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和尚 - 2016/8/2 19:08:14
2016-08-02 15:13:13 来源：察网 作者：网友
毛泽东同志告诫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一、中国共产党与西方的“执政党”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政党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是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政治上最积极的代表，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政治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而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政治组织。
“政党”指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政纲的政治组织。
中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完全不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江泽民同志2000年2月25日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和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利益完全是不一致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党的功能是制定、公布并宣传其政纲，争取选民的支持和获得议会的席位，在议会中致力于国家立法和监督政府，争取领导或参加政府，在政府中制订并实施各项决策。
无产阶级政党的功能，在夺取政权前主要是制订符合广大人民意愿和利益的革命纲领，通过党员的骨干作用，联系、发动、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主的群众性政治斗争，推翻剥削阶级的国家政权;在夺取政权后，主要是执掌国家政权，对全国全社会实行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社会生产，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执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下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宪政政治”的一部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党。在实行议会制 (内阁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是指在议会竞选中获得多数议席，内阁如果由几个政党联合组成，这几个政党都是执政党;实行总统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在总统竞选中取得总统职位的政党就是“执政党”。与执政党相对应的就是在选举中没有获胜的政党则成为“反对党”或者“在野党”，执政党和反对党、在野党的关系是相互竞争和对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其本质和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不是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相互竞争和对立，而是合作和协商的关系，所以在中国不会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出现“执政党”、“反对党” 和“在野党”。
王长江在文章中引用了邓小平1956年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王长江引用这些话的目的是想用偷换概念的伎俩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从而进一步在中国推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民主政治”。
邓小平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是说过这样的话，报告中的原文是：“党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这里所表达的“执政的党”已经用后面的“居于领导地位”来作了说明。接下来两个自然段的开头用了两个 “执政党”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领导)的地位受到了哪些挑战，一句是：“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下一个自然段是：“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两个“执政党的地位”与前面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相联系起来看，后面的两个“执政党”的提法和前面“执政的党”是相呼应的，“执政党的地位”必然也是指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语法上来说，前面说的“执政的党”“党”是主语，“执政”是定语。而后面的两个“执政党的地位”，本意是“执政的党的地位”，“地位”是主语，“执政的党”是定语，用习惯的说法把“执政的党”简单说成的“执政党”作为定语，在这里的“执政党”不是名词而是一个词组出现，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作为一种名称是完全不同的。从政治上来解释更是没有任何联系，如果从 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所说的“执政党”和王长江所希望的“执政党”含义相同的话，为什么长期以来在中国没有实行这种制度?其实王长江对这一点也非常清楚，要不王长江也不会写这篇文章，也没有必要提出“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王长江是在西方敌对国家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收买投靠敌对国家的汉奸们在中国大力宣扬西方资本主义“普世价值”，妄图在中国推行西方“宪政民主政治”制度的形势下写这篇文章。王长江不是引用而是盗用邓小平的的话用偷梁换柱的手段来为他们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宪政民主政治”制度鸣锣开道，翻出邓小平报告中说的 “执政党”作为用来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一颗炮弹，其目的就是妄图把中国共产党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其用心何其毒也!
二、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资本主义的标准来评价共产党是错误的
王长江说：“对中国人来说，‘政党’是一个舶来品。当政党被引入中国政治生活时，这种政治现象在欧美至少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
“共产党”这一名称确实是“舶来品”，“共产党”组织是在前苏联“十月革命”马列主义传播到中国后于1921年成立的。王长江说“苏共模式的影响具有决定性意义。这自然首先与它们都把自己定性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关。”
王长江在说到“这自然首先与它们都把自己定性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关”时把“定性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关”的共产党人说成是“它们”就已经表明王长江不是共产党人的观点，他在思想并上不认同自己是共产党人。并且用“它们”而不是用“他们”来作为共产党人的代词，是侮辱共产党，发泄对共产党的仇恨的做法。
王长江言犹未尽，他的目的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受“苏共的影响”用马列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用受 “苏共影响”和“把自己定性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明“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的“三大要素”中的要素之一，是与“西欧各国的政党不同”的。王长江这样说的意思就是预言中国共产党是受“苏共”的影响而不是受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民主政治”的影响成立的，更不是中国国内革命的需求决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所以注定中国共产党也必然会象“苏共”一样的下场。
王长江总结“深刻影响中共的三大要素”定性为：“苏共模式、孙中山建党思想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三个要素。”这三个因素曾经对中国共产党产生过不同的影响，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是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起来，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如果只凭王长江所讲的这“三大要素”，中国共产党也许会和别的政党一样是不可能成功的，更不可能得到发展，不知道王长江是无意遗漏还是故意把这一决定性的因素阉割掉?
王长江说：“苏共模式是深刻影响中共的居第一位的要素。中共甫一建立，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无论客观上，还是主观上，中共都非常明确地把苏共、即最初的俄共(布)作为自己的学习对象。”并引用毛泽东所描述的，“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来证明其定性的确。
中国共产党最早是以苏共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是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夺取政权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第一位要素，在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受苏共影响的前中共领导人听从共产国际(苏共)的指挥领导曾经给中国共产党的红军造成过巨大的损失，解放后的苏共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敌人，这一点相信王长江不是不知道。王长江把中国共产党强行和“苏共”拉在一起，把“苏共”作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和发展的第一要素，其用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写到这里王长江笔锋一转便接下来说：“这种类型的政党，从一开始就和西欧各国的政党不同。”意思是说“苏共”的灭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和西欧各国的政党不同”，没有按照西方的“普世价值”实行西方的“宪政民主政治”，所以导致“苏共”的灭亡。如果苏共一开始就按西欧国家政党的标准成立，实行“宪政民主政治”，就没有“十月革命”，就不会有列宁领导成立的无产阶级政权。苏共的灭亡不是因为和西欧国家的政党不同，而是“苏共”后来背叛了列宁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想和信仰，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其性质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相同才导致灭亡。
王长江说：“在西欧，政党的产生和民主的发展相联系。在与神权专制统治的抗争过程中，产生了近现代民主政治。”
按照王长江的说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民主政治”是在“与神权专制统治过程中”产生的。这样的话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是“无神论”国家，“基督耶苏”已经滚出了西方国家;另一种解释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的“上帝”(神权)不是“专制统治”而是“民主统治”。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符合第一种解释则证明王长江说得很对;如果不是第一种解释而是第二种解释，王长江则是在狡辩，因为“与神权专制统治的抗争”“产生了近现代民主政治”的西方政党仍然在信仰他们的上帝(神)，西方国家的总统或首相往往都是“上帝”的信徒。与神权专制统治作斗争的人怎么会成为神的信徒?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帝”(神)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上帝在教徒面前拥有绝对的权威，教徒对上帝也是虔诚崇拜。王长江的目的是要把他自己个人崇拜西方“民主政治”的欲望而连同2000多年前的耶苏也纳入到信奉所谓的“近现代民主政治”中去，真是荒谬至极。
王长江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他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膜顶崇拜，只不过是想用抬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民主政治”来贬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取得胜利建立的人民政权而已，通过这样的“对比之下”，说明西方的政党是“伟大”的，所以忘记了事实的真伪，这就是立场问题。
王长江接着说：“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是：民众作为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者，决定权力的使用，决定直接执行权力的人选，对施权者进行监督，对施权结果进行评价。民众直接去做这些事情，就是所谓的直接民主。但在实践中，直接民主的实施有很多不可逾越的障碍，如国家规模，公民素质，操作成本等。作为探索的结果，出现了相对直接民主而言的间接民主形式。民众不是直接、而是通过选出的代表来代行公民职责，控制公共权力，即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产生了组织民众的要求。于是，政党作为利益表达者，作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有效手段，理所当然地成了代议制民主的主角。可见，在西欧、北美，政党一开始就是作为民主政治的工具出现的。政党因发挥连接民众与公权力的功能而获得了存在的理由。正因为此，西方学者关于政党的定义，大多以民主政治为背景。”
(“理念”一词基本上是对应柏拉图的哲学术语。这个术语有时候也翻译成理式，相，型相等。是一种抽象的精神存在。一切具体的感性的事物，都是分享了它自身的理念才成为这样的事物。“理念”一般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常用，大陆过去很少有人用“理念”一词。改革开放后，“理念”一词也跟着许多西方的话语来到中国，中国大陆原有的话语体系也在中国共产党放弃话语权的的情况下彻底崩溃。)
王长江身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按理说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不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进中国共产党党校任教?不是共产党员更不可能担任党校的党建教研部主任。可是为什么一个党校的教授，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写的文章却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资本主义国家歌功颂德，变成了一个崇拜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的政客，不知道王长江是怎么混进到中国共产党内来的，这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的悲哀!
