兵使斯大林相信中共并不是亲美的，从而真正愿意援助中国了。斯大林原来长期不看好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胜利，他怀疑中共与美国之间可能有“猫腻”。中国的抗美援朝，使他消除了这个疑虑。对华援助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这对于刚刚接下旧中国烂摊子的中国共产党，无异于雪中送炭。因此，抗美援朝对新中国的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和军队建设，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签订。1954年赫鲁晓夫上台后，由于多种因素使然，他比较好地落实了1950年毛泽东、周恩来和斯大林那次会谈的成果，例如终结了《雅尔塔协定》的涉及中国的遗留问题，对中国的援助量更大，面更宽。然而，随着自己地位的巩固，他又拾起了的斯大林那一套“帝国主义政策”，企图对中国共产党指手画脚。尽管现在有学者对具体事例上，例如赫鲁晓夫提议的中苏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等持有不同看法，认为赫鲁晓夫并没有打算控制中共的想法，但也可以说明毛泽东确实无时无刻不在维护国家的独立与自主，高度警惕外来势力染指中国领土的企图。中苏裂缝的不断扩大，最后导致1960年代初的完全破裂。和苏联分道扬镳，可以说是毛泽东决定继续走自己的路的又一个大决策。如果那时一切都按照苏联的指挥去做，其后果无非是中国充其量成为苏联最大的，在亚洲的卫星国。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最后都会受到断崖式的崩塌以致复兴无望。除了苏联本身解体的悲剧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外，东欧国家、朝鲜和古巴等国时至今日的困窘境地也可以旁证这一点。
当然，中苏关系的破裂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由于全国人民的同心同德，特别是贯穿1950年代的抗美援朝精神的激励，加上中国充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以最快的速度，基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敢于叫板苏联增添了不可或缺的底气。基辛格认为朝鲜战争最大的输家是斯大林，主要理由就是苏联的援助“最终加快了中国的自立。”(基辛格：《论中国》第140页)
脱离了苏联的轨道，和美国的关系一时看不到缓和的迹象，中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走自己的路。虽然经历了曲折，甚至是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的严重曲折，但是，取得的成绩“堪称辉煌”(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学习出版社 2014)。
如果没有抗美援朝，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就不会那么快夯实;后来不得不做苏联的跟班，也是大概率的事。倘若处在那样的环境中，中国要是想再走自己的路，谈何容易!
当然，抗美援朝也使中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改革开放后，一些学者挖掘出的许多史料更加证实了这一点。但放在中国道路的视角下看，应该不难得出结论：毛泽东决定参战是为了更大的目的：“使‘新中国’经受战火的考验，彻底颠覆中国一贯软弱和被动的形象。”“毛泽东的新思想主要贡献不仅在于他的战略思想，更在于藐视世界强权，敢于走自己路的坚强意志。”(基辛格：《论中国》第138--139页)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儿岛襄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其《最寒冷的冬天Ⅳ：日本人眼中的朝鲜战争》(重庆出版社 2015)一书中写道：“朝鲜战争对二战后亚洲的影响方面是中国显出了强国的面目。对于共产主义阵营来说，中国开始处于能够对抗苏联的地位。另外，参加停战谈判的北朝鲜和中国实质上已被国际所承认。”(见该书第674页)
抗美援朝使中国人增强了走自己道路的信心 朝鲜战争结束，国际社会对中国人刮目相看。如果说几年前国共内战中有人说共产党只是是内战内行，那把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还有十几个国家的“联合国军”打得一蹶不振，可以说外战更加内行。自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列强不断打入中国的历史自此戛然而止。中国人终于找回百年国耻中丢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经过几十年的软弱挨打之后获得了精神上的重生。尽管战争打完后中国已是精疲力尽，但在它自己和世界的眼中，它都换了崭新的面貌。”(基辛格：《论中国》第139页)
的确，抗美援朝的胜利使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的面前，这对美国、西欧国家和日本等国的冲击尤其大。美国学者哈罗德.伊罗生所著的《美国的中国形象》指出：“中国军人一直被看作是一群柔弱无力和无能的乌合之众，然而在突然之间他们变成为强有力的危险敌人。”对于外界流传的中国所谓的“人海攻击”，他引用军史学家安德森的分析，认为“是为联合国军遭受的失败寻找一个借口。”他还引用当时美国最热门的杂志之一《生活》的评价：“雄心勃勃的中国成为一种威胁”。西欧国家的人对华人的态度，此前长期都是普遍轻视。朝鲜战争以后，他们对华人的态度才变得礼貌起来。至今被认为在二战中是被美国打败的日本人，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蔑称“支那”，也在新中国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从日语中消失。曾被美国吓破了胆的日本人，此后对新中国增添了几分尊重。据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的时候的新闻调查，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都有好感。
