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贪腐 - 2016/6/22 8:33:11
2016-06-21 15:40:15 来源：《古巴农业革命》 作者：陈美玲
【破土编者按】世界银行专家戴尔•艾伦非佛曾于2005年表示，“古巴已经反驳了有机农业不能维持一个现代国家这一神话”。莱文斯（Levins，2005年）进一步补充说，古巴生态学者已经在针对工业化模式的斗争中获胜了。本文摘编自《古巴农业革命》一书，展示了古巴农业革命的种种举措、成效与挑战。
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研究古巴粮食体系的浓厚兴趣。例如，这样一个加勒比小国如何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全球粮食危机?古巴在可持续农业、地方发展、土地改革、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方面的经历为何如此特别?古巴的经验对于拉美和世界其他国家是否可以借鉴?
本文研究了古巴农业的基本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与困境。但首要的是，我们希望加深对古巴农业发展历史背景的理解。
古巴在国际主要秩序的大风大浪中昂首航行。当然，用“秩序”一词可能有些夸大，但是考虑到近来的金融危机蔓延、石油和粮食价格上涨，不仅影响了富裕国家，同样也波及了贫穷的国家。对古巴来说，遭受的危机是美国长达50年的封锁。
尽管如此，由于加入了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加勒比石油计划(Petrocaribe)、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和里约集团(Rio Group)(里约集团是指1986年12月18日，在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巴拿马、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签署的《里约热内卢宣言》框架下建立的磋商和协调常设机制。古巴于2008年11月加入该组织), 到2010年古巴已经敞开了大门。目前，古巴同委内瑞拉、越南、中国、巴西等国家保持着双边贸易。
古巴政府在其战略路线上继续实行农业调整政策。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解体使古巴深陷危机。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加紧了对其封锁。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古巴进口的迅速下跌，石油进口下降了53%，食品进口下降了50%，化肥进口下降了80%(辛克莱Sinclair和汤姆森Thomson，2001年)。
为应对上述情况，政府宣布国家进入“和平年代特殊时期”，即一个全面紧缩的时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退缩和无为。国家需要制定紧急的解决方案。到20世纪90年代初，古巴政府已经在农业领域采取了一系列短期和长期的改革措施，目标是克服20世纪60年代农业发展模式带来的问题，这一目标一直延续至今。
1999年，古巴开始实施“国家促进出口激励项目”(PNIFE)，从中受益最多的是出口企业。在农业领域，重点促进咖啡、烟草、柑橘和蔗糖的生产。这是唯一一项结构性政策，功能上与使农民间接受益的激励措施有所不同。
对案例的研究表明，各省、市和国家机构(各部委)也缺乏无差别待遇、成体系的激励措施。然而，这些激励措施却是明文出现在已签发的、用来规定信用服务合作社和合作生产基本单位生产活动的法令和决议中。
例如，古巴农民获得新的生产销售可能性，即通过不同渠道销售产品获得购买力、从而得到生产资源的代金券制度，就是一种激励措施。该措施在古巴诸多法令中都有体现，例如1994年第191号关于市场价格自由化的法令、1998年第2号关于提高肉类、牛奶和其他产品价格的决议、2006年第53号、243号关于农民需求品基础价格的决议、2007年第188号关于国家收购的决议、以及2007年第503号关于环保性服务补助的指示。
这些决议和法令也涉及了增加销售渠道、扩大农牧业生产者商业活动范围等激励措施。改革实行以前，国家收购公司垄断了所有的销售活动。这种体制不仅极大压缩了支付生产者的价格商议空间，也限制了生产者的生产和销售的自主决策权。
毫无疑问，关于土地承包的法令对生产者具有巨大的激励效果。首先，由于长期以来农民一直希望扩大自己的土地面积，随着家庭成员的增加，农民子女离开家庭独立生活的需求随之产生。其次，随着有关市场、购买能力和拓宽销售渠道的激励措施不断出台，农民可以增加其产品的产量和多样性，随之增加收入。第三，上述法令(详见1993年第142号关于成立合作生产基本单位的法令和2008年第259号关于承包闲置土地的法令)都包含重要的激励内容，如促进自产自销，国家、地方自治机构(市政府)同合作社机构(信用服务合作社和合作生产基本单位)商议产量和销售等等。这些在以往的国家集中体制下都是不存在的。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激励项目，能很明显地看出，每个项目本身就代表一种激励措施，尤其要指出的是，对项目的参与反映了合作社一个重要的选择过程，当然也反映了它们取得的生产和社会成果。另一方面，项目文件也反映了生产者参与后从中获得的益处(包括物质、资源、能力培训、旅行等)。
