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贪腐 - 2016/8/10 16:16:45
2016-08-10 09:27:28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望长城内外
王长江们究竟想让我党我国转向哪里？ ——三评王长江《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一文
王长江在《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以下简称《转变》)一文中，极力鼓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谬论。此外，我们党内外，还有一些人也在起劲地宣扬与王长江的“转变论”类似的观点。那么，这些人究竟想让我党我国转向哪里呢? 笔者在一评王长江《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文章《王长江心目中的“执政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党?》中已经分析过，他们心目中的“执政党”实际上就是象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政党那样，通过多党竞选而上台执政，打着代表全体民众行使国家公权力的的幌子，实际上却主要为资产阶级等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政党。 那么，王长江们为什么要让我们党“转变”成这样的党呢?王长江在《转变》一文中虽然没有明说，但他在该文中的一段话却泄露了天机。他说：搞计划经济，“没有为我党朝这个方向探索提供动力。”“改革开放、逐步明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我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有了现实可能性。”发展经济“归根结底，还是要充分发掘人追求利益的本性，靠市场的推动来实现财富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尽管执政党和政府可以对市场经济进行调控，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本质不同在于，它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它不再由执政党和政府去规定人们做什么，而是人们根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自主地决定做什么。”“市场天然具有超越国界发展的特性。所以，经济全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方面的变革，国际社会的各种活动，也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对正在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及其执政党产生重大影响。” 王长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中国已经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仅要求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而且也使这种转变“有了现实可能性”。而过去搞计划经济，则不可能实施这种“转变”。 那么，为什么过去搞计划经济，就不可能实施这种“转变”，而现在搞了市场经济，中共就必须“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并且使这种转变“有了现实可能性”呢?这是因为王长江认为，是市场经济对这种“转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市场经济既是这种“转变”的主要推动力，又是这种“转变”得以实施的基础。 在这里，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来进行分析，就可以看清王长江的真正意图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是指由社会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构成一定社会的基础;上层建筑则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制度、组织和设施，在阶级社会主要指政治法律制度和设施。 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根源，是第一性的;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表现，是第二性的、派生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二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三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理论，市场经济属于经济基础，而政党属于上层建筑，市场经济对政党的性质与变革能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为什么过去搞计划经济，就不可能实施王长江所说这种“转变”，而现在搞了市场经济，中共就必须“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并且使这种转变“有了现实可能性”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现在的经济基础变了。 这样，重温一下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再看看中国社会今天的现实状况，就使我们对王长江们为什么早不讲、晚不讲，偏偏要在现在鼓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谬论，就能够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了。 请大家注意，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市场经济”，“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先说前两个关键词：“市场经济”和“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逐步抛弃了计划经济，而全面转向了市场经济。客观地说，就发展经济而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各有其优长。计划经济也能有效地发展经济，而并非像一些人说得那样不行，否则，前苏联就不可能靠计划经济成为当时在世界上不可一世，甚至连美国都畏惧的超级大国了，中国也就不可能靠计划经济在建国后的前30年里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的建设成就。抛弃计划经济而转向市场经济，完全是领导人的政治决定，这就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具体表现。 