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和尚 - 2016/6/23 14:53:49
2016-06-23 11:02:52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作者：记者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首脍炙人口、旋律欢快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誉为“红色经典第一歌”，自诞生以来久唱不衰、延续至今。 但你是否了解歌词中吟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初是什么模样，是否能说清它的发展历程呢?从最早的雏形到作为命令被固定统一，它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前后跨越20年的时间。
1927年在江西荆竹山首提“三大纪律”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向井冈山进发。上山之前，正值当地红薯收获的季节，由于有的战士纪律性不强，肚子饿了就顺手挖吃了老乡的红薯，老乡对此颇有意见;有的战士行动散漫、不听指挥，打土豪没收的东西不交公，塞入自己的腰包。
偷吃一个红薯事小，损害群众利益事大。于是在部队出发前，毛泽东在江西茨坪荆竹山“雷打石”前向部队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还郑重宣布了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这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的雏形。从建军之初，“纪律”就是一个始终不离左右的关键词。
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县城后，以“宣传队”开展宣传活动，还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其间，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了。毛泽东进城后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意见，发现了不少问题。为了解决部队存在的纪律和作风问题，毛泽东于1月25日在遂川李家坪向部队宣布了最早的“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部队在南方行军，晚上露营时常常借用老百姓的门板当作铺板，用稻草作为铺草。但是有的战士借了老百姓的门板和稻草没有主动归还，睡过的地方也没打扫干净。各家的高矮门板大小不一，部队撤离时如果不物归原主，一大堆的门板就对不榫，因此规定上好门板、捆好铺草再离开。
通俗易记的语言、具体细致的规定，让“六项注意”慢慢走进战士们的心里。战士们在晨曦中把门板复位、把铺草捆好的画面成为老百姓眼前的靓丽风景，红军严守纪律、爱护军民的好作风赢得了群众的交口赞誉。
“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在湖南桂东首次被并列提出
“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先后于1927年底和1928年初相继诞生，成为约束部队的行动准则，第一次系统、完整地将两者并列提出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1928年3月，工农革命军到达湖南桂东沙田，其间出现了部队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4月3日，在桂东县沙田圩后的老虎冲三十六担丘的田中，毛泽东根据数月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将过去陆续提出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合并补充，正式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颁布后，不少战士把它记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写在包袱布上，或者抄写在墙上。如今，桂东沙田的一些陈年老屋的墙上还依稀可见当年书写“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笔迹。战士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它作为检查行动的标准，奠定了红军统一纪律的基础。这也赢得了群众的真心信赖，老百姓这样歌颂红军，“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
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演变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29年1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六项注意”中又增加了两项：洗澡要避女人、不搜俘虏的腰包，形成了最初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工农红军的步伐一路向前、走过大江南北，对纪律的要求也在不断丰富发展。
三大纪律中，“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
随着作战环境的变化，原先在南方宿营时要用“门板”和“稻草”铺地睡觉的情况，在红军主力长征转移到北方以后不再有了。这两项内容因与革命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应，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就不再出现。“八项注意”的内容相应地补充完善为：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1935年10月，红15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在给官兵讲解布告时想到，如果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军纪条文编成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歌词，更便于红军官兵牢记。于是，他与任宣传科科长的刘华清商量，借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歌曲《土地革命已经成功了》的韵律，完成了《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由于歌词易记、旋律简单，这支嘹亮的军歌很快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战士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歌唱中重温纪律要求，人民军队的好作风也随着清脆的歌声荡漾开去。
1947年10月10日，由于解放战争对人民军队的政治纪律、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提出更高要求，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又称“双十训令”)，对原先“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的内容作了统一规定。《训令》指出：“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自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它对统一全军纪律，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党和军队建设的传家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始终将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无往而不胜的重要法宝和经验总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这一历史经验的成功诠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所以传唱至今，历久不衰，从形式上看，通俗易懂，利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实质上看，它是党和军队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鲜明体现，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充分展示，是党和军队赢得人民群众爱戴和拥护的根本所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断丰富完善并得到坚定的贯彻执行，增强了革命军队的纪律意识和组织观念，培育了优良传统和作风，对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成为党和军队建设的传家宝。(李鹃)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这首脍炙人口、旋律欢快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誉为“红色经典第一歌”，自诞生以来久唱不衰、延续至今。 但你是否了解歌词中吟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初是什么模样，是否能说清它的发展历程呢?从最早的雏形到作为命令被固定统一，它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前后跨越20年的时间。