王长江把西方的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描绘得如此之好，完全是一片谎言。从欧美国家对外进行侵略掠夺，对内进行剥削压迫的大量事实和黑人无辜被杀害的案例给了王长江一记记响亮的耳光。王长江向往西方的“民主政治”，信仰西方资本主义普世价值，为什么还要加入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难道王长江不知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君而仕”的选择，难道王长江忘记了在党旗下的宣誓?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的誓言?
当说到共产党，王长江中又是怎么样描述的呢?王长江说：“对比之下，在俄、中等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和目的都迥然相异。共产党不是要在民众和现有国家之间起连接作用，而首先是要改变现有国家体制。用马克思的话说，共产党人的目的不是要掌握现有的国家机器，而是要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炸毁旧的国家权力”。或者说，是要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政权，夺取权力。只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政党的特殊功能，看到政党可以用来作为组织群众、实现夺权目标的工具，建立政党才受到了格外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毫不隐晦地谈到这一点。因此，我们使用‘革命党’这个概念，来表示这个以领导社会底层进行革命、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党，一般说来不会引起多少歧义。毛泽东用他特有的语言风格很准确地道出了这一命题。他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而革命，取其本意，指的就是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革命党的最根本特征是，它不以现有国家体制为前提，而是把自己置于国家对立面，对待国家的方法非常简单明了：削弱其合法性，破坏其基础，摧毁其制度。处在这种状态之下，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具有半军事化组织的特征。这个特点帮助中共干成了建立新中国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其行为方式对后来几十年都有强大的影响。”
王长江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受剥削压迫描述成为“民众作为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者，决定权力的使用，决定直接执行权力的人选，对施权者进行监督，对施权结果进行评价”;把拿资本家的钱靠资本家赏饭吃为资本家服务的政党描述成“因发挥连接民众与公权力的功能而获得了存在的理由”是错误的;反而把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描述成“不是要在民众和现有国家之间起连接作用”和“把自己置于国家对立面”，把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人进行革命，人民拥护共产党领导革命诬蔑成“只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政党的特殊功能，看到政党可以用来作为组织群众、实现夺权目标的工具，建立政党才受到了格外重视”，更是错上加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王长江用西式语言表达的是“民众作为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者，决定权力的使用，决定直接执行权力的人选，对施权者进行监督，对施权结果进行评价”)王长江把西方政党的“特殊功能”诬陷在中国共产党头上，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嫁接为西方国家政党的功能，这是天大的欺骗。也许王长江天生畸形，平时都是用手撑着在地上走路，所以他看到的一切都是颠倒的。
三、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本质是完全不同的
王长江说：孙中山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思想是深刻影响中共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接下来引用“1941年，邓小平就曾在一篇文章里尖锐批评了“以党治国”的思想，指出它的表现是把党的优势建立在权力之上，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包办、代替政府的工作。”借批判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功劳，造谣“共产党执政后‘以党治国’，实际上大多数人，包括党的领袖，都没有看到其背后隐藏着的重大问题”，把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夺取政权建设新中国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党权高于一切”混淆在一起，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稍微了解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本质是完全不同的。真正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的，是要消灭私有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神论(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是主张辩证唯物主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必要保证，把“坚持党的领导”诬蔑为“党权高于一切”是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国民党也好，西方国家的各种社会党派也好，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在野党，这些党派都无法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都不是为无产阶级穷苦劳动大众利益和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王长江在文中始终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以及西方国家的社会党派等同起来相对比，是别有用心的。
毛泽东同志说：“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共产党是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国民党是镇压人民群众的，共产党坚持的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如果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不是保护人民利益而是象西方国家的政党一样保护的是少数剥削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就变成了国民党，无产阶级的党就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前苏联就是因为苏共背叛了马列主义，背叛了共产党的信仰，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才导致失败。如果中国共产党按王长江所说的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国民党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自己，能够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国民党等资产阶级政党认同，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已经改变成和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政党相同或者相近的组织。那么，共产党就不会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象西方的政党一样，为了拉选票必须巴结资本家变成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政党。这样，中国共产党也一定会步入苏共的后尘最后亡党亡国，中国人民必将重新遭受深重的灾难。用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来衡量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就象是拿着秤杆来丈量长度或者是拿着尺子称重量一样，完全是错误的。
共产党受到不同阶级立场的人反对是正常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
四、不要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上来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是与非
王长江说：孙中山“建立政党的目的就是为了组织革命，而不是象西方政党那样进行合法的平等竞争。”王长江在这里再一次继续吹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争权夺利的“政党是合法的平等竞争”。却不揭露“西方政党”竞争的目的是什么，是竞争为人民服务还是竞争为自己得到更多的选票。更是在“合法”后面还加上一个“平等竞争”，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政客本来面目及其虚伪性，他是在为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宪政“民主政治”作虚假广告。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是由资本家垄断的，贫富悬殊极大，在贫富悬殊的社会里，穷人和富人之间谈何“平等竞争”?外国的情况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看不到，但从中国现在因为学习西方国家走私有化的资本主义道路造成的贫富差别悬殊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现状就可以知道西方国家是不“平等”的。
王长江在文章中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的最大不同是，西方人对国家权力非常警惕，认为若不加以限制和约束，国家权力随时都有越过边界侵犯个人自由的可能。在中国，政治则一开始就被看作是善事，崇尚贤人治国。”
王长江一直没有忘记用西方国家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政治，他还说：“孔夫子更以此观念来解释政治：“政者，正也”。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政治理念，和西方是很不一样的。人们很少像西方人那样千方百计地限制和约束国家权力，而是希望国家权力万能，最好强大到足以把人的衣食住行都承揽下来;人们也很少像西方人那样对掌权者保持警惕，而是希望掌权者集道德、权威、能力于一身，克己奉公，为民造福。”
王长江口口声声说西方国家平等、民主，“西方人对国家权力非常警惕”，能“千方百计地限制和约束国家权力”。事实是这样的吗?王长江所说的“千方百计地限制国家权力”中的西方人是指有钱有势的资本家，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是保护资本家的利益的，总统都是由资本家推举出来的，由资本家当家作主，没有钱的穷人是不可能限制国家权力的。当“国家权力随时都有越过边界侵犯个人自由的可能”时，黑人布朗和马丁可以有限制白人警察杀死他们的权力吗?他们再怎么样“千方百计”地想限制警察的权力也办不到，因为布朗和马西都是黑人，是普通的老百姓，随时有可能遭到美国白人警察的杀害。在美国，白人警察是可以随便找个借口杀死黑人的，而且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王长江却把一个可以任意奴役及杀害黑人的西方国家捧为“民主政治”的国家，不知道王长江信奉的是的是什么样的“民主”，这样的“现代民主政治”是血淋淋的啊，可想而知王长江的屁股是坐错了地方，是在为强盗念经，为魔鬼宣道。
