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贪腐 - 2016/8/1 10:44:56
2016-08-01 07:09:56 来源：产业人网 作者：党思民
王长江：60多年前，我们取得了政权。我们不革命了，我们开始搞建设。搞建设，怎么搞?面前有两种手段，一种叫市场，一种叫计划。既然是两种手段，那就随便先挑一把吧!结果当时一拍脑袋瓜，就搞了计划经济。
结果呢，搞着搞着问题越来越多，走着走着路越走越窄，最后走到死胡同里去了。怎么办，啊哟，不就是手段变化吗?再把计划弄掉，现在搞市场经济，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小小的手段的变化，用了30年。用30年时间就完成一个小小的手段变化?那说了半天，我们这个党太笨了!
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是拍脑袋决策吗？
建国初级实行计划经济制度，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集体决定的，根本不是什么“一拍脑袋”。如果那些老革命家都依靠“拍脑袋”制定重大决策，中国革命根本就不可能胜利。
建国初期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立足点非常明确——在战争废墟上恢复建设，初步建设起中国的工业体系，这个阶段必然要进行建设投资。在这一时期，负责制定经济政策的陈云同志说得非常明白——在经济实力还不强盛时期进行投资，是不能“撒胡椒面”的，必须“保障重点，统筹兼顾”，科学而有效地使用有限资金。建国初期，整个国家都处于资本稀缺的状况，而且整个西方国家(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和全面禁运，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很难从外部获取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农业积累工业化所必须的资金，是当时历史环境下唯一的选择，1953年开始的粮食统购统销，正是出于这种目的。在资本稀缺的前提下，中央集中使用资金建设一批工业项目(如“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恰恰是高效率地使用资金。新中国从一穷二白起步，在10年的时间里就初步建立了工业体系，国庆十周年阅兵的武器装备都已实现国产化。这在后发工业国里，已经属于瞩目的成就。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制度，是当时历史环境下的必然选择，根本不是什么“拍脑袋决策”。
国家能够采取的政策空间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国际环境去谈政策制定，纯属空谈。给小孩子吃成年人的药，小孩子很可能会因为代谢不良而出现中毒症状。建国初期能否直接推行改革开放时期的政策?答案必然是否定的。王教授肯定没有想到2个问题：
首先，你开放给谁?巴黎统筹委员会的17个成员国涵盖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实施全面封锁。当时的中国，连购买一些低端工业品都需要华润公司在香港艰难斡旋，更不用说购买技术和自由贸易了。
退一步说，就算巴黎统筹委员会“放水”，建国初期的中国是否具备全面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当时的中国并无工业体系，而且中央政府掌握的经济力量非常薄弱。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全面对外开放，结果只有一个——中国会像今天的许多非洲国家那样，沦为原材料产地和西方工业品倾销地，压根就不会有民族工业成长的空间。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 请注意，这句话是邓小平在建国35周年的时候说的，正是此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使得改革开放有了底气。而在建国初期，国家还没有像样的经济基础，外资的大量涌入会使得买办遍地、直接冲垮薄弱的经济基础，使得丧失主权的新中国倒退回旧中国。
习总书记反复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结合具体历史环境来看，建国初年通过计划经济手段迅速构建工业体系是正确的，经济体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改革开放也是正确的，这才是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精辟认识。总书记的话，王教授显然没有听进去。把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说成“拍脑袋决策”，认为前30年的建设无比愚蠢，纯属对历史的无知。推动改革开放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陈云，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都扮演重要角色，陈云是党内主管经济政策的副主席，邓小平是国务院副总理，他们都是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时身处一线的“操盘手”。如果非要把计划经济妖魔化，把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布局说成是瞎折腾，岂不是说改革开放的设计师们当年在带头瞎折腾?王长江教授的历史观，是无论如何都讲不通的。
王长江：毛泽东老人家不那么自信了。他说，斯大林去世之后被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我能不能得到三七开都不好说，可能是四六开，弄不好是五五开。谁也没敢跟他叫板啊?谁也没敢直接给他提出批评啊?说出话来那么没自信呢?说穿了，不就是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没解决吗?