抗美援朝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社会各界的民族自信，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作为“领路人”角色的信心。对那些见多识广而且对旧中国黑暗感受更深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如此。
出生于日本大阪的中国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其同父异母的姊姊是日本人，她本人也非常喜爱日本的文学与文化。但她看到某些国人因为中国近百年的落后而以做中国人为耻的现象时，感到忧心不已。当听到新中国出兵朝鲜的消息后，精神为之一振：“这是人类军事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中国人做到了!”梁漱溟是我国著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有“中国最后一个大儒”之称。1950年9月23日，毛泽东就抗美援朝问题专门派人征求梁的意见，梁认为中美双方实力悬殊，不赞同出兵。因为他对旧中国的落后状态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但后来的事实使他信服了，他看到了新中国“在朝鲜刹了美国的威风”，终于感到“中国人扬眉吐气”，“生逢盛世”。他由衷地赞扬“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1961年，他写道：“很久走着下坡路的中国人，自从全国解放后扭转过来走着上坡路”。文革结束后，他仍然一如既往地赞扬中国道路的成功，他说：“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二三十年来，中国国内的建设、国外的威望，没法不承认是了不起的成功”。
被誉为“文学巨匠”的人民作家巴金，在解放前用用自己笔严厉鞭挞黑暗旧社会，对底层劳动人民充满了同情。新中国成立后，他立刻感受到了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感，于是急切地将笔触转向热情描绘新人新事,歌颂新的生活。抗美援朝期间他两次奔赴朝鲜前线采访，“每天我都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推动我，有一种感情在激励我，有一种爱在我心中燃烧”。他最大的感受是发现那些战士们的爱国心和对抗美援朝意义的认识和理解，几乎与自己没有什么两样：“生活在这个时代是无上的光荣”，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卫。回国后亲眼目睹了全国人民由抗美援朝激发起来的极大建设热情和祖国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使巴金坚定地相信祖国开始走向繁荣富强。他写出了许多宣传抗美援朝精神的，颇有影响的作品。他的这种热情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他的名作《团圆》在1962年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激励了一代代中国人为祖国的强盛而奋斗，电影中的插曲《英雄赞歌》，一直传唱至今。
1994年年末，巴金在医院的病床上见到了电影《英雄儿女》中的扮演“王成”的刘世龙和扮演“王芳”的刘尚娴。当刘世龙还连连学着电影中王成的话喊道：“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巴金激动得连连点头，而后他缓缓地说：“我在朝鲜看到志愿军英勇作战，很感动。”告别巴金后，刘世龙、刘尚娴十分动情地说，巴金的小说几乎影响了他们的一生。用刘世龙的话来说，就是：“演王成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英雄王成是我心中永远耸立的丰碑。”
当然，新中国走过的的道路经历了艰难曲折。象《英雄赞歌》词作者公木和曲作者刘炽这样年少时就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对此有切身的体会。除了《英雄赞歌》外，公木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作者和著名歌曲《东方红》的修订者。他曾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文革中又屡遭批斗。但他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他曾以黄河之水来比喻中国的道路，他说：“你看那黄河，从发源地下来，曲曲折折，拐了多少弯，但它依然奔腾向前，终将流入大海。”刘炽是我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一生谱写了上千首歌曲，除了《英雄赞歌》外，他还为另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电影《上甘岭》谱写了插曲《我的祖国》。他的作品，成为影响几代中国人的音乐经典。刘炽在1958年被开除了党籍，文革期间差一点死于非命。但没有动摇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1989年9月12日，第二届中国艺术节在刘炽的《祖国颂》大合唱声中拉开了帷幕，这首被胡耀邦生前称赞为“气势磅礴，优美深情，民族风格”的大合唱，当时已经在我们共和国大地上流传整整32年了。这首歌唱出了刘炽的信念：“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2009年10月17日晚，即刘炽和公木去世11年之后，“《我的祖国》——刘炽作品音乐会”在北京世纪剧院隆重举行。据当时媒体报道，当歌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歌曲《我的祖国》第一句“一条大河波浪宽”响起来的时候，“令人热血沸腾，它抒发着一代又一代人对伟大祖国的热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用青春和热血献身祖国的建设事业。”