而市场经济从其根本的机制来说，是通过刺激和利用人的私欲来发展经济，用王长江话来说，就是“充分发掘人追求利益的本性”，“来实现财富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由于市场经济只有在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之上才能充分运行，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私有制，也就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从其本质上来说，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也就是我国为什么要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大力倡导和扶持私有经济(美其名曰“民营经济”)的根本原因。 然而，这些年来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实践充分证明，搞市场经济虽然能使经济建设得到较快的发展，但它却有非常大的负作用：一是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环境的严重污染，大大恶化了生态环境;二是导致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第三，也是最可怕的，市场经济就象“超级腐蚀剂”，严重侵蚀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不仅党政军和各种社会组织的肌体被严重腐蚀，而且还严重腐蚀了人们的灵魂，造成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严重滑坡。掂量一下这些年搞市场经济付出的这些惨痛代价，有良知的人都会感到无比的心痛，同时也深深感到：用这样大的代价来换取经济建设获得较快的发展，而且大部分发展成果又都落入了少数人的口袋，这实在是太不值了！ 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说过：“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他还说：“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149、373页) 邓小平还说过这样的意思，只要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那么即使我们利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知识、经验和经济手段，我们国家的性质仍然还是社会主义的。 后来，中国有人把邓小平的这些想法概括为“邓小平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 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生产力，“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知识和经验，是完全可以的，但其前提是国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否则，就不是“利用”资本主义，而是真正在搞资本主义了。 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发展生产力，适当地采用市场经济的手段，也不是绝对不行，但必须做到两点：一是国家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二是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防范市场经济的弊端和负作用。可是，这些年来，各级领导只注意了第一点，而严重忽视了第二点，结果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年搞市场经济，已经使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在，私有经济（民营经济）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经济成分，无论是雇用的工人还是创造的产值和交纳的税款，私有经济成分都占了总数的一大半。这就是改革——“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最深刻也是最重要的变化。 现在再说第三个关键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由于搞市场经济带来的十分严重的后果，特别是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的重大变化，使中国国内要求改变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从而全面转向资本主义的各种政治势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向我们党和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这就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发挥作用的具体表现。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党始终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只要国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中国的经济制度还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也还可以称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也还有可能采取措施来逐步消除这些年搞市场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尽管难度极大)。但如果我们党不能继续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那么国家也就不可能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最后必然会从“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到真正实行资本主义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就会完全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了。 由此可见，在中国的今天，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对于国家能否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从而保持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最最关键的，也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 然而，正是在这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上，而且还是在非常关键的时刻，王长江等人却极力鼓吹“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谬论，他们究竟想要干什么，不是已经十分清楚了吗? 