王长江批判封建儒家思想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借对封建儒家思想来批判中国共产党。他说：“中共从批判儒家思想开始其革命目标的追求，并且建立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话语系统来为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和领导辩护。”并用引用“邓小平在他1980年名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文章中仍然强调，我们完成了推翻封建主义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任务，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因为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借邓小平批判封建主义残余的话来攻击中国共产党，诡辩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深刻影响中共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王长江说：“中共一直强调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党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这些内容和论断，除了极个别提法已不再强调外，至今仍在使用。
但是，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这些概念，其含义却有很大区别，有时甚至大相径庭，这种状况，往往使许多国外学者感到困惑和不解。”
王长江对中国共产党的以上提法表现出非常不满，原因是因为“往往使许多国外学者感到困惑和不解。”
这真是奇了怪了，中国虽然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中国共产党的提法是在中国实行的，只要中国人民认同就是最好的，为什么一定要因为“国外学者感到困惑和不解”就不行呢?王长江在这里所指的国外学者是哪些人?不知道在王长江眼中，美国的埃德加·斯诺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算不算学者?英国著名的学者约翰列文算不算?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算不算?……到底哪些国外学者感到困惑和不解?是他们不想了解中国还是敌视中国?如果不是，那为什么会感到困惑和不解呢?当年毛泽东在中国比哪个中国学者差吗?他为了了解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情况也曾主动地学习英文。王长江口中的学者如果真的想了解中国尊重中国和中国交朋友，就应该主动地向中国人学习，向了解中国的人学习，而不应该带着高傲的有色眼光甚至用敌视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和中国人，或者想到中国来改变什么，这样的外国学者对中国感到困惑和不解是必然的，中国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些外国学者感到困惑和不解而按照他们的要求改变什么。
王长江在这篇文章中有一个非常显明的特点，就是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来批判(中国)共产党，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民主政治”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上来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是与非。在王长江看来，是非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只要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都是正确的，只要不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都是错误的，这就是王长江的逻辑，这就是王长江要颠覆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五、中国共产党决不能变成资产阶级的“执政党”
王长江最后说：“中共对推进党的改革、推进自身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既有深刻的认识，也有强烈的愿望。一些已有的改革成果具有实质意义。但是，也应当看到，30年的历程已经把改革推到了深水区。能不能解决改革的深层次问题，越来越取决于党的自身改革的进度。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共面前还存在大量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
王长江这段话才是他写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他是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标准要求中国共产党自身从无产阶级“革命党”向资产阶级“执政党”转变(和平演变)。他希望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把中国共产党带上资本主义的邪路，从而背叛工人阶级的利益，放弃“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最后把中国共产党演变成为资本家服务用金钱拉选票“普选”出来的“执政党”，其用心确实非常良苦。他在“同情”中国共产党，担心中国共产党不会这样做。如果王长江能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的出于善意，就应该从加强党的建设，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紧密联系人民群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作为出发点来为中国共产党出谋划策，而不应该用西方国家邪恶的宪政“民主政治”作为标准来为中国共产党“号脉”。
中国共产党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以往的斗争中取得了非常伟大的胜利，“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贫富分化严重，差别巨大，由于走资派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化”制度，为了“市场经济”效益，官场变成商场可以卖官买官，法院成了“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地方，导致中国人民由原来万众一心、团结一致的集体变成成一盘散沙、各自为阵，勾心斗角的“角斗场”。人们为了个人和小集团利益拉山头，闹派性。黄赌毒黑泛滥，走私贩卖人口猖獗，车下掉钱有人抢，路上跌倒无人扶，各种犯罪率飚升，物价，住房、医疗、教育、环境、养老、计划生育、毒食品……
以上例举的这些问题我相信王长江也会清楚，而且应该懂得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作为中国共产党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的王长江按理应该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克服这些问题困难，改变这些问题的状况，防止这些问题的再发生。可是，王长江在批判共产党的时候对这些问题却避而不谈，只字不提，只是一味地宣扬西方的“近现代民主政治”，用西方资本主义政党的标准来批判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党的“错误”。 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提出要共产党由“革命党”向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转变，把中国引入资本主义灾难的深渊，这还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所作所为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不同，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王长江所崇尚的西方国家是以资本家垄断，靠战争发财，靠剥削起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说：“人民是什么? 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们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资本主义国家是在资本家的垄断下，选举符合资本家利益的政府，向着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和剥削的阶级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如果人民有所反抗或者宣扬共产主义，就会立即遭到取缔，予以制裁。对资本家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资本家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这和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正好相反。毛泽东同志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必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管制下执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绝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得非常清楚：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西方国家的“政党”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吗?西方国家的“政党”正好相反，西方国家的政党是为他们国家的资本家服务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革命奋斗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
王长江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难道不清楚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吗?不明白共产党人是要消灭私有制吗?要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就必须继续革命，革旧思想的命，革自己的命。如果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愿意革命，就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胜利以后，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私有制还没有消灭，共产主义还没实现，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的，共产党人就要继续革命。千万不要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松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共产党决不能因为胜利夺取政权后受到资产阶级的腐蚀由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向资产阶级的“执政党”转变，中国共产党如果由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转变成资产阶级的“执政党”，就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阶级，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民将重新起来“革”假共产党的“命”。
真正的共产党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是永远为人民服务的。
中国古代有一个学派叫名家，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公孙龙，曾经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叫做“白马非马”，就是说，“马”不等于“白马”。从逻辑上看，这个观点当然是成立的，马和白马各自的概念内涵与外延范围是不一样的。如果从单纯思想史的角度看，这是中国古代在逻辑思想上较早取得思辨成就的一个案例，也常在学术史上被人们提起。据说有一次政府规定不许牵马出城，公孙龙牵着一匹白马要出城，被城门守卫拦住，公孙龙就拿这一套逻辑去和守卫辩论，说官府规定是不让马出城，我牵的是白马，因此不在限定之列，就牵着白马扬长而去了。
可以看出，公孙龙无非就是利用逻辑概念的不一致，来为自己在实践上的投机取巧制造借口。在逻辑上，说白马非马，不失为辨义析理的学术追问精神。但是在现实中，拿这套逻辑把白马不作为马牵出城，把逻辑学的学术问题当成在现实中为自己谋利、规避政策的手段，则毫无疑问是在诡辩。