因此可以看出，无论是梁漱溟、巴金、公木和刘炽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的中国民众，凡是经历过共和国那段艰难困苦而又激情燃烧岁月的人们，他们对中国道路仍然充满了信心。而在铸成这个信心的过程中，抗美援朝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重大的。
《党史文汇》2016年第五期 《抗美援朝树立起来的中国自信》原稿
长期以来，关于朝鲜战争，我国各种报刊曾经常引的一句话就是当时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曾说过的话，即认为那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错误的敌人打的错误的战争”。前几年，有人称经过考证，发现此话是带有假设条件的，即，如果把战争扩展到中国境内，就会变成“三个错误”的战争。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场战争，麦克阿瑟被解职回到美国后不久就有了新的看法，认为美国卷入亚洲战争是一种错误的选择。他先后告诫甚至请求两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不要再卷入亚洲的战争。196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学术界发现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后，对朝鲜战争的认识形成的看法是，“朝鲜战争不是中国发动，如果没有‘联合国军’打到鸭绿江边，中国大概不会出兵，因此是防御性的。”
由此可见，这个防御性的说法是与当年中国出兵朝鲜的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相吻合的。
60多年来，国内外对这场战争的研究一直相当热门。有些人把视角集中在双方人员伤亡和财力耗费上，比如中方有人探讨中方伤亡人数的真实性和耗费财力对新中国建设的影响。美方，还有韩方，也在不断修正美军、韩军人员伤亡的历史数据。关于美方耗费的财力，美国独立金融经济分析专家赫德森指出：“从20世纪30年代到二战后恢复和平状态，美国的收支开始出现顺差，积累了将近80%的世界黄金储备。但朝鲜战争使这种趋势发生逆转...到1971年，在亚洲战争中的巨额开支迫使美元与黄金脱钩。”
因此可以说，朝鲜战争对于中美两国后来的发展道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中国的发展，作为参战一方的韩国，几年前该国的《中央日报》曾发表过一篇题为《中国超过美国或许比预想快》的文章。文中写道：“毛泽东约在半个世纪前喊出‘超英赶美’的口号。但这个曾被认为‘口号’的话慢慢变成了可能实现的‘现实’”。
尽管今天对于抗美援朝的成败得失可以从多种视角来评价，但将其放在中国道路的历程中去观察，应该是最有意义的。
抗美援朝告诉中国人不能没有原子弹 2015年年末，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改革。12月31日，习近平向陆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授予军旗并致训词。习近平强调，火箭军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火箭军是原第二炮兵的升级版。曾经担任过第二炮兵司令员的李旭阁将军，在2011年出版的《原子弹日记》一书中写道：“在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性大决策中，堪称中国大决策有三：一曰出兵朝鲜;二曰“两弹一星”;三曰改革开放。它对中华民族历史进程的影响将会长达百年，甚至更远。”
这三大决策，可以说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三个节点。其目标都是为了尽快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值得一提的是，第二个决策是源于执行第一个决策的过程之中。也就是说，抗美援朝告诉我们中国人，我们要走自己的路，必须拥有以原子弹为其组成部分的核威慑力量。李旭阁写道，在三年困难时期曾面临原子弹的上马还是下马问题，最后党中央经过讨论，“纵使困难再大也要上，这是关乎新中国命运和安危、坐稳江山的大事情”的意见占了上风。
从新中国成立开始，中国事实上已经在逐步向社会主义道路全面过渡。正当全国人民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国家建设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了。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威胁到中国国家安全的时候，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出兵朝鲜。率军出征的彭德怀认为：“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过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