搞了将近30年，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结果老百姓的温饱都没有解决。
毛泽东时代有没有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
王长江教授在几百人的党校培训中，再次重复一个老掉牙的谣言，说毛泽东时代没有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
从逻辑上分析，在温饱得不到解决的前提下，人均寿命应该不长，人口增长率应该较低才是。而事实恰恰相反，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1960年中国人均寿命为43.47岁，印度人均寿命为41.38岁，基本处于同一水平;而到了1976年，中国人均寿命已达65.99岁，而印度人均寿命仅为53.17岁，中国超过印度12岁还多。
1949年中国人口为5.41亿，1976年达到9.37亿。世界银行的数据还显示，从1963年到1974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都在2%以上的高位运行，属于历史最高时期。假如毛泽东时代没有解决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家家吃不上饭，请问这几亿人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为什么举国上下的生育热情高涨?为什么人均寿命迅速增加?
毛泽东时代是给中国经济夯实基础的时代，从一穷二白到共同富裕总要有个过程。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62年到1976年，中国的GDP增长即使不算稳定，平均也有7.5%以上，就整体而言，中国仍是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一个人吃了四个烧饼才饱，能不能得出前三个烧饼都白吃了的结论?因为毛泽东时代的物质条件不如今天，就把那个时代说成“无所作为”，不仅是对历史的无知，更是对几代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污蔑。
王长江：再好的一个事儿，你把它当作一个运动来搞，早晚要变形，总要形式主义化，总要表面化，没办法。你想想，当时我作为一个小青年，什么事都不懂，你让我学雷锋，天天得学，怎么学?我想来想去就两件事：
第一，我天天上街转悠去，为什么?看到万一有人摔倒，我把她扶起来，这不就是学雷锋吗?所以我老盼着人摔倒。有时候转悠一天也没人摔倒。那怎么办，我捡起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这就是学雷锋大大小小全算。这就是一件事儿
第二件事呢?那就是写日记。为什么要写日记啊?那当然要写啊!平时可能看着没多大用，但是放在那儿，万一有一天咱不幸牺牲了，日记被发现了，那咱不就成英雄了吗?你瞧瞧，就这个心态在那写日记，你那个日记能不先进吗?
学雷锋有什么不好？
王长江教授对学雷锋的理解是什么?游手好闲上街去转悠;做什么好事都记下来，期待有一天会变成“政治资本”。中央党校的教授，把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曲解为沽名钓誉，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雷锋生前可曾想过沽名钓誉?他短暂的22年青春里，不仅没有名利，甚至还遭到诽谤。因为雷锋做了很多好事，工作也很勤勉，雷锋所在的汽车团里有人出于嫉妒打小报告，说雷锋不务正业、开车技术也不好。这些小报告甚至延迟了雷锋的提干。待到团里经过调查、澄清了事实，雷锋却突然因公牺牲。没有给雷锋提干，成了雷锋团政治部主任心头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疤。如果雷锋喜欢沽名钓誉，早就去走“上层路线”了，何必为那些不会提拔他的战友和驻地群众做事呢?雷锋做好事的动机很单纯——新社会让他这个孤儿得以接受教育，成为光荣的工人、军人，所以他非常感激这个社会，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回报这个社会。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投射”。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解释来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是一种典型的心理投射。有些人自己无利不起早，于是以为别人行事都是出于赤裸裸的利益动机。以这种思路去妄自揣测和解构雷锋精神，只会显示出这些人内心的极度龌龊。
王长江：实际上，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到中国啦。当时中国被迫开放，各种先进思想蜂拥而入，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它只是之一，它不比别的思想更明显，不比别的思想地位更高，不比别的思想更鲜艳，它只是一个流派。为什么?用我今天的评价，那就一句话——中看不中用!