对公孙龙的这一套把戏，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看得很清楚了，他在《论六家要旨》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说白了就是故意拿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绕圈子，把人绕得云里雾里陷入似是而非的话语圈套中，乃至最后的结论都违背常识了。把形式逻辑发挥到极致，却丝毫不顾实践逻辑、历史逻辑。
公孙龙与白马非马的故事已经作为思想史上的一段趣谈，被大家茶余饭后偶尔拿来消遣。可是两千年后的今天，有一位现代公孙龙的现代版名家理论白马非马学说仍然大行其道，风光无限。这位现代公孙龙叫王长江。这几天，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在面向全国党校系统骨干教师开设的培训课堂上，对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评价，就正是“白马非马论”的最好现代翻版。王长江教授在课堂上讲到：
“我们老说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那是正儿八经的、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吗?不是，哪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呀，你那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到中国啦!哎，当时中国被迫开放，各种先进思想蜂拥而入，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哎，但是它只是之一，它不比别的思想更明显，不比别的思想地位更高，不比别的思想更显眼，它只是一个流派，为什么，因为，如果用我今天的评价，那就一句话，因为它中看不中用。啊，可能大家都是党校的老师，一听，怎么王教授这么说呢，怎么说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这评价太低了吧，这不是我评价，这就是当时的事实，”
王教授的这两句话，核心的意思有两点：一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正儿八经的，换言之，是水货，是山寨的；二是即使是本原的马克思主义，也是没用的高谈阔论，解释不了现实社会，更指导不了中国的发展。
针对第一点，中国共产党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马克思主义。要是按照公孙龙白马非马的逻辑说，这似乎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流派有许多种，他们本身也都处在一个发展流变的历史过程中。可是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论下去，究竟还有哪一种马克思主义才算正宗的?每一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都对他的老祖宗有所发展、改变，肯定和本来面目有所不同。更近一步说，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也是有所不同并且不断深化的，究竟哪一个阶段的马克思才能算作真正的马克思?王长江教授的这种推论看似有理，其实不过是如黑格尔所说的“恶的无限性”，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环节的局部否定而最终陷入无限的彻底的否定中。照这样说，甚至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王长江教授，因为每时每刻的王长江教授都是变化不同的。这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手法并不新鲜，二战以后西方学术界热衷制造的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对立的学术神话，就是在马克思内部刻意制造两个马克思，让人们对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发生质疑和动摇。其最终目的，要么就是从外部一棍打死，认为中国人当初千辛万苦取经取到的竟然是假经，制造思想混乱和崩溃;要么就是从内部拉一派打一派，在否定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偷运私货，趁机推销贩卖其他所谓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所谓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等等思潮不都是在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被传播的吗?这种手法不正是此前《炎黄春秋》杂志所惯用的吗?
针对第二点，说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首先倒很有必要借鉴一下王教授的提法了，得先说清楚到底啥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用”作为一种价值判断，首先要搞清楚的是针对谁说的。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鲜明的阶级性，而且以最坦诚的的品格公开表明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就是指导并实现广大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会以全民利益代言人的面目左右逢源四面讨好。在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指导广大无产阶级翻身得解放，对内推翻三座大山人民当家做主，对外反抗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垄断资本主义霸权。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总会有人觉得马克思主义不好、不中用，乃至大大的坏。90年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不就被有些人觉得“糟得很”吗?对于广大劳动人民而言是砸碎锁链得解放、夺过鞭子揍敌人的喜事，对黄世仁、胡汉三们却是丧钟。对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而言，马克思主义很有用，是真正的行动指南，因为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要坦然承认，正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的95年里，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一洗被外敌欺凌的百年耻辱，实现国家民族独立富强，扭转三千年未有之奇变，让人民当家作主富足安康。以“不中用”的名义，把人民解放事业的敌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攻讦当作定论，反过来扣到马克思注意的头上，这最终只会虚无、消解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艰辛奋斗历史。还有比这种白马非马的套路更无耻的混淆与诡辩吗?
应该说，王教授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时代道路的“白马非马”式的否定，是与另外一种声音相互应和的，那就是指鹿为马、指驴为马，其最终目的就是解鞍杀马，剥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指导权，是最为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之一。说中国共产党取的经不是真经，从另一面只是为其他思潮学说正名张本。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没有合法准生证的黑户，其必然逻辑就是要把中国建设发展的解释权话语权、把指导今后中国发展思路的领导权拱手送给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手中。
作为例证，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并值得警惕的是，近些年来，在各种研究反思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的观点中，有一种倾向，一方面对中国发展成就极尽赞美，另一方面却总是极力把成功的原因归结到其他方面上去，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啦，儒家思想国学文化的复兴啦，中国巧妙地实行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啦，总之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
这种倾向和王长江教授的观点对照起来，就合成了当前中国思想领域中排斥、虚无、动摇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完整一环。王长江教授们打算从前门以“不正宗”、“不中用”的名义把马克思主义像瘟神一般送走，再从后门把各种亲资本、反人民的主义像请神仙一般请来供奉。其结果，只能是各种放任自由资本、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主义指导中国改革发展，对内强势对待劳动群众，对外向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屈膝投降。在这个意义上，王长江教授和张维迎、茅于轼、吴建民等人是隔着战壕相互致意紧密配合的好战友。
因此，王长江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评价，虽然在逻辑上漏洞百出纯属诡辩，但是却获得不小的市场，正是因为这种诡辩论调深深迎合了国内外一部分人意欲干扰、争夺乃至掌控指导中国社会发展话语权的图谋。从逻辑上揭穿王教授这些白马非马指路为马的诡辩术，并不费劲，但从实践上高度警惕与王教授们相应和并准备解鞍杀马的社会力量，才是更长远而艰巨的任务。
毛泽东同志告诫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一、中国共产党与西方的“执政党”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政党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它是在阶级社会中，一定的阶级或阶层的政治上最积极的代表，为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政治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和保持政权，而在阶级斗争中形成的政治组织。
“政党”指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和集团的利益，旨在执掌或参与国家政权以实现其政纲的政治组织。
中国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所代表的利益完全不同，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江泽民同志2000年2月25日在广东省考察工作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和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利益完全是不一致的。
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党的功能是制定、公布并宣传其政纲，争取选民的支持和获得议会的席位，在议会中致力于国家立法和监督政府，争取领导或参加政府，在政府中制订并实施各项决策。
无产阶级政党的功能，在夺取政权前主要是制订符合广大人民意愿和利益的革命纲领，通过党员的骨干作用，联系、发动、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以武装斗争为主的群众性政治斗争，推翻剥削阶级的国家政权;在夺取政权后，主要是执掌国家政权，对全国全社会实行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发展社会生产，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执政党”是“现代民主政治”下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宪政政治”的一部份，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党。在实行议会制 (内阁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是指在议会竞选中获得多数议席，内阁如果由几个政党联合组成，这几个政党都是执政党;实行总统制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在总统竞选中取得总统职位的政党就是“执政党”。与执政党相对应的就是在选举中没有获胜的政党则成为“反对党”或者“在野党”，执政党和反对党、在野党的关系是相互竞争和对立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其本质和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不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不是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相互竞争和对立，而是合作和协商的关系，所以在中国不会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出现“执政党”、“反对党” 和“在野党”。
