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分明 - 2016/9/14 15:35:27
2016-09-14 14:40:59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贺济中
贺济中：毛泽东思想就是毛主席的思想
由于“6·27决议”是党中央的文件，有一定的权威性，于是，一些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敌对势力便以“6·27决议”作为法理依据，借机以攻击“文革”为名攻击毛主席，进而攻击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等于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宪法”。“6·27决议”中已经把毛主席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分离了，把毛泽东思想定论为“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也就是说，党内所有领导人的思想智慧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对毛主席和“文革”，则“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把“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由于“决议”中一再说明毛主席并不代表毛泽东思想，于是，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可以任人阉割，任人修正，否定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也就成为合法的行为。从此以后，在毛主席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州大地上，兴起了一股又一股反对毛主席，阉割毛泽东思想，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歪风，这一股又一股兴起的歪风，正是“6·27决议”所造成的恶果。
为了弄清真相，明辨是非，不忘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有必要返本归元，纠正并澄清“6·27决议”中对毛主席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解读。
一、毛泽东思想是在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思想真的如“6·27决议”中所说的“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并必须把毛主席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吗?
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在中共“七大”的党章中规定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并在“党章”第二条“凡党员均有下列义务”第一款中明确规定，党员要“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
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作了明确的阐述。
1943年7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王稼祥同志写的一篇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概念。王稼祥同志写道：“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22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的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当王稼祥把该文稿交给毛主席审阅时，毛主席对王稼祥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和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
从“七大”党章和毛主席对王稼祥的讲话以及王稼祥同志的文章中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定位，毛泽东思想就是毛主席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正是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起来的产物。正如王稼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的道路》一文中写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的斗争中积蓄了22年的经验，经过党内外曲折斗争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二、毛泽东思想前期的形成和发展。
“6·27决议”中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稍微懂得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虽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毛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参加会议，但还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 在这个政治背景下，共产党内有些同志受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是与国民党所代表的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存在着根本性质不同的斗争。还有些同志在当时工人运动日趋高涨的形势下，受左倾机会主义影响，只注意了工人运动，忽视了农民运动。这两部分同志都是在革命形势表面大好的情况下麻痹了思想，阶级阵线不明，分辨不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针对当时党内的这种现状，毛主席写了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文章，原稿曾发表在1925年12月1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杂志上，《毛泽东选集》中记载的时间是1926年3月。这是毛主席参加革命以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毛泽东选集中的第一篇文献。根据“6·27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总结：“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指毛泽东思想——作者注)的集中概括”，也可以说这篇文章是毛泽东思想初见雏形的最早阶段。
1926年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事件发生后，毛主席决定将主要精力由工人运动转向农民运动，并在湖南掀起了农民运动的高潮。面对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陈独秀害怕会妨碍“国共统一战线”，力主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1926年1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中央特别会议。根据陈独秀的错误判断，在这次会议上，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依赖蒋介石、限制工农运动的会议决定。从这时起，毛主席对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政策开始产生极大的质疑，他决定自己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道路。1927年元旦一过，他便去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进行一个多月的农村调查。调查归来，毛主席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的第二篇文献，他对农民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这次政变使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如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仅被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维汉、毛泽东、张国焘、李立三等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也出席了大会。
中共“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在过去中央领导工作中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由于当时全党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还缺乏一致的深刻的认识，因此，会议没能改变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大会在陈独秀的操纵下拒绝讨论毛泽东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加速深入农民斗争，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提案，把毛泽东排斥于大会之外，剥夺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毛主席的主张并没有被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理解和接受，毛主席和澎湃、方志敏等人拟定的重新为农民分配土地的方案根本没有被拿出来讨论。
毛主席感到风云突变的危机了。果然，就在中共五大召开后的第八天，即5月17日，驻宜昌的夏斗寅率部进攻武汉，发表反共通电。5月21日，驻长沙的许克祥率部发动“马日事变”，屠杀湖南工农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斗争。
1927年8月7日，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以一个亲历者的视角，从国共合作时党中央不坚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不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抑制农民运动、放弃军事领导权四个方面全面分析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并对军事工作和农民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批评陈独秀。陈独秀曾经是毛主席的良师，对毛主席走向革命道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1917年毛主席开始认识陈独秀进而崇拜他，到1927年短短十年中，毛主席对陈独秀的态度由崇拜转向了质疑，进而开始批判。
毛主席在批判陈独秀错误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他的功劳。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指出：“(陈独秀)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也多次提到了陈独秀的功劳，提醒党内的同志不要因为他的错误就抹杀他对党的贡献。”