彭德怀的这种认识是基于对当时形势的客观判断之上的。美国的中国近代史泰斗费正清指出：“中国共产党在1949 年起来掌权，使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以及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产生了疑问”，于是就“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1950 年6 月，我们在联合国的旗帜下，为保卫南朝鲜反对北朝鲜的侵略而进行了侵略。每次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反对专横的自由保卫者。然而朝鲜战争变成了中美战争，并且终于僵持不下。”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当时撰文写道：“道理非常明显，(美国)既然欲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帝国主义者在对中国问题和与中国有密切利害关系的一切东方问题上，如果忽视中国人民的意志，都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事实证明帝国主义侵略集团在朝鲜的战争计划是全盘输定了的。”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曾多次对中国实行核讹诈。这促使中国下了最大的决心，一定要以举国之力研制出原子弹，用核威慑护卫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受讹诈。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经过努力奋斗，终于在1964年取得了成功。邓小平后来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近年来，在对抗美援朝的评价出现的一些多元视角中，不少都谈到了美国核讹诈问题。例如，有人认为“朝鲜停战签字，还缘于美国的核威胁”。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只是来自于《布莱德雷将军回忆录》中的自说自话。关于这个问题，当年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的一句话解释得相当简明扼要，他说，杜鲁门关于使用核武器的表态，“把盟友吓得半死，对敌人却未起作用”。因此，“朝鲜停战签字，还缘于美国的核威胁”的说法，尽管是一种臆测，但还是可以从一个侧面道出了核武器在冷战时期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要走自己道路的大国的极端重要性。
中国出兵朝鲜不久，美国的核讹诈就接踵而来。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50年11月30日声称考虑使用原子弹，到麦克阿瑟威胁要向中国东北投放20至30颗原子弹，继而在1951年4月派遣携带了核弹头的B-29轰炸机进驻冲绳，还有艾森豪威尔通过印度对中国进行严重的核威胁警告，等等。在一次又一次地破解了这种威胁的同时，中国有了更深层次的考虑，即要完全消除核讹诈，就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武器。美国著名的军事历史学家约翰.托兰说得也颇为中肯：“杜鲁门的原子弹威胁非但没有引起毛泽东的担忧，反被他当成了有用的工具。”
尽管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共就有了发展核武器的愿望，但受到最强烈的触动还是在爆发了朝鲜战争以后。1950年6月27日，也就是战争爆发的第三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发表声明，除了出兵朝鲜的两项内容外，还有一项：“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这一条无疑是对中共乃至刚刚获得解放的全体中国人的一个公然挑衅。费正清指出了美国这种做法的荒谬：“我们以前维护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而1949 年以后我们却坚定地支持台湾继续保持内战状态未破坏这种完整。”1943年美英中三国的《开罗宣言》宣布台湾属于中国声犹在耳，现在杜鲁门却又抛出了“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究竟意欲何为?朝鲜南北之间发生了内战，中国既不是战争的策划者也不是参与者，中国准备解放自己的国土台湾却受到了外人蛮横无理的阻挠，而对大力支持北朝鲜的苏联却没有什么反应。这使得中共和广大中国民众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中国象苏联一样强，中国就决不会受这种窝囊气。如果再把思路往前延伸，就会发现，二次大战结束前夕的1945年8月，美国率先研制成功了原子弹，使美国开始俯视苏联的军事实力;而4年后的1949年8月，苏联爆炸原子弹成功，美国又不得不平视苏联。到了朝鲜战争，美国肆无忌惮地对中国进行一次又一次核讹诈。这无疑一次又一次地激发了中国人尽快拥有核武器的强烈愿望。
1952年，朝鲜战争还在进行，中国最高领导层开始筹划原子弹研制。此后原子弹研制一直是中央最高层议事日程中的大事。在此期间，周恩来明确提出了“先抓原子弹”的战略思想。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说，就是当了裤子也要搞原子弹。毛泽东的话则风趣一些。他在1956年9月30日会见外宾时，联系到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阻挠解放台湾，又阻挠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恢复，认为美国怕苏联，因为苏联强，美国不怕中国，因为中国弱，“人家看我们不起，而且他们手里还有一个大东西，叫做原子弹。我们连一个小的都没有。