原来，他们也有一个“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打着“利用”资本主义的幌子，通过搞市场经济来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同时腐蚀我们的党政军和各种社会组织的肌体，腐蚀人们的灵魂；第二步，再借力于中国社会经济基础发生的变化，联合国内外主张改变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从而全面转向资本主义的各种政治势力，以“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为名，逼迫我们党蜕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第三步，就是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名义，全面改换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从而使我国全面转向资本主义。——这就是中共党内和党外想让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那些人的如意算盘。 最后我们还要说：现在，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要么，继续保持党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带领中国人民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么，完全蜕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在中国全面实行资本主义；要么，就是象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那样，越来越不想革命，而只想享受执政带来的好处，结果日益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成为特权阶层，最后在风云变幻时被人民所抛弃。 站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一份严峻的试卷。
反对贪腐 - 2016/8/10 16:17:49
2016-08-10 09:27:29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曾飞
核心提示：最早的资产阶级政党就是他们反对封建统治之革命的产物，也就是革命党，而并非执政党。那么“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就根本违背历史的现实。封建独裁之下不可能有民主政治，那么当时诞生的资产阶级政党也违反逻辑，不该存在?既然如此，王长江的“传统意义的党”从何而来?为了拍官僚家族的马屁，王长江连历史也敢无视。可见这里没有学术，唯有不顾一切事实的的政治颠覆活动。
近年来，党校有教授反党已经成了“常态”。如今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美日霸权势力全力围堵中国的“特好时机”之下，维护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群文痞自然要跳出来提供它们如何最终解决全面控制党和国家政权的“理论”，以推动改旗易帜的最后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官僚资本家族已经集聚起来的巨额财富就有可能打水漂，“为他人作嫁衣裳”。其中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教授的表现特别突出，堪称砸党急先锋。王长江教授的一段据称是给全国各级党校系统几百位骨干教师进行集中培训的讲课尤为“成功”，这是从中国共产党的堡垒中央党校内部进行爆破的一次恐怖活动，其炸毁人民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尤其重大。不毁了人民的党，就难以代之于官僚资产阶级的党，不毁了人民民主体制，就难以代之于资产阶级民主宪政，就无以巩固它们“改开”的根本成果——极少数的官僚家族占有了中国的大部分财富。按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王长江主任的说法那就是官僚家族就得携资外逃了，天堂也将失去。所以这就是关乎官僚资本家族生死的关键一搏。此时，它们提携起来的文人王长江们能不全力以赴吗? 对此，2016年7月30日网友奚叟评论说：中央党校像王长江这样的教授、主任显然不是个别现象，之所以如此，当然不能仅仅追究其个人的原因，应该从大环境来考虑这类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一些领导人自身是怎样对待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这才是根本。上有所好，下必盛焉。一些所谓教授，其实是一些投机分子，他们很会揣摩“领导意图”，努力“跟上形势”，结果荒谬透顶的种种谬论竟在课堂上不断出现。而遇到这种事，上面既不追究，也不处理，反而认为这种人“解放思想”、讲课生动，于是还得到提拔。中央党校搞到今天这个地步，难道有关领导不应该负责吗?当然，问题也不仅是一个中央党校，整个学术界、教育界的混乱现象不也是这样吗?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全国人民打下的江山难道就毁于这些人之手吗?这个问题确实应该引起中央领导人的的深入思考了，应该下决心从根本上即从指导思想上和组织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 网友“快乐的老农”评论说：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如今的共产党干部没有了信仰，原来从根子上就烂了，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和无私的奉献缔造出来的信仰和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就这样被这群害群之马给糟蹋了，杀一个这样的党校教授很容易(按：未必容易，反而会“法治”揭发他的民众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回归先烈们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却难了，也许不会再有周总理式的干部了，因为导师已经不那么教了，中国长此以往也许就离当年的国民党不远了，各种利益集团将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残害国家残害人民，所以个人觉得习总还是杀的太轻了，中国这个巨人已经快要长满了肿瘤，中国太需要更多的习总一样的干部了，需要为巨人做手术了否则就会癌变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 王长江们对自己的聪明能干洋洋得意，然而中国的草民却并不笨，一眼就洞穿了它们的政治骗局。 