可能大家都是党校的老师，一听，怎么王教授这么说呢?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这也评价太低了吧?这不是我评价，这就是当时的事实
马克思主义是否“中看不中用”？
习总书记最近多次强调，要好好读一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一点王教授显然做得不怎么地——也正是因为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缺乏起码的了解，才会得出“中看不中用”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分为多个阶段，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形成阶段。而进入20世纪，列宁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主要体现在2大方面：
1- 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政权思想体系，具体内容包括：
建立与人民紧密结合的政体(“议行合一”)
实行革命阶级的专政
通过国家机器贯彻阶级意志
从阶级立场出发解决民族问题
列宁这些基本的政治思想架构，在我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里都能找到。
2-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架构构想
列宁意识到，生产力落后的苏俄不可能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所以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作为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可行方法。《列宁选集》第四卷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制度非常清晰的构想：
社会主义阶段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经济。所以仍会存在商品经济和雇佣劳动。
社会主义阶段也会催生公有制经济，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格局。
社会主义阶段会同时存在多种力量——实行按劳分配的公有制经济提高社会平等的程度，使得社会主义得以向更高层次的社会制度迈进;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同样有可能使得社会主义倒退回更低层次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社会主义阶段的建设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和斗争，既要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生产力，又要防止资本主义因素坐大而吞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乃至政权。
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既是劳动者也是小私有者。对这些群体既要团结，也要改造，使他们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这是多么深邃而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列宁早在100年前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构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的所有政策尝试，都没有超出列宁100年前搭建的架构。能够跨越百年而颠覆不破的理论，怎么可能“中看不中用”?
请问王教授，你提出了什么“中看又中用”的理论，足以超越百年前的列宁?
邓小平同志也说过：“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习总书记则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作为阐述人类社会客观运行规律的科学，怎么可能“中看不中用”?王长江教授自己并不懂马克思主义，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违背中央精神对党的指导思想胡言乱语，这样的人是不是该管一管?
王长江：60多年前，我们取得了政权。我们不革命了，我们开始搞建设。搞建设，怎么搞?面前有两种手段，一种叫市场，一种叫计划。既然是两种手段，那就随便先挑一把吧!结果当时一拍脑袋瓜，就搞了计划经济。
结果呢，搞着搞着问题越来越多，走着走着路越走越窄，最后走到死胡同里去了。怎么办，啊哟，不就是手段变化吗?再把计划弄掉，现在搞市场经济，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小小的手段的变化，用了30年。用30年时间就完成一个小小的手段变化?那说了半天，我们这个党太笨了!
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是拍脑袋决策吗？
建国初级实行计划经济制度，是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集体决定的，根本不是什么“一拍脑袋”。如果那些老革命家都依靠“拍脑袋”制定重大决策，中国革命根本就不可能胜利。
建国初期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立足点非常明确——在战争废墟上恢复建设，初步建设起中国的工业体系，这个阶段必然要进行建设投资。在这一时期，负责制定经济政策的陈云同志说得非常明白——在经济实力还不强盛时期进行投资，是不能“撒胡椒面”的，必须“保障重点，统筹兼顾”，科学而有效地使用有限资金。建国初期，整个国家都处于资本稀缺的状况，而且整个西方国家(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和全面禁运，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很难从外部获取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依靠农业积累工业化所必须的资金，是当时历史环境下唯一的选择，1953年开始的粮食统购统销，正是出于这种目的。在资本稀缺的前提下，中央集中使用资金建设一批工业项目(如“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恰恰是高效率地使用资金。新中国从一穷二白起步，在10年的时间里就初步建立了工业体系，国庆十周年阅兵的武器装备都已实现国产化。这在后发工业国里，已经属于瞩目的成就。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制度，是当时历史环境下的必然选择，根本不是什么“拍脑袋决策”。