抗美援朝使中苏同盟得到巩固，苏联一度也应中国请求帮助中国研究原子弹。但中苏关系的破裂，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又使中国的拥核之路变得异常艰难。多少年后，有人质疑当时有无必要付出那样大的代价时，两位“两弹一星”元勋的回答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是陈能宽。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国。解禁后的1955年，受到抗美援朝胜利鼓舞的美耶鲁大学研究院物理冶金博士陈能宽立即踏上了归国之路。在研制原子弹期间，他鼓励同事们，说：“啃窝窝头比被人家称做二等公民好多了。”另一位是1948年从英国归来的王大珩。他曾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回答有人不理解中国在那个“内外交困的最艰难的时刻”为何还要研制原子弹。他说：“100多年来外虏侵略的历史，在中国人的心中结下了太深的国防情结，过去那个有国无防的中国给中国人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忆。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深深懂得，若不想叫那样的历史重演，就不能只打造自家的围栏，而必须掌握具有威慑力的战略武器，并且越早越好，因为没有人会等你填饱肚子后再来打你，”
美国在觉察到中国在研制原子弹后，曾多次试图联合苏联共同行动，摧毁中国的核力量。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不但使美国失去了打击的机会，而且使许多美国人对中国的实力开始刮目相看。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贾维茨公开宣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核国家’，是一个‘世界大国’，美国必须承认这一现实，并设法在某些领域中与之达成妥协。”当美国开始越南战争的时候，周恩来在1965年4月与外宾谈话中，以1950年朝鲜战争中国的警告为例，警告美国不得越过北纬十七度线，“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美国果然不敢越雷池一步。无怪乎后来有人说，如果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就有了原子弹，美国也就不敢打过三八线了。
抗美援朝是中国道路上的重大推力 一个国家要走自己的道路，首先离不开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和保卫国家的军事能力这三个基本条件。尽快完善这三个基本条件，是新中国政府的当务之急。
废除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是政治独立道路上首先要解决的障碍。孙中山在 1923年1月1日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中称，“与各国立不平等之条约。至今清廷虽覆，而我竟陷于为列强殖民地之地位矣。”虽然国民政府在1943年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但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定》和1945年8月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1946年和美国签订的关于航海和航空的两个条约，使中国在半殖民地道路上越陷越深。
新中国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牵扯到苏联的问题必须要权衡利害、讲究策略，因为这与经济独立的问题又是密切相关的，不得不两者兼顾。中国革命的本质决定了新中国不可能指望西方大国在经济上援助，争取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在当时是唯一的可行之道。
毛泽东于1949年12月年出访苏联，经过两个月以柔克刚的艰苦斗争，使得斯大林“对待中国的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政策”(潘佐夫：《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第564--565页)碰壁。其标志是新签订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替代了斯大林极不情愿废除的与国民党当局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雅尔塔协定》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款，也被中国方面“体面”地废除。这就基本上解决了在中国的政治独立道路上的一个棘手难题。虽然此行只得到了苏联的三亿美元的贷款，但在当时的境况下，也算是相当不错。因为“其实斯大林并不想帮助中国恢复经济，他还没有忘记前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叛离。”(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 2012第105页)
因此，在结束了与毛泽东的会谈之后，斯大林“脸上毫无喜气”，他对毛泽东是一种“傲慢态度”，并担心出现一个“中国的铁托。”(潘佐夫：《毛泽东传》第566页)这预示着，要真正落实会谈成果任重道远。
当我们谈到抗美援朝的积极意义时，如果放到中国道路的视角下观察，有两点是绝不能小视的。一是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第一次敢于御敌人于国门之外。这与日本侵华之初蒋介石政权一味忍让，“暗中备战”简直有天壤之别。抗战胜利，国内外很多人又把功劳记在苏联的出兵和美国的原子弹上。现在朝鲜战争来了，苏联没有出兵迹象，美国依然手握原子弹，但是站起来的中国就是有了自信，就是敢于硬碰硬，“向西方(在一定程度上也向苏联)证明中国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为了保护国家它将不惜使用武力”(基辛格：《论中国》第138页)。二是中国毅然出兵使斯大林相信中共并不是亲美的，从而真正愿意援助中国了。斯大林原来长期不看好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胜利，他怀疑中共与美国之间可能有“猫腻”。中国的抗美援朝，使他消除了这个疑虑。对华援助也开始积极行动起来。这对于刚刚接下旧中国烂摊子的中国共产党，无异于雪中送炭。