王长江在文章中引用了邓小平1956年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王长江引用这些话的目的是想用偷换概念的伎俩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从而进一步在中国推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民主政治”。
邓小平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是说过这样的话，报告中的原文是：“党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这里所表达的“执政的党”已经用后面的“居于领导地位”来作了说明。接下来两个自然段的开头用了两个 “执政党”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领导)的地位受到了哪些挑战，一句是：“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下一个自然段是：“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这两个“执政党的地位”与前面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相联系起来看，后面的两个“执政党”的提法和前面“执政的党”是相呼应的，“执政党的地位”必然也是指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语法上来说，前面说的“执政的党”“党”是主语，“执政”是定语。而后面的两个“执政党的地位”，本意是“执政的党的地位”，“地位”是主语，“执政的党”是定语，用习惯的说法把“执政的党”简单说成的“执政党”作为定语，在这里的“执政党”不是名词而是一个词组出现，这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作为一种名称是完全不同的。从政治上来解释更是没有任何联系，如果从 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所说的“执政党”和王长江所希望的“执政党”含义相同的话，为什么长期以来在中国没有实行这种制度?其实王长江对这一点也非常清楚，要不王长江也不会写这篇文章，也没有必要提出“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王长江是在西方敌对国家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收买投靠敌对国家的汉奸们在中国大力宣扬西方资本主义“普世价值”，妄图在中国推行西方“宪政民主政治”制度的形势下写这篇文章。王长江不是引用而是盗用邓小平的的话用偷梁换柱的手段来为他们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宪政民主政治”制度鸣锣开道，翻出邓小平报告中说的 “执政党”作为用来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一颗炮弹，其目的就是妄图把中国共产党演变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其用心何其毒也!
二、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资本主义的标准来评价共产党是错误的
王长江说：“对中国人来说，‘政党’是一个舶来品。当政党被引入中国政治生活时，这种政治现象在欧美至少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
“共产党”这一名称确实是“舶来品”，“共产党”组织是在前苏联“十月革命”马列主义传播到中国后于1921年成立的。王长江说“苏共模式的影响具有决定性意义。这自然首先与它们都把自己定性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关。”
王长江在说到“这自然首先与它们都把自己定性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关”时把“定性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关”的共产党人说成是“它们”就已经表明王长江不是共产党人的观点，他在思想并上不认同自己是共产党人。并且用“它们”而不是用“他们”来作为共产党人的代词，是侮辱共产党，发泄对共产党的仇恨的做法。
王长江言犹未尽，他的目的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受“苏共的影响”用马列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用受 “苏共影响”和“把自己定性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明“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的“三大要素”中的要素之一，是与“西欧各国的政党不同”的。王长江这样说的意思就是预言中国共产党是受“苏共”的影响而不是受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民主政治”的影响成立的，更不是中国国内革命的需求决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所以注定中国共产党也必然会象“苏共”一样的下场。
王长江总结“深刻影响中共的三大要素”定性为：“苏共模式、孙中山建党思想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最重要的三个要素。”这三个因素曾经对中国共产党产生过不同的影响，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是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起来，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如果只凭王长江所讲的这“三大要素”，中国共产党也许会和别的政党一样是不可能成功的，更不可能得到发展，不知道王长江是无意遗漏还是故意把这一决定性的因素阉割掉?
王长江说：“苏共模式是深刻影响中共的居第一位的要素。中共甫一建立，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无论客观上，还是主观上，中共都非常明确地把苏共、即最初的俄共(布)作为自己的学习对象。”并引用毛泽东所描述的，“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依照苏联共产党的榜样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党。”来证明其定性的确。
中国共产党最早是以苏共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是影响中国共产党早期夺取政权进行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第一位要素，在中国新民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受苏共影响的前中共领导人听从共产国际(苏共)的指挥领导曾经给中国共产党的红军造成过巨大的损失，解放后的苏共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敌人，这一点相信王长江不是不知道。王长江把中国共产党强行和“苏共”拉在一起，把“苏共”作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和发展的第一要素，其用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写到这里王长江笔锋一转便接下来说：“这种类型的政党，从一开始就和西欧各国的政党不同。”意思是说“苏共”的灭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和西欧各国的政党不同”，没有按照西方的“普世价值”实行西方的“宪政民主政治”，所以导致“苏共”的灭亡。如果苏共一开始就按西欧国家政党的标准成立，实行“宪政民主政治”，就没有“十月革命”，就不会有列宁领导成立的无产阶级政权。苏共的灭亡不是因为和西欧国家的政党不同，而是“苏共”后来背叛了列宁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想和信仰，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其性质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相同才导致灭亡。
王长江说：“在西欧，政党的产生和民主的发展相联系。在与神权专制统治的抗争过程中，产生了近现代民主政治。”
按照王长江的说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民主政治”是在“与神权专制统治过程中”产生的。这样的话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是“无神论”国家，“基督耶苏”已经滚出了西方国家;另一种解释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的“上帝”(神权)不是“专制统治”而是“民主统治”。如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符合第一种解释则证明王长江说得很对;如果不是第一种解释而是第二种解释，王长江则是在狡辩，因为“与神权专制统治的抗争”“产生了近现代民主政治”的西方政党仍然在信仰他们的上帝(神)，西方国家的总统或首相往往都是“上帝”的信徒。与神权专制统治作斗争的人怎么会成为神的信徒?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上帝”(神)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上帝在教徒面前拥有绝对的权威，教徒对上帝也是虔诚崇拜。王长江的目的是要把他自己个人崇拜西方“民主政治”的欲望而连同2000多年前的耶苏也纳入到信奉所谓的“近现代民主政治”中去，真是荒谬至极。
王长江在这篇文章中表达了他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膜顶崇拜，只不过是想用抬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民主政治”来贬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取得胜利建立的人民政权而已，通过这样的“对比之下”，说明西方的政党是“伟大”的，所以忘记了事实的真伪，这就是立场问题。
王长江接着说：“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是：民众作为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者，决定权力的使用，决定直接执行权力的人选，对施权者进行监督，对施权结果进行评价。民众直接去做这些事情，就是所谓的直接民主。但在实践中，直接民主的实施有很多不可逾越的障碍，如国家规模，公民素质，操作成本等。作为探索的结果，出现了相对直接民主而言的间接民主形式。民众不是直接、而是通过选出的代表来代行公民职责，控制公共权力，即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产生了组织民众的要求。于是，政党作为利益表达者，作为民众政治参与的有效手段，理所当然地成了代议制民主的主角。可见，在西欧、北美，政党一开始就是作为民主政治的工具出现的。政党因发挥连接民众与公权力的功能而获得了存在的理由。正因为此，西方学者关于政党的定义，大多以民主政治为背景。”
(“理念”一词基本上是对应柏拉图的哲学术语。这个术语有时候也翻译成理式，相，型相等。是一种抽象的精神存在。一切具体的感性的事物，都是分享了它自身的理念才成为这样的事物。“理念”一般在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常用，大陆过去很少有人用“理念”一词。改革开放后，“理念”一词也跟着许多西方的话语来到中国，中国大陆原有的话语体系也在中国共产党放弃话语权的的情况下彻底崩溃。)
王长江身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按理说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不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进中国共产党党校任教?不是共产党员更不可能担任党校的党建教研部主任。可是为什么一个党校的教授，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写的文章却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资本主义国家歌功颂德，变成了一个崇拜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的政客，不知道王长江是怎么混进到中国共产党内来的，这确实是中国共产党的悲哀!