国家能够采取的政策空间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国际环境去谈政策制定，纯属空谈。给小孩子吃成年人的药，小孩子很可能会因为代谢不良而出现中毒症状。建国初期能否直接推行改革开放时期的政策?答案必然是否定的。王教授肯定没有想到2个问题：
首先，你开放给谁?巴黎统筹委员会的17个成员国涵盖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对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实施全面封锁。当时的中国，连购买一些低端工业品都需要华润公司在香港艰难斡旋，更不用说购买技术和自由贸易了。
退一步说，就算巴黎统筹委员会“放水”，建国初期的中国是否具备全面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当时的中国并无工业体系，而且中央政府掌握的经济力量非常薄弱。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全面对外开放，结果只有一个——中国会像今天的许多非洲国家那样，沦为原材料产地和西方工业品倾销地，压根就不会有民族工业成长的空间。邓小平同志在1984年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 请注意，这句话是邓小平在建国35周年的时候说的，正是此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使得改革开放有了底气。而在建国初期，国家还没有像样的经济基础，外资的大量涌入会使得买办遍地、直接冲垮薄弱的经济基础，使得丧失主权的新中国倒退回旧中国。
习总书记反复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历史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结合具体历史环境来看，建国初年通过计划经济手段迅速构建工业体系是正确的，经济体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改革开放也是正确的，这才是对建国以来历史的精辟认识。总书记的话，王教授显然没有听进去。把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说成“拍脑袋决策”，认为前30年的建设无比愚蠢，纯属对历史的无知。推动改革开放的主要领导人邓小平、陈云，在第一代领导集体中都扮演重要角色，陈云是党内主管经济政策的副主席，邓小平是国务院副总理，他们都是建立计划经济体制时身处一线的“操盘手”。如果非要把计划经济妖魔化，把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布局说成是瞎折腾，岂不是说改革开放的设计师们当年在带头瞎折腾?王长江教授的历史观，是无论如何都讲不通的。
王长江：毛泽东老人家不那么自信了。他说，斯大林去世之后被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我能不能得到三七开都不好说，可能是四六开，弄不好是五五开。谁也没敢跟他叫板啊?谁也没敢直接给他提出批评啊?说出话来那么没自信呢?说穿了，不就是老百姓的温饱问题没解决吗?
搞了将近30年，什么手段都使出来了，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结果老百姓的温饱都没有解决。
毛泽东时代有没有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
王长江教授在几百人的党校培训中，再次重复一个老掉牙的谣言，说毛泽东时代没有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
从逻辑上分析，在温饱得不到解决的前提下，人均寿命应该不长，人口增长率应该较低才是。而事实恰恰相反，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1960年中国人均寿命为43.47岁，印度人均寿命为41.38岁，基本处于同一水平;而到了1976年，中国人均寿命已达65.99岁，而印度人均寿命仅为53.17岁，中国超过印度12岁还多。
1949年中国人口为5.41亿，1976年达到9.37亿。世界银行的数据还显示，从1963年到1974年，中国的人口增长率都在2%以上的高位运行，属于历史最高时期。假如毛泽东时代没有解决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家家吃不上饭，请问这几亿人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为什么举国上下的生育热情高涨?为什么人均寿命迅速增加?
毛泽东时代是给中国经济夯实基础的时代，从一穷二白到共同富裕总要有个过程。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62年到1976年，中国的GDP增长即使不算稳定，平均也有7.5%以上，就整体而言，中国仍是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一个人吃了四个烧饼才饱，能不能得出前三个烧饼都白吃了的结论?因为毛泽东时代的物质条件不如今天，就把那个时代说成“无所作为”，不仅是对历史的无知，更是对几代社会主义建设者的污蔑。
王长江：再好的一个事儿，你把它当作一个运动来搞，早晚要变形，总要形式主义化，总要表面化，没办法。你想想，当时我作为一个小青年，什么事都不懂，你让我学雷锋，天天得学，怎么学?我想来想去就两件事：
第一，我天天上街转悠去，为什么?看到万一有人摔倒，我把她扶起来，这不就是学雷锋吗?所以我老盼着人摔倒。有时候转悠一天也没人摔倒。那怎么办，我捡起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这就是学雷锋大大小小全算。这就是一件事儿
第二件事呢?那就是写日记。为什么要写日记啊?那当然要写啊!平时可能看着没多大用，但是放在那儿，万一有一天咱不幸牺牲了，日记被发现了，那咱不就成英雄了吗?你瞧瞧，就这个心态在那写日记，你那个日记能不先进吗?