在全力黑党的时候，王长江得意地说：“君子不党，不党，不党才是好人。党不是好人，对吧。那你说我们中国共产党这个党就是结党营私那个党?那乱套了，所以这个党绝对是个舶来品。哎，那么政党怎么产生的呢，政党是在西方产生。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意思是说先有民主(指西方民主，不承认人民民主)，后有政党。中国没有“民主”，就不可以有政党。所以中国共产党不合逻辑，不合逻辑就没有合理性。一下子就轻轻松松地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几十年流血牺牲奋斗赢得的合理性。由此，王长江砸党自然有理了!他霸气地说：“你(共产党)把逻辑给改变了，你不是先有民主政治，而后才有政党，政党天生就是要在民众和公权力之间起一种连接作用，你是先有政党，政党去团结民众，凝聚民众，也不是为了往公共权力上靠，恰恰相反是要和当时所谓公权力做对抗，要打倒它，要推翻它，要取代它，这样的一种政党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党，它叫领导人民闹革命的党，叫革命党。”似乎“革命党”就是一个万恶的罪名，由此就必须转型，把共产党转型为替官僚资本执政的所谓“执政党”才具有合理性。 然而，历史事实却并非如此。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历史表明，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产生的托利党与辉格党一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政党。显然最早的资产阶级政党就是他们反对封建统治之革命的产物，也就是革命党，而并非执政党。那么“政党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就根本违背历史的现实。封建独裁之下不可能有民主政治，那么当时诞生的资产阶级政党也违反逻辑，不该存在?既然如此，王长江的“传统意义的党”从何而来?为了拍官僚家族的马屁，王长江连历史也敢无视(也许不知道?)。可见这里没有学术，唯有不顾一切事实的的政治颠覆活动。 王长江的大论“博大精深”洋洋洒洒一大箩筐，到处撒播，无非是想让人们由此迷茫而乘虚在党内输入和平演变的基因。最早提出“和平演变”构想的，是乔治·凯南。他在《苏联行动的根源》一文中提出：“苏联老的一代正在消失，一旦斯大林逝世，内部可能发生长达十几年的自相削弱的斗争。如果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苏俄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和最可怜的国家”。这样王长江利用自己的在中央党校的地位重点砸党，抛出大量似是而非的党建歪论，就有可能引发党内“自相削弱的斗争”，让“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也就有可能达成它们的目的。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美日霸权势力围堵削弱中国的战略目的达成之余，中国的官僚资本家族就可以在国际垄断资本的麾下让中国变天，实现官僚资本独裁统治，保住并扩大巨额的官僚家族资产。 王长江的砸党大论要害除了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合理性之外，还在于： 1.反对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改旗易帜，把共产党转型为资产阶级政党。 王长江说：实际上，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已经传到中国啦!哎，当时中国被迫开放，各种先进思想蜂拥而入，马克思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哎，但是它只是之一，它不比别的思想更明显，不比别的思想地位更高，不比别的思想更显眼，它只是一个流派，为什么，因为，如果用我今天的评价，那就一句话，因为它中看不中用。 他还说：我们这个党确实跟别的党不一样，你看我们刚建的时候绝对不是帮助老百姓怎么掌权，不是这样(按：井冈山、延安的红色政权都不帮老百姓掌权?也故意捣乱破坏自己建立起来的工农政权?是故意绝对否定还是真的很无知?)，它就是为了把老百姓弄到自己身边，跟当时掌权的斗，说老实话，你干的事就是破坏就是捣乱。干这个事的肯定不是执政党，所以是革命党。 既然共产党是革命党，“干的事就是破坏就是捣乱”，所以要变成西方的执政党“帮助老百姓(他心里的“百姓”指的是一个个官僚家族)怎么掌权”;既然马克思主义不中用，那就得用西方的资本主义。中国共产党也就必须彻底改旗易帜，变成官僚资本主义政党，改以资本主义为指导思想，全心全意帮官僚家族掌权。 2.反对人民民主，推行西方宪政和票选民主，暗中夺取政权。 王长江说：但是如果比较的角度说，这得实事求是的承认，西方在这方面确实比我们好(按：如今混乱无比的美国金权民主政治比我们好?伊拉克、叙利亚、乌克兰、日本的多党竞选政治比我们好?)，当然也跟他们起点比较低有着密切的关系，看他们的起点特直白，底线特别低，人都是自私的，既然人都是自私的，你把公权力给他，他能不拿来以权谋私?铁定的，不谋私那才叫傻瓜，肯定要谋私，那肯定要谋这样行不行，不要公权力，不要公权力肯定不行，不要公权力社会没有办法管理，所以公权力还得要，那这样，我给你一份权力就加上一份约束，我给你两份权力就加两份约束，给你十分全力就加十分、十二分的约束，这就是西方人的思维，这样一弄真的有了管束权力一系列的方式方法。……上对下的约束，下对上的约束都是权力的纵向约束，除了纵向约束之外还有横向的约束，那就是把权力分成不同的块，当然最典型的是三权鼎立，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三个分开，分开给你划定边界，划定边界不就是约束吗?不能说让那你用才叫约束，不能让你用才叫约束，不是的。 王长江又说：那好政党监督呢?我们绝不搞西方的多党制，这首先非常清楚。但是还是没有回答问题的全部，你绝不搞西方多党制，那它由于多党而形成的那种对执政党强有力的监督，我们靠什么来弥补?……恐怕在监督上要体现出来，那怎么体现?所有这些都仍然在破题。(按：按此逻辑与其找不到办法，还不如实行多党政治、三权分立、竞争选举好。) 王长江还说：但把竞争式选举说成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专利，就有些莫名其妙了。难道只有不竞争的选举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不竞争怎么体现选择?(按：在垄断财团指定的傀儡中“选择”，也叫竞争式选举和民主体制?其背后财团的政治垄断是看不见还是故意不看?)没有选择叫什么选举?难道只有搞没有竞争的选举才体现“社会主义本质”?恕笔者直言，有些人表面上好像在为我国现行制度辩护，其实是将“社会主义”的价值由民主换成了不民主。这样的“价值”我们是万万不可接受的。(按：所以王只接受美式民主。) 王长江还曾说：“社会上出现的种种不和谐现象，根子在制度(按：万恶之源也就归给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制度)。”(王长江：《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目标》) 一句话，在王长江眼里人民民主不是民主，“不可接受”，西方三权分立、宪政民主，西方竞选制才叫民主。中国也就必须颜色革命，如同南斯拉夫那样，在美国的武力胁迫之下，竞选民主啦，一下只冒出几百个民主政治下诞生的政党，国家四分五裂。