王长江把西方的所谓资本主义国家描绘得如此之好，完全是一片谎言。从欧美国家对外进行侵略掠夺，对内进行剥削压迫的大量事实和黑人无辜被杀害的案例给了王长江一记记响亮的耳光。王长江向往西方的“民主政治”，信仰西方资本主义普世价值，为什么还要加入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难道王长江不知道“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君而仕”的选择，难道王长江忘记了在党旗下的宣誓?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的誓言?
当说到共产党，王长江中又是怎么样描述的呢?王长江说：“对比之下，在俄、中等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和目的都迥然相异。共产党不是要在民众和现有国家之间起连接作用，而首先是要改变现有国家体制。用马克思的话说，共产党人的目的不是要掌握现有的国家机器，而是要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炸毁旧的国家权力”。或者说，是要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政权，夺取权力。只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政党的特殊功能，看到政党可以用来作为组织群众、实现夺权目标的工具，建立政党才受到了格外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都毫不隐晦地谈到这一点。因此，我们使用‘革命党’这个概念，来表示这个以领导社会底层进行革命、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党，一般说来不会引起多少歧义。毛泽东用他特有的语言风格很准确地道出了这一命题。他说：‘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而革命，取其本意，指的就是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革命党的最根本特征是，它不以现有国家体制为前提，而是把自己置于国家对立面，对待国家的方法非常简单明了：削弱其合法性，破坏其基础，摧毁其制度。处在这种状态之下，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具有半军事化组织的特征。这个特点帮助中共干成了建立新中国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其行为方式对后来几十年都有强大的影响。”
王长江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受剥削压迫描述成为“民众作为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者，决定权力的使用，决定直接执行权力的人选，对施权者进行监督，对施权结果进行评价”;把拿资本家的钱靠资本家赏饭吃为资本家服务的政党描述成“因发挥连接民众与公权力的功能而获得了存在的理由”是错误的;反而把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描述成“不是要在民众和现有国家之间起连接作用”和“把自己置于国家对立面”，把共产党发动和领导人进行革命，人民拥护共产党领导革命诬蔑成“只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政党的特殊功能，看到政党可以用来作为组织群众、实现夺权目标的工具，建立政党才受到了格外重视”，更是错上加错。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王长江用西式语言表达的是“民众作为国家事务的最终决定者，决定权力的使用，决定直接执行权力的人选，对施权者进行监督，对施权结果进行评价”)王长江把西方政党的“特殊功能”诬陷在中国共产党头上，又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嫁接为西方国家政党的功能，这是天大的欺骗。也许王长江天生畸形，平时都是用手撑着在地上走路，所以他看到的一切都是颠倒的。
三、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本质是完全不同的
王长江说：孙中山的“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思想是深刻影响中共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接下来引用“1941年，邓小平就曾在一篇文章里尖锐批评了“以党治国”的思想，指出它的表现是把党的优势建立在权力之上，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包办、代替政府的工作。”借批判国民党的“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功劳，造谣“共产党执政后‘以党治国’，实际上大多数人，包括党的领袖，都没有看到其背后隐藏着的重大问题”，把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夺取政权建设新中国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党权高于一切”混淆在一起，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稍微了解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本质是完全不同的。真正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的，是要消灭私有制，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神论(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是主张辩证唯物主义，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必要保证，把“坚持党的领导”诬蔑为“党权高于一切”是在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国民党也好，西方国家的各种社会党派也好，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在野党，这些党派都无法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都不是为无产阶级穷苦劳动大众利益和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王长江在文中始终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以及西方国家的社会党派等同起来相对比，是别有用心的。
毛泽东同志说：“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共产党是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国民党是镇压人民群众的，共产党坚持的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如果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不是保护人民利益而是象西方国家的政党一样保护的是少数剥削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就变成了国民党，无产阶级的党就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前苏联就是因为苏共背叛了马列主义，背叛了共产党的信仰，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才导致失败。如果中国共产党按王长江所说的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和国民党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自己，能够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国民党等资产阶级政党认同，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已经改变成和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政党相同或者相近的组织。那么，共产党就不会再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象西方的政党一样，为了拉选票必须巴结资本家变成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政党。这样，中国共产党也一定会步入苏共的后尘最后亡党亡国，中国人民必将重新遭受深重的灾难。用西方国家的价值观来衡量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性质，就象是拿着秤杆来丈量长度或者是拿着尺子称重量一样，完全是错误的。
共产党受到不同阶级立场的人反对是正常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
四、不要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上来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是与非
王长江说：孙中山“建立政党的目的就是为了组织革命，而不是象西方政党那样进行合法的平等竞争。”王长江在这里再一次继续吹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争权夺利的“政党是合法的平等竞争”。却不揭露“西方政党”竞争的目的是什么，是竞争为人民服务还是竞争为自己得到更多的选票。更是在“合法”后面还加上一个“平等竞争”，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政客本来面目及其虚伪性，他是在为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宪政“民主政治”作虚假广告。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是由资本家垄断的，贫富悬殊极大，在贫富悬殊的社会里，穷人和富人之间谈何“平等竞争”?外国的情况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看不到，但从中国现在因为学习西方国家走私有化的资本主义道路造成的贫富差别悬殊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现状就可以知道西方国家是不“平等”的。
王长江在文章中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的最大不同是，西方人对国家权力非常警惕，认为若不加以限制和约束，国家权力随时都有越过边界侵犯个人自由的可能。在中国，政治则一开始就被看作是善事，崇尚贤人治国。”
王长江一直没有忘记用西方国家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政治，他还说：“孔夫子更以此观念来解释政治：“政者，正也”。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政治理念，和西方是很不一样的。人们很少像西方人那样千方百计地限制和约束国家权力，而是希望国家权力万能，最好强大到足以把人的衣食住行都承揽下来;人们也很少像西方人那样对掌权者保持警惕，而是希望掌权者集道德、权威、能力于一身，克己奉公，为民造福。”