奖项和认可都在相关机构颁发的文件中得到体现。可以看出，国家设立了各种重大奖项(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如70年代以来就有的全国先锋奖、从90年代中期开始设立的科技论坛奖。全国都市农业、近郊和远郊农业项目确立了一个奖励和认可机制，系统化地执行，惠及全国各个层面的农民(个体的、集体的和省级的)。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由全国小农协会组织的竞赛。在这两个案例中可看出，奖励的授予是利用生产、经济、社会、性别和文化等一整套指标，对农场进行评估与分级。例如都市农业的评定，农场的级别有好、中、差;全国小农协会将生态农业标准划为三个等级(1、2和3)，农场的等级取决于其向生态农业改造的程度。
对生态农业可持续性的激励措施在国家环境战略中也有体现，该战略反映了政府对支持地方发展可持续农业积极性的承诺，也反映了对环保性活动的奖励。可以从国家土壤养护和植树造林项目以及国家银行的指示中看出，有这样的奖励发给生产者。正如前所述，这些生态农业可持续性措施不仅被纳入各种项目，例如出现在全国都市农业、近郊和远郊农业项目或全国小农协会的农民对农民运动(MCAC)的文件和规定中，也出现在关于土地承包的法令中。
总之，如果说古巴还没有一个针对农牧业生产者系统化的激励政策，那么其实施的新的激励措施也是覆盖了全国的各个层面，措施的具体规定不仅仅是战术性的(现阶段的)，也是战略性的(长期的)，与农牧业发展的目标相适应，即：提高产量和效益，替代农业投入品和食品的进口，确保国家食粮的安全、可持续发展以及使古巴人民的福利。
古巴对生产者的激励机制可在差别待遇和系统化方面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这需要在建立更加连贯和协调的激励政策，也需要对激励措施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和系统地评估，不是割裂开来而是整体性的看待，不仅要注意其目前的影响(积极的和消极的)，也要考虑到对今后的影响，尤其要看是否考虑到生产者的新需求，例如更自由地获得资源、价格、销售渠道的需求，以及解决住房、娱乐等实际问题的需求。
古巴在保障发展当地项目和可持续农业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国家实行部分行政权利下放，地方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决策权。结果是建立了一批旨在激励、认可和奖赏农民的发展计划和项目。
这些项目在古巴发展可持续农业方面获得了无可争议的成绩。例如，学者彼得•罗塞特(Peter Rosset)和马丁•波尔克(Martin Bourque)表示，在影响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全球粮食危机中，世界范围内以农民为主导、社区为基础、经济上可行的发展事例不胜枚举。但是，古巴却是为数极少的、将项目转为政策调整并得到政府大量资源支持的典型之一。
古巴一直拒绝新自由主义模式并且热切地保护政治主权。2001年，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和发展数据管理部门负责人埃里克•斯旺森(Eric Swanson)称，古巴是发展中国家医疗和教育指标最高的一个“反模式”。虽然仍面临复杂的情况，古巴的农业政策却能够继续满足人民群众的营养需求，并能保证较高的社会公平，满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要求。因此，这个岛国达到了一系列世界公认的发展标准(辛克莱Sinclair和汤姆森Thomson，2001年)。
同样，世界银行专家戴尔•艾伦非佛曾于2005年表示，“古巴已经反驳了有机农业不能维持一个现代国家这一神话”。莱文斯(Levins，2005年)进一步补充说，古巴生态学者已经在针对工业化模式的斗争中获胜了。
根据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地球生命力报告》(2006年)，古巴是世界上仅存的、符合生态足迹和可持续发展标准的国家。
尽管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联系被阻断，古巴以其克服20世纪90年代粮食体系崩溃的能力和之后取得的显著社会成就，获得了世界的认可。
为了更向前迈进，我们需要对有关情况进行分析，不仅要了解古巴的成就，还应注意到其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今天，摆在古巴面前的，是一个急需解决但尚未找到答案的谜题。寻找答案，刻不容缓。
【破土编者按】世界银行专家戴尔•艾伦非佛曾于2005年表示，“古巴已经反驳了有机农业不能维持一个现代国家这一神话”。莱文斯（Levins，2005年）进一步补充说，古巴生态学者已经在针对工业化模式的斗争中获胜了。本文摘编自《古巴农业革命》一书，展示了古巴农业革命的种种举措、成效与挑战。
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研究古巴粮食体系的浓厚兴趣。例如，这样一个加勒比小国如何面对全球气候变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全球粮食危机?古巴在可持续农业、地方发展、土地改革、粮食安全和粮食主权方面的经历为何如此特别?古巴的经验对于拉美和世界其他国家是否可以借鉴?