1927年在江西荆竹山首提“三大纪律”
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向井冈山进发。上山之前，正值当地红薯收获的季节，由于有的战士纪律性不强，肚子饿了就顺手挖吃了老乡的红薯，老乡对此颇有意见;有的战士行动散漫、不听指挥，打土豪没收的东西不交公，塞入自己的腰包。
偷吃一个红薯事小，损害群众利益事大。于是在部队出发前，毛泽东在江西茨坪荆竹山“雷打石”前向部队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众搞好关系，还郑重宣布了三大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这也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的雏形。从建军之初，“纪律”就是一个始终不离左右的关键词。
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占领遂川县城后，以“宣传队”开展宣传活动，还派人下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土豪。其间，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贩的货物没收了，甚至把药店里称药的戥秤也拿了。毛泽东进城后不断找群众谈话，了解群众对部队的意见，发现了不少问题。为了解决部队存在的纪律和作风问题，毛泽东于1月25日在遂川李家坪向部队宣布了最早的“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
部队在南方行军，晚上露营时常常借用老百姓的门板当作铺板，用稻草作为铺草。但是有的战士借了老百姓的门板和稻草没有主动归还，睡过的地方也没打扫干净。各家的高矮门板大小不一，部队撤离时如果不物归原主，一大堆的门板就对不榫，因此规定上好门板、捆好铺草再离开。
通俗易记的语言、具体细致的规定，让“六项注意”慢慢走进战士们的心里。战士们在晨曦中把门板复位、把铺草捆好的画面成为老百姓眼前的靓丽风景，红军严守纪律、爱护军民的好作风赢得了群众的交口赞誉。
“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在湖南桂东首次被并列提出
“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先后于1927年底和1928年初相继诞生，成为约束部队的行动准则，第一次系统、完整地将两者并列提出又是在什么时候呢?
1928年3月，工农革命军到达湖南桂东沙田，其间出现了部队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4月3日，在桂东县沙田圩后的老虎冲三十六担丘的田中，毛泽东根据数月做群众工作的经验，将过去陆续提出的纪律和注意事项合并补充，正式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颁布后，不少战士把它记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写在包袱布上，或者抄写在墙上。如今，桂东沙田的一些陈年老屋的墙上还依稀可见当年书写“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笔迹。战士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它作为检查行动的标准，奠定了红军统一纪律的基础。这也赢得了群众的真心信赖，老百姓这样歌颂红军，“红军纪律真严明，行动听命令;爱护老百姓，到处受欢迎;遇事问群众，买卖讲公平;群众的利益，不损半毫分。”
从“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演变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29年1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部队的实践经验，“六项注意”中又增加了两项：洗澡要避女人、不搜俘虏的腰包，形成了最初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工农红军的步伐一路向前、走过大江南北，对纪律的要求也在不断丰富发展。
三大纪律中，“行动听指挥”改为“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
随着作战环境的变化，原先在南方宿营时要用“门板”和“稻草”铺地睡觉的情况，在红军主力长征转移到北方以后不再有了。这两项内容因与革命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应，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就不再出现。“八项注意”的内容相应地补充完善为：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1935年10月，红15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在给官兵讲解布告时想到，如果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些军纪条文编成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歌词，更便于红军官兵牢记。于是，他与任宣传科科长的刘华清商量，借用鄂豫皖苏区流行的歌曲《土地革命已经成功了》的韵律，完成了《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由于歌词易记、旋律简单，这支嘹亮的军歌很快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战士们在一次又一次的歌唱中重温纪律要求，人民军队的好作风也随着清脆的歌声荡漾开去。
1947年10月10日，由于解放战争对人民军队的政治纪律、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提出更高要求，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又称“双十训令”)，对原先“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的内容作了统一规定。《训令》指出：“本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现在统一规定，重行颁布。望即以此为准，深入教育，严格执行。”
自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以命令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军的统一纪律。它对统一全军纪律，加强部队的思想和作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党和军队建设的传家宝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始终将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无往而不胜的重要法宝和经验总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这一历史经验的成功诠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所以传唱至今，历久不衰，从形式上看，通俗易懂，利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实质上看，它是党和军队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鲜明体现，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充分展示，是党和军队赢得人民群众爱戴和拥护的根本所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断丰富完善并得到坚定的贯彻执行，增强了革命军队的纪律意识和组织观念，培育了优良传统和作风，对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成为党和军队建设的传家宝。(李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