学雷锋有什么不好？
王长江教授对学雷锋的理解是什么?游手好闲上街去转悠;做什么好事都记下来，期待有一天会变成“政治资本”。中央党校的教授，把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曲解为沽名钓誉，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
雷锋生前可曾想过沽名钓誉?他短暂的22年青春里，不仅没有名利，甚至还遭到诽谤。因为雷锋做了很多好事，工作也很勤勉，雷锋所在的汽车团里有人出于嫉妒打小报告，说雷锋不务正业、开车技术也不好。这些小报告甚至延迟了雷锋的提干。待到团里经过调查、澄清了事实，雷锋却突然因公牺牲。没有给雷锋提干，成了雷锋团政治部主任心头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疤。如果雷锋喜欢沽名钓誉，早就去走“上层路线”了，何必为那些不会提拔他的战友和驻地群众做事呢?雷锋做好事的动机很单纯——新社会让他这个孤儿得以接受教育，成为光荣的工人、军人，所以他非常感激这个社会，希望用自己的行动回报这个社会。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投射”。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解释来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就是一种典型的心理投射。有些人自己无利不起早，于是以为别人行事都是出于赤裸裸的利益动机。以这种思路去妄自揣测和解构雷锋精神，只会显示出这些人内心的极度龌龊。
王长江：实际上，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到中国啦。当时中国被迫开放，各种先进思想蜂拥而入，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它只是之一，它不比别的思想更明显，不比别的思想地位更高，不比别的思想更鲜艳，它只是一个流派。为什么?用我今天的评价，那就一句话——中看不中用!
可能大家都是党校的老师，一听，怎么王教授这么说呢?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这也评价太低了吧?这不是我评价，这就是当时的事实
马克思主义是否“中看不中用”？
习总书记最近多次强调，要好好读一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这一点王教授显然做得不怎么地——也正是因为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缺乏起码的了解，才会得出“中看不中用”的结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分为多个阶段，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形成阶段。而进入20世纪，列宁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主要体现在2大方面：
1- 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政权思想体系，具体内容包括：
建立与人民紧密结合的政体(“议行合一”)
实行革命阶级的专政
通过国家机器贯彻阶级意志
从阶级立场出发解决民族问题
列宁这些基本的政治思想架构，在我国现行的1982年宪法里都能找到。
2-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架构构想
列宁意识到，生产力落后的苏俄不可能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所以提出了“新经济政策”，作为向共产主义迈进的可行方法。《列宁选集》第四卷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制度非常清晰的构想：
社会主义阶段需要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经济。所以仍会存在商品经济和雇佣劳动。
社会主义阶段也会催生公有制经济，形成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格局。
社会主义阶段会同时存在多种力量——实行按劳分配的公有制经济提高社会平等的程度，使得社会主义得以向更高层次的社会制度迈进;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同样有可能使得社会主义倒退回更低层次的资本主义制度。因此，社会主义阶段的建设存在着内在的矛盾和斗争，既要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发展生产力，又要防止资本主义因素坐大而吞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乃至政权。
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既是劳动者也是小私有者。对这些群体既要团结，也要改造，使他们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这是多么深邃而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列宁早在100年前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构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行的所有政策尝试，都没有超出列宁100年前搭建的架构。能够跨越百年而颠覆不破的理论，怎么可能“中看不中用”?
请问王教授，你提出了什么“中看又中用”的理论，足以超越百年前的列宁?
邓小平同志也说过：“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习总书记则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 “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作为阐述人类社会客观运行规律的科学，怎么可能“中看不中用”?王长江教授自己并不懂马克思主义，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违背中央精神对党的指导思想胡言乱语，这样的人是不是该管一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