本文研究了古巴农业的基本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与困境。但首要的是，我们希望加深对古巴农业发展历史背景的理解。
古巴在国际主要秩序的大风大浪中昂首航行。当然，用“秩序”一词可能有些夸大，但是考虑到近来的金融危机蔓延、石油和粮食价格上涨，不仅影响了富裕国家，同样也波及了贫穷的国家。对古巴来说，遭受的危机是美国长达50年的封锁。
尽管如此，由于加入了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加勒比石油计划(Petrocaribe)、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和里约集团(Rio Group)(里约集团是指1986年12月18日，在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巴拿马、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签署的《里约热内卢宣言》框架下建立的磋商和协调常设机制。古巴于2008年11月加入该组织), 到2010年古巴已经敞开了大门。目前，古巴同委内瑞拉、越南、中国、巴西等国家保持着双边贸易。
古巴政府在其战略路线上继续实行农业调整政策。20世纪80年代，苏联的解体使古巴深陷危机。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加紧了对其封锁。这些因素直接导致了古巴进口的迅速下跌，石油进口下降了53%，食品进口下降了50%，化肥进口下降了80%(辛克莱Sinclair和汤姆森Thomson，2001年)。
为应对上述情况，政府宣布国家进入“和平年代特殊时期”，即一个全面紧缩的时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退缩和无为。国家需要制定紧急的解决方案。到20世纪90年代初，古巴政府已经在农业领域采取了一系列短期和长期的改革措施，目标是克服20世纪60年代农业发展模式带来的问题，这一目标一直延续至今。
1999年，古巴开始实施“国家促进出口激励项目”(PNIFE)，从中受益最多的是出口企业。在农业领域，重点促进咖啡、烟草、柑橘和蔗糖的生产。这是唯一一项结构性政策，功能上与使农民间接受益的激励措施有所不同。
对案例的研究表明，各省、市和国家机构(各部委)也缺乏无差别待遇、成体系的激励措施。然而，这些激励措施却是明文出现在已签发的、用来规定信用服务合作社和合作生产基本单位生产活动的法令和决议中。
例如，古巴农民获得新的生产销售可能性，即通过不同渠道销售产品获得购买力、从而得到生产资源的代金券制度，就是一种激励措施。该措施在古巴诸多法令中都有体现，例如1994年第191号关于市场价格自由化的法令、1998年第2号关于提高肉类、牛奶和其他产品价格的决议、2006年第53号、243号关于农民需求品基础价格的决议、2007年第188号关于国家收购的决议、以及2007年第503号关于环保性服务补助的指示。
这些决议和法令也涉及了增加销售渠道、扩大农牧业生产者商业活动范围等激励措施。改革实行以前，国家收购公司垄断了所有的销售活动。这种体制不仅极大压缩了支付生产者的价格商议空间，也限制了生产者的生产和销售的自主决策权。
毫无疑问，关于土地承包的法令对生产者具有巨大的激励效果。首先，由于长期以来农民一直希望扩大自己的土地面积，随着家庭成员的增加，农民子女离开家庭独立生活的需求随之产生。其次，随着有关市场、购买能力和拓宽销售渠道的激励措施不断出台，农民可以增加其产品的产量和多样性，随之增加收入。第三，上述法令(详见1993年第142号关于成立合作生产基本单位的法令和2008年第259号关于承包闲置土地的法令)都包含重要的激励内容，如促进自产自销，国家、地方自治机构(市政府)同合作社机构(信用服务合作社和合作生产基本单位)商议产量和销售等等。这些在以往的国家集中体制下都是不存在的。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激励项目，能很明显地看出，每个项目本身就代表一种激励措施，尤其要指出的是，对项目的参与反映了合作社一个重要的选择过程，当然也反映了它们取得的生产和社会成果。另一方面，项目文件也反映了生产者参与后从中获得的益处(包括物质、资源、能力培训、旅行等)。