因此，抗美援朝对新中国的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和军队建设，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签订。1954年赫鲁晓夫上台后，由于多种因素使然，他比较好地落实了1950年毛泽东、周恩来和斯大林那次会谈的成果，例如终结了《雅尔塔协定》的涉及中国的遗留问题，对中国的援助量更大，面更宽。然而，随着自己地位的巩固，他又拾起了的斯大林那一套“帝国主义政策”，企图对中国共产党指手画脚。尽管现在有学者对具体事例上，例如赫鲁晓夫提议的中苏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等持有不同看法，认为赫鲁晓夫并没有打算控制中共的想法，但也可以说明毛泽东确实无时无刻不在维护国家的独立与自主，高度警惕外来势力染指中国领土的企图。中苏裂缝的不断扩大，最后导致1960年代初的完全破裂。和苏联分道扬镳，可以说是毛泽东决定继续走自己的路的又一个大决策。如果那时一切都按照苏联的指挥去做，其后果无非是中国充其量成为苏联最大的，在亚洲的卫星国。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最后都会受到断崖式的崩塌以致复兴无望。除了苏联本身解体的悲剧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外，东欧国家、朝鲜和古巴等国时至今日的困窘境地也可以旁证这一点。
当然，中苏关系的破裂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由于全国人民的同心同德，特别是贯穿1950年代的抗美援朝精神的激励，加上中国充分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以最快的速度，基本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国敢于叫板苏联增添了不可或缺的底气。基辛格认为朝鲜战争最大的输家是斯大林，主要理由就是苏联的援助“最终加快了中国的自立。”(基辛格：《论中国》第140页)
脱离了苏联的轨道，和美国的关系一时看不到缓和的迹象，中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走自己的路。虽然经历了曲折，甚至是大跃进和文革那样的严重曲折，但是，取得的成绩“堪称辉煌”(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学习出版社 2014)。
如果没有抗美援朝，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基础就不会那么快夯实;后来不得不做苏联的跟班，也是大概率的事。倘若处在那样的环境中，中国要是想再走自己的路，谈何容易!
当然，抗美援朝也使中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改革开放后，一些学者挖掘出的许多史料更加证实了这一点。但放在中国道路的视角下看，应该不难得出结论：毛泽东决定参战是为了更大的目的：“使‘新中国’经受战火的考验，彻底颠覆中国一贯软弱和被动的形象。”“毛泽东的新思想主要贡献不仅在于他的战略思想，更在于藐视世界强权，敢于走自己路的坚强意志。”(基辛格：《论中国》第138--139页)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儿岛襄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其《最寒冷的冬天Ⅳ：日本人眼中的朝鲜战争》(重庆出版社 2015)一书中写道：“朝鲜战争对二战后亚洲的影响方面是中国显出了强国的面目。对于共产主义阵营来说，中国开始处于能够对抗苏联的地位。另外，参加停战谈判的北朝鲜和中国实质上已被国际所承认。”(见该书第674页)
抗美援朝使中国人增强了走自己道路的信心 朝鲜战争结束，国际社会对中国人刮目相看。如果说几年前国共内战中有人说共产党只是是内战内行，那把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还有十几个国家的“联合国军”打得一蹶不振，可以说外战更加内行。自鸦片战争之后，外国列强不断打入中国的历史自此戛然而止。中国人终于找回百年国耻中丢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战场上的胜利使中国在经过几十年的软弱挨打之后获得了精神上的重生。尽管战争打完后中国已是精疲力尽，但在它自己和世界的眼中，它都换了崭新的面貌。”(基辛格：《论中国》第139页)
的确，抗美援朝的胜利使中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的面前，这对美国、西欧国家和日本等国的冲击尤其大。美国学者哈罗德.伊罗生所著的《美国的中国形象》指出：“中国军人一直被看作是一群柔弱无力和无能的乌合之众，然而在突然之间他们变成为强有力的危险敌人。”对于外界流传的中国所谓的“人海攻击”，他引用军史学家安德森的分析，认为“是为联合国军遭受的失败寻找一个借口。”他还引用当时美国最热门的杂志之一《生活》的评价：“雄心勃勃的中国成为一种威胁”。西欧国家的人对华人的态度，此前长期都是普遍轻视。朝鲜战争以后，他们对华人的态度才变得礼貌起来。至今被认为在二战中是被美国打败的日本人，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蔑称“支那”，也在新中国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从日语中消失。曾被美国吓破了胆的日本人，此后对新中国增添了几分尊重。据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的时候的新闻调查，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都有好感。
抗美援朝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社会各界的民族自信，增强了对中国共产党作为“领路人”角色的信心。对那些见多识广而且对旧中国黑暗感受更深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如此。