王长江口口声声说西方国家平等、民主，“西方人对国家权力非常警惕”，能“千方百计地限制和约束国家权力”。事实是这样的吗?王长江所说的“千方百计地限制国家权力”中的西方人是指有钱有势的资本家，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是保护资本家的利益的，总统都是由资本家推举出来的，由资本家当家作主，没有钱的穷人是不可能限制国家权力的。当“国家权力随时都有越过边界侵犯个人自由的可能”时，黑人布朗和马丁可以有限制白人警察杀死他们的权力吗?他们再怎么样“千方百计”地想限制警察的权力也办不到，因为布朗和马西都是黑人，是普通的老百姓，随时有可能遭到美国白人警察的杀害。在美国，白人警察是可以随便找个借口杀死黑人的，而且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王长江却把一个可以任意奴役及杀害黑人的西方国家捧为“民主政治”的国家，不知道王长江信奉的是的是什么样的“民主”，这样的“现代民主政治”是血淋淋的啊，可想而知王长江的屁股是坐错了地方，是在为强盗念经，为魔鬼宣道。
王长江批判封建儒家思想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借对封建儒家思想来批判中国共产党。他说：“中共从批判儒家思想开始其革命目标的追求，并且建立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话语系统来为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和领导辩护。”并用引用“邓小平在他1980年名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文章中仍然强调，我们完成了推翻封建主义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任务，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因为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借邓小平批判封建主义残余的话来攻击中国共产党，诡辩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深刻影响中共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王长江说：“中共一直强调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党的最高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这些内容和论断，除了极个别提法已不再强调外，至今仍在使用。
但是，在不同的语境下使用这些概念，其含义却有很大区别，有时甚至大相径庭，这种状况，往往使许多国外学者感到困惑和不解。”
王长江对中国共产党的以上提法表现出非常不满，原因是因为“往往使许多国外学者感到困惑和不解。”
这真是奇了怪了，中国虽然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中国共产党的提法是在中国实行的，只要中国人民认同就是最好的，为什么一定要因为“国外学者感到困惑和不解”就不行呢?王长江在这里所指的国外学者是哪些人?不知道在王长江眼中，美国的埃德加·斯诺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算不算学者?英国著名的学者约翰列文算不算?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算不算?……到底哪些国外学者感到困惑和不解?是他们不想了解中国还是敌视中国?如果不是，那为什么会感到困惑和不解呢?当年毛泽东在中国比哪个中国学者差吗?他为了了解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情况也曾主动地学习英文。王长江口中的学者如果真的想了解中国尊重中国和中国交朋友，就应该主动地向中国人学习，向了解中国的人学习，而不应该带着高傲的有色眼光甚至用敌视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和中国人，或者想到中国来改变什么，这样的外国学者对中国感到困惑和不解是必然的，中国也没有必要因为这些外国学者感到困惑和不解而按照他们的要求改变什么。
王长江在这篇文章中有一个非常显明的特点，就是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来批判(中国)共产党，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民主政治”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站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上来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是与非。在王长江看来，是非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只要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都是正确的，只要不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都是错误的，这就是王长江的逻辑，这就是王长江要颠覆中国共产党的原因。
五、中国共产党决不能变成资产阶级的“执政党”
王长江最后说：“中共对推进党的改革、推进自身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既有深刻的认识，也有强烈的愿望。一些已有的改革成果具有实质意义。但是，也应当看到，30年的历程已经把改革推到了深水区。能不能解决改革的深层次问题，越来越取决于党的自身改革的进度。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共面前还存在大量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才能解决的带根本性的问题。”
王长江这段话才是他写这篇文章的真正目的，他是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标准要求中国共产党自身从无产阶级“革命党”向资产阶级“执政党”转变(和平演变)。他希望中国共产党内部出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把中国共产党带上资本主义的邪路，从而背叛工人阶级的利益，放弃“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最后把中国共产党演变成为资本家服务用金钱拉选票“普选”出来的“执政党”，其用心确实非常良苦。他在“同情”中国共产党，担心中国共产党不会这样做。如果王长江能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的出于善意，就应该从加强党的建设，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紧密联系人民群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作为出发点来为中国共产党出谋划策，而不应该用西方国家邪恶的宪政“民主政治”作为标准来为中国共产党“号脉”。
中国共产党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在以往的斗争中取得了非常伟大的胜利，“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贫富分化严重，差别巨大，由于走资派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私有化”制度，为了“市场经济”效益，官场变成商场可以卖官买官，法院成了“有理无钱莫进来”的地方，导致中国人民由原来万众一心、团结一致的集体变成成一盘散沙、各自为阵，勾心斗角的“角斗场”。人们为了个人和小集团利益拉山头，闹派性。黄赌毒黑泛滥，走私贩卖人口猖獗，车下掉钱有人抢，路上跌倒无人扶，各种犯罪率飚升，物价，住房、医疗、教育、环境、养老、计划生育、毒食品……
以上例举的这些问题我相信王长江也会清楚，而且应该懂得这些问题为什么会出现。作为中国共产党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的王长江按理应该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克服这些问题困难，改变这些问题的状况，防止这些问题的再发生。可是，王长江在批判共产党的时候对这些问题却避而不谈，只字不提，只是一味地宣扬西方的“近现代民主政治”，用西方资本主义政党的标准来批判中国共产党不同于西方国家政党的“错误”。 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提出要共产党由“革命党”向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转变，把中国引入资本主义灾难的深渊，这还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所作所为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不同，中国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王长江所崇尚的西方国家是以资本家垄断，靠战争发财，靠剥削起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实行的是人民民主专政而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说：“人民是什么? 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们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资本主义国家是在资本家的垄断下，选举符合资本家利益的政府，向着劳动人民和一切被压迫和剥削的阶级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如果人民有所反抗或者宣扬共产主义，就会立即遭到取缔，予以制裁。对资本家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资本家言论集会结社等自由权。这和毛泽东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正好相反。毛泽东同志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必须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管制下执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绝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执政党”。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得非常清楚：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西方国家的“政党”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吗?西方国家的“政党”正好相反，西方国家的政党是为他们国家的资本家服务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革命奋斗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
王长江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难道不清楚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吗?不明白共产党人是要消灭私有制吗?要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共产党人就必须继续革命，革旧思想的命，革自己的命。如果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愿意革命，就不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胜利以后，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私有制还没有消灭，共产主义还没实现，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的，共产党人就要继续革命。千万不要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松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共产党决不能因为胜利夺取政权后受到资产阶级的腐蚀由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向资产阶级的“执政党”转变，中国共产党如果由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转变成资产阶级的“执政党”，就成了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阶级，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民将重新起来“革”假共产党的“命”。