在铁托去世之后，虽然南斯拉夫维持了不结盟政策并和欧洲共同体及美国都有着贸易往来，雷根政府曾就南斯拉夫的经济状况制作过一份机密报告，1984年国家安全决策指引中有“美国对南斯拉夫政策”(NSDD 133)一节，在1990年解密的版本中(NSDD 54)，记载了1982年以来美国对东欧的政策。其中记载有“努力扩大和推动和平演变”以推翻东欧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政权，使东欧重新回到市场经济。1990年之后，南斯拉夫的各构成共和国都举行了基于多党制的选举，共产主义各政党未能在选举中取胜，失去了执政地位。北约于1999年3月24日开始对南联盟进行空袭，空袭一直持续到6月11日。米洛舍维奇后接受了维和部队进驻科索沃的条件。随后，科索沃维和部队进驻科索沃。科索沃战争宣告结束。南斯拉夫境内的战争一场接一场发生，最终导致了20多万人丧生，无数人致残，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创下了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最大的人间悲剧。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长达78天的轰炸，使南石油、化工、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遭到重创。据南方估计，北约轰炸给南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达2000亿美元。对此类惨剧，邓小平早在1982年就说过：“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还说过：“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 3.质疑公有制，保护官僚家族私有制，推行彻底的私有化。 王长江说：再比如说政党的目标。共产党的目标是消灭私有制。但是,我们要的是什么样的公有制?难道就是像斯大林时代实行那样一套公有制吗?看来结论是否定的。那么,这个公有制又是怎样的?……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按：别假装了，公有资本归零，僵尸国企出清，推行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让国企整体上市，员工持股，最后恶意收购，三国尽归司马懿，变成官僚家族的囊中之物的模式，你们早就搞清楚了，而且正在打一场攻坚战，彻底消灭公有制，巩固官僚家族的所有制。) 王长江还说：执政党已经意识到，把党的意识形态作为发展动力是不成功的。归根结底，还是要充分发掘人追求利益的本性，靠市场的推动来实现财富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王长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 这一切理论质疑是在既得利益者最近拼命攻击公有制，图谋消灭公有资本，不顾事实夸大私有制的效率与贡献的背景下发出的。这是某些人彻底私有化国企，彻底摧毁公有制，乞求“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全面实现国际垄断资本和官僚资本的经济和政治的垄断地位的背景下在党内制造混乱，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活动。 2016年08月08日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夏小林《有人夸大非公经济的贡献》的文章就明确指出：2016年上半年及之前的一段时间中，少数党员干部等借口国民经济(或“民间投资”)增速回落，故意夸大“民营经济”促增长(包括“振兴东北”)的作用，并进而继续鼓吹“国退民进”、“改变国企主导局面”和“小政府”的观点。这种观点是不实际、非专业，且不符合国际经验的。例如，极而言之，辽宁省、河北省的GDP构成中，所谓“民营经济”占比已分别达到68%、67.9%，早已明显超过浙江省GDP中“民营经济”65%的占比，但是其增速却相当低。有报道称，今年上半年辽宁省甚至可能是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而作为“国有经济重镇”的上海市的GDP构成中，虽然“民营经济”只占26.6%，其增长状况却并不差。在私营经济主导的G7国家中，经济波动、长期低速乃至爆发经济、社会危机，也是人们有目共睹的。斯蒂格利茨教授说迷信私有化是“傻瓜经济学”，这在中国和全球都是有事实依据的。“海归”王小强研究员也有话一针见血：“必须戳断(国企)‘死了病才好’的产权逻辑的脊梁骨”。(按：不撒谎国企效率低，民企贡献大就没有借口进行“产权变革”来彻底私有化国企。) 还有，事实如炬：“僵尸企业主要是国有类僵尸企业”不能成立。2016年7月，在少数知名的政府、私营、外资网站上，集中出现了体制内几个在媒体上小有名气的“海归”教员或党员领导干部等拾人牙慧，再用“国企‘僵尸企业’最多”、“僵尸企业主要是国有类僵尸企业”等来歪曲、误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文章。……其实，不用把这个简单问题通过所谓的“学术”方法复杂化。我们只需按照常识想一想，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户数构成中，国企占比仅为5%，才1.8万个左右，其他95%都是以私企为主的非国有企业。在这种事实背景下，再考虑到国务院指出的过剩行业中“企业普遍经营困难”，及央行专业人员关于“民营经济贷款余额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重为65.8%”的陈述，就是我们“宽大为怀”，假设这全部200多万个非国有工业企业中仅有1%的“僵尸企业”(即2万个左右) ，那么，它们也要超过1.8万个国企了。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僵尸”怎么会在国企中最多呢?(按：不撒谎“僵尸企业”主要是国企就没有借口“出清”、私有化大批被躺枪的国企。) 总之，王长江们何以要在这个时候跳出来如此无耻到极点地制造混乱呢?早在1953年，杜勒斯就正式提出和平演变战略。大意是从内部寻找代理人，从内部攻破，不是外部直接打入。这个战略成为美国对待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国策。他们认为这个战略很理想，一个是抓住了社会主义的要害、弱点，再一个是这个战略花钱少见效大，扔出几块骨头就可以吸引一大批狗为自己卖命，称为高尚的战略、不流血的战略。这个战略有以下几个特点：一要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二要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三要以思想文化领域作为突破口。四要以动摇并夺取共产党的政权为核心。五要以实现私有化为目标。六要以西方国家相结合为国际条件。其做法大体是三部曲：一是攻心。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诱导、催化。二是夺权，搞“多党制”、“民主选举”，挤跨共产党。三是全民实行私有化，搞资本主义，纳入西方轨道。如今王长江们的进攻之要点就是这三点：一，攻心，动摇信仰，改旗易帜，把共产党转型为资产阶级政党。二，通过“民主选举”夺权。三，消灭公有制，彻底私有化。这与美国的内外配合何其紧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