出生于日本大阪的中国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其同父异母的姊姊是日本人，她本人也非常喜爱日本的文学与文化。但她看到某些国人因为中国近百年的落后而以做中国人为耻的现象时，感到忧心不已。当听到新中国出兵朝鲜的消息后，精神为之一振：“这是人类军事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中国人做到了!”梁漱溟是我国著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有“中国最后一个大儒”之称。1950年9月23日，毛泽东就抗美援朝问题专门派人征求梁的意见，梁认为中美双方实力悬殊，不赞同出兵。因为他对旧中国的落后状态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但后来的事实使他信服了，他看到了新中国“在朝鲜刹了美国的威风”，终于感到“中国人扬眉吐气”，“生逢盛世”。他由衷地赞扬“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1961年，他写道：“很久走着下坡路的中国人，自从全国解放后扭转过来走着上坡路”。文革结束后，他仍然一如既往地赞扬中国道路的成功，他说：“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二三十年来，中国国内的建设、国外的威望，没法不承认是了不起的成功”。
被誉为“文学巨匠”的人民作家巴金，在解放前用用自己笔严厉鞭挞黑暗旧社会，对底层劳动人民充满了同情。新中国成立后，他立刻感受到了劳动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感，于是急切地将笔触转向热情描绘新人新事,歌颂新的生活。抗美援朝期间他两次奔赴朝鲜前线采访，“每天我都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推动我，有一种感情在激励我，有一种爱在我心中燃烧”。他最大的感受是发现那些战士们的爱国心和对抗美援朝意义的认识和理解，几乎与自己没有什么两样：“生活在这个时代是无上的光荣”，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保卫。回国后亲眼目睹了全国人民由抗美援朝激发起来的极大建设热情和祖国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使巴金坚定地相信祖国开始走向繁荣富强。他写出了许多宣传抗美援朝精神的，颇有影响的作品。他的这种热情一直延续到他的晚年。他的名作《团圆》在1962年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激励了一代代中国人为祖国的强盛而奋斗，电影中的插曲《英雄赞歌》，一直传唱至今。
1994年年末，巴金在医院的病床上见到了电影《英雄儿女》中的扮演“王成”的刘世龙和扮演“王芳”的刘尚娴。当刘世龙还连连学着电影中王成的话喊道：“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巴金激动得连连点头，而后他缓缓地说：“我在朝鲜看到志愿军英勇作战，很感动。”告别巴金后，刘世龙、刘尚娴十分动情地说，巴金的小说几乎影响了他们的一生。用刘世龙的话来说，就是：“演王成是我一生中最大的一件事，英雄王成是我心中永远耸立的丰碑。”
当然，新中国走过的的道路经历了艰难曲折。象《英雄赞歌》词作者公木和曲作者刘炽这样年少时就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对此有切身的体会。除了《英雄赞歌》外，公木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作者和著名歌曲《东方红》的修订者。他曾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文革中又屡遭批斗。但他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他曾以黄河之水来比喻中国的道路，他说：“你看那黄河，从发源地下来，曲曲折折，拐了多少弯，但它依然奔腾向前，终将流入大海。”刘炽是我国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作曲家之一，一生谱写了上千首歌曲，除了《英雄赞歌》外，他还为另一部反映抗美援朝的电影《上甘岭》谱写了插曲《我的祖国》。他的作品，成为影响几代中国人的音乐经典。刘炽在1958年被开除了党籍，文革期间差一点死于非命。但没有动摇他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1989年9月12日，第二届中国艺术节在刘炽的《祖国颂》大合唱声中拉开了帷幕，这首被胡耀邦生前称赞为“气势磅礴，优美深情，民族风格”的大合唱，当时已经在我们共和国大地上流传整整32年了。这首歌唱出了刘炽的信念：“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2009年10月17日晚，即刘炽和公木去世11年之后，“《我的祖国》——刘炽作品音乐会”在北京世纪剧院隆重举行。据当时媒体报道，当歌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歌曲《我的祖国》第一句“一条大河波浪宽”响起来的时候，“令人热血沸腾，它抒发着一代又一代人对伟大祖国的热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用青春和热血献身祖国的建设事业。”
因此可以看出，无论是梁漱溟、巴金、公木和刘炽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的中国民众，凡是经历过共和国那段艰难困苦而又激情燃烧岁月的人们，他们对中国道路仍然充满了信心。而在铸成这个信心的过程中，抗美援朝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重大的。
《党史文汇》2016年第五期 《抗美援朝树立起来的中国自信》原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