奖项和认可都在相关机构颁发的文件中得到体现。可以看出，国家设立了各种重大奖项(国家级、省级和市级)，如70年代以来就有的全国先锋奖、从90年代中期开始设立的科技论坛奖。全国都市农业、近郊和远郊农业项目确立了一个奖励和认可机制，系统化地执行，惠及全国各个层面的农民(个体的、集体的和省级的)。同样值得一提的是由全国小农协会组织的竞赛。在这两个案例中可看出，奖励的授予是利用生产、经济、社会、性别和文化等一整套指标，对农场进行评估与分级。例如都市农业的评定，农场的级别有好、中、差;全国小农协会将生态农业标准划为三个等级(1、2和3)，农场的等级取决于其向生态农业改造的程度。
对生态农业可持续性的激励措施在国家环境战略中也有体现，该战略反映了政府对支持地方发展可持续农业积极性的承诺，也反映了对环保性活动的奖励。可以从国家土壤养护和植树造林项目以及国家银行的指示中看出，有这样的奖励发给生产者。正如前所述，这些生态农业可持续性措施不仅被纳入各种项目，例如出现在全国都市农业、近郊和远郊农业项目或全国小农协会的农民对农民运动(MCAC)的文件和规定中，也出现在关于土地承包的法令中。
总之，如果说古巴还没有一个针对农牧业生产者系统化的激励政策，那么其实施的新的激励措施也是覆盖了全国的各个层面，措施的具体规定不仅仅是战术性的(现阶段的)，也是战略性的(长期的)，与农牧业发展的目标相适应，即：提高产量和效益，替代农业投入品和食品的进口，确保国家食粮的安全、可持续发展以及使古巴人民的福利。
古巴对生产者的激励机制可在差别待遇和系统化方面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这需要在建立更加连贯和协调的激励政策，也需要对激励措施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和系统地评估，不是割裂开来而是整体性的看待，不仅要注意其目前的影响(积极的和消极的)，也要考虑到对今后的影响，尤其要看是否考虑到生产者的新需求，例如更自由地获得资源、价格、销售渠道的需求，以及解决住房、娱乐等实际问题的需求。
古巴在保障发展当地项目和可持续农业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国家实行部分行政权利下放，地方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决策权。结果是建立了一批旨在激励、认可和奖赏农民的发展计划和项目。
这些项目在古巴发展可持续农业方面获得了无可争议的成绩。例如，学者彼得•罗塞特(Peter Rosset)和马丁•波尔克(Martin Bourque)表示，在影响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全球粮食危机中，世界范围内以农民为主导、社区为基础、经济上可行的发展事例不胜枚举。但是，古巴却是为数极少的、将项目转为政策调整并得到政府大量资源支持的典型之一。
古巴一直拒绝新自由主义模式并且热切地保护政治主权。2001年，世界银行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和发展数据管理部门负责人埃里克•斯旺森(Eric Swanson)称，古巴是发展中国家医疗和教育指标最高的一个“反模式”。虽然仍面临复杂的情况，古巴的农业政策却能够继续满足人民群众的营养需求，并能保证较高的社会公平，满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要求。因此，这个岛国达到了一系列世界公认的发展标准(辛克莱Sinclair和汤姆森Thomson，2001年)。
同样，世界银行专家戴尔•艾伦非佛曾于2005年表示，“古巴已经反驳了有机农业不能维持一个现代国家这一神话”。莱文斯(Levins，2005年)进一步补充说，古巴生态学者已经在针对工业化模式的斗争中获胜了。
根据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地球生命力报告》(2006年)，古巴是世界上仅存的、符合生态足迹和可持续发展标准的国家。
尽管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联系被阻断，古巴以其克服20世纪90年代粮食体系崩溃的能力和之后取得的显著社会成就，获得了世界的认可。
为了更向前迈进，我们需要对有关情况进行分析，不仅要了解古巴的成就，还应注意到其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今天，摆在古巴面前的，是一个急需解决但尚未找到答案的谜题。寻找答案，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