真正的共产党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政党，是永远为人民服务的。
中国古代有一个学派叫名家，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公孙龙，曾经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叫做“白马非马”，就是说，“马”不等于“白马”。从逻辑上看，这个观点当然是成立的，马和白马各自的概念内涵与外延范围是不一样的。如果从单纯思想史的角度看，这是中国古代在逻辑思想上较早取得思辨成就的一个案例，也常在学术史上被人们提起。据说有一次政府规定不许牵马出城，公孙龙牵着一匹白马要出城，被城门守卫拦住，公孙龙就拿这一套逻辑去和守卫辩论，说官府规定是不让马出城，我牵的是白马，因此不在限定之列，就牵着白马扬长而去了。
可以看出，公孙龙无非就是利用逻辑概念的不一致，来为自己在实践上的投机取巧制造借口。在逻辑上，说白马非马，不失为辨义析理的学术追问精神。但是在现实中，拿这套逻辑把白马不作为马牵出城，把逻辑学的学术问题当成在现实中为自己谋利、规避政策的手段，则毫无疑问是在诡辩。
对公孙龙的这一套把戏，早在两千多年前，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看得很清楚了，他在《论六家要旨》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名家苛察缴绕，使人不得反其意，专决于名而失人情”。说白了就是故意拿这些似是而非的概念绕圈子，把人绕得云里雾里陷入似是而非的话语圈套中，乃至最后的结论都违背常识了。把形式逻辑发挥到极致，却丝毫不顾实践逻辑、历史逻辑。
公孙龙与白马非马的故事已经作为思想史上的一段趣谈，被大家茶余饭后偶尔拿来消遣。可是两千年后的今天，有一位现代公孙龙的现代版名家理论白马非马学说仍然大行其道，风光无限。这位现代公孙龙叫王长江。这几天，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在面向全国党校系统骨干教师开设的培训课堂上，对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评价，就正是“白马非马论”的最好现代翻版。王长江教授在课堂上讲到：
“我们老说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你那是正儿八经的、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吗?不是，哪是原汁原味的马克思主义呀，你那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到中国啦!哎，当时中国被迫开放，各种先进思想蜂拥而入，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哎，但是它只是之一，它不比别的思想更明显，不比别的思想地位更高，不比别的思想更显眼，它只是一个流派，为什么，因为，如果用我今天的评价，那就一句话，因为它中看不中用。啊，可能大家都是党校的老师，一听，怎么王教授这么说呢，怎么说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这评价太低了吧，这不是我评价，这就是当时的事实，”
王教授的这两句话，核心的意思有两点：一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正儿八经的，换言之，是水货，是山寨的；二是即使是本原的马克思主义，也是没用的高谈阔论，解释不了现实社会，更指导不了中国的发展。
针对第一点，中国共产党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马克思主义。要是按照公孙龙白马非马的逻辑说，这似乎是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流派有许多种，他们本身也都处在一个发展流变的历史过程中。可是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推论下去，究竟还有哪一种马克思主义才算正宗的?每一种发展的马克思主义都对他的老祖宗有所发展、改变，肯定和本来面目有所不同。更近一步说，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也是有所不同并且不断深化的，究竟哪一个阶段的马克思才能算作真正的马克思?王长江教授的这种推论看似有理，其实不过是如黑格尔所说的“恶的无限性”，通过一个一个具体环节的局部否定而最终陷入无限的彻底的否定中。照这样说，甚至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王长江教授，因为每时每刻的王长江教授都是变化不同的。这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手法并不新鲜，二战以后西方学术界热衷制造的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对立的学术神话，就是在马克思内部刻意制造两个马克思，让人们对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发生质疑和动摇。其最终目的，要么就是从外部一棍打死，认为中国人当初千辛万苦取经取到的竟然是假经，制造思想混乱和崩溃;要么就是从内部拉一派打一派，在否定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偷运私货，趁机推销贩卖其他所谓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所谓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民主社会主等等思潮不都是在所谓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被传播的吗?这种手法不正是此前《炎黄春秋》杂志所惯用的吗?
针对第二点，说马克思主义中看不中用，首先倒很有必要借鉴一下王教授的提法了，得先说清楚到底啥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用”作为一种价值判断，首先要搞清楚的是针对谁说的。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鲜明的阶级性，而且以最坦诚的的品格公开表明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就是指导并实现广大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马克思主义从来不会以全民利益代言人的面目左右逢源四面讨好。在中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指导广大无产阶级翻身得解放，对内推翻三座大山人民当家做主，对外反抗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垄断资本主义霸权。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总会有人觉得马克思主义不好、不中用，乃至大大的坏。90年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湖南农民运动，不就被有些人觉得“糟得很”吗?对于广大劳动人民而言是砸碎锁链得解放、夺过鞭子揍敌人的喜事，对黄世仁、胡汉三们却是丧钟。对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而言，马克思主义很有用，是真正的行动指南，因为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要坦然承认，正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的95年里，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装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一洗被外敌欺凌的百年耻辱，实现国家民族独立富强，扭转三千年未有之奇变，让人民当家作主富足安康。以“不中用”的名义，把人民解放事业的敌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攻讦当作定论，反过来扣到马克思注意的头上，这最终只会虚无、消解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艰辛奋斗历史。还有比这种白马非马的套路更无耻的混淆与诡辩吗?
应该说，王教授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时代道路的“白马非马”式的否定，是与另外一种声音相互应和的，那就是指鹿为马、指驴为马，其最终目的就是解鞍杀马，剥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指导权，是最为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之一。说中国共产党取的经不是真经，从另一面只是为其他思潮学说正名张本。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没有合法准生证的黑户，其必然逻辑就是要把中国建设发展的解释权话语权、把指导今后中国发展思路的领导权拱手送给其他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手中。
作为例证，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并值得警惕的是，近些年来，在各种研究反思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的观点中，有一种倾向，一方面对中国发展成就极尽赞美，另一方面却总是极力把成功的原因归结到其他方面上去，比如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啦，儒家思想国学文化的复兴啦，中国巧妙地实行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啦，总之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
这种倾向和王长江教授的观点对照起来，就合成了当前中国思想领域中排斥、虚无、动摇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完整一环。王长江教授们打算从前门以“不正宗”、“不中用”的名义把马克思主义像瘟神一般送走，再从后门把各种亲资本、反人民的主义像请神仙一般请来供奉。其结果，只能是各种放任自由资本、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主义指导中国改革发展，对内强势对待劳动群众，对外向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屈膝投降。在这个意义上，王长江教授和张维迎、茅于轼、吴建民等人是隔着战壕相互致意紧密配合的好战友。
因此，王长江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的上述评价，虽然在逻辑上漏洞百出纯属诡辩，但是却获得不小的市场，正是因为这种诡辩论调深深迎合了国内外一部分人意欲干扰、争夺乃至掌控指导中国社会发展话语权的图谋。从逻辑上揭穿王教授这些白马非马指路为马的诡辩术，并不费劲，但从实践上高度警惕与王教授们相应和并准备解鞍杀马的社会力量，才是更长远而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