1927年9月9 日，毛主席领导了秋收起义。9月29日，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进驻永新县的三湾村，在这里，毛主席对部队进行了改编。在这次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中，毛主席不但对部队的编制进行了改编，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思想，并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主席在八角楼中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通过他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面调查研究，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系统的分析，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政权的作用，总结了井冈山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并在文章中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进一步阐述了党对军队领导的重要性。
1931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斯大林指示米夫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王明路线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理论，教条式地来指导中国革命。在王明路线迫害下，毛主席多次被边缘化，被撤职，被批判斗争。1931年9月1日，王明向中央发出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对毛主席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批评。10月，王明又以中央名义发来电报，批评毛主席：“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1931年11月1日至5日，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央代表团即“三人团”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史称的“赣南会议”。会议就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并对毛主席进行了批判。会议根据王明所控制的临时中央的指示，决定撤销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毛这样，毛主席担任的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职务也同时被撤消，从而剥夺了毛主席在苏区政府和红军的领导权。
1932年5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发来一封长长的指示电，批判毛主席是“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如果毛主席不转变立场到王明路线上来，那就要作为“主要的危险”而予以清除。
以上事实可以证明，毛主席与党内存在过和存在着的教条主义与机械照搬的公式主义曾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的经历，正如王稼祥同志在1943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写的“毛泽东思想与党内存在过和存在着的教条主义与机械照搬的公式主义，曾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同时又反对了那些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思想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正是毛主席“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
三、毛泽东思想就是毛主席的思想。
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9)、(30)、(31)中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和(19)、(28)以及(31)后段的结论，在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的问题上出现了自相矛盾，逻辑混乱。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29)、(30)、(31)中在阐述毛泽东思想时无法回避毛主席的存在，所以毛泽东思想无处不和“毛泽东同志”联系在一起。
“6·27决议”中把毛泽东思想总结为“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的后面，加了一句“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在“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后面，还加上一句“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这是“6·27决议”又一处自相矛盾的逻辑。
文件通篇在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文字中始终把毛泽东思想与毛主席本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对“决议”中所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和“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进行求证，没有用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内哪个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哪些重要的贡献。
“6·27决议”用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和“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并提出要把“毛主席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的理论，只不过是为了淡化毛主席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从而达到否定毛主席的目的。他们既想要起到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又害怕否定的论调不符合历史客观事实会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因此不敢从文字中直接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故而用偷梁换柱的手段，提出一些模糊的概念，似是而非、自相矛盾、混淆视听，以此来蒙蔽人民群众。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无论是由党组织和政府对革命历史进行整理的资料中，还是改革开放后一些个人对自己或者自己的长辈进行的回忆录中，没有任何记载有任何党的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任何重要的贡献。尽管有些人也许会有自吹自擂的现象，但从来没有人敢说自己或者自己的长辈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哪些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卓越领导人成百上千。“6·27决议”在阐述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不知道这些许多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所指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或者是改革开放以后党的领导人?也不知道作出了哪些重要的贡献?决议中没有说清楚，也说不清楚，因为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如果说陈独秀和李大钊在毛主席参加革命前期起过重要作用，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初期倒可以说是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6·27决议”所指决不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个人，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一种思想体系，陈独秀与李大钊是毛主席参加革命的领路人和导师，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毛泽东思想最多也只是在萌芽阶段，党内没有人认同。决议中“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应该是指毛泽东思想初见雏形后的形成和发展期。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以来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之前，这近14年来，中国共产党内是不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这些年毛主席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内那些人的智慧结晶?怪不得有人造谣说毛主席写的《沁园春·雪》这首诗词是由别人代写的，谣言的法理依据就是来源于“6·27决议”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的论述。
按“6·27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结论是“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请问，有谁能摆出事实证据指出“毛主席的科学著作”中的哪一篇文章哪一段文字是由党内哪位卓越的领导人代笔起草或者修改的?
除了毛主席本人，中国共产党内其他领导同志的智慧不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依据，中国共产党很多卓越领导人的智慧是从毛泽东思想中学习得来的。正如周恩来总理对薄一波同志所说的：“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弃权，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反对，但在以后的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的。”
在中国共产党内，比周恩来更卓越的领导人有哪些?连周恩来同志都从内心佩服毛主席的聪明与才智，相信毛主席是一贯正确的，还有谁比毛主席更高明呢?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逝世后的毛主席遭遇到什么样的处境?毛泽东思想虽然写在“党章”和“宪法”中，但到底还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中国政府的现任和前任领导人敢不敢大胆地提及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没有发展下去?大家可以从近40年来中国的历史事实中去考证。
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完全可以证明，毛泽东思想就是毛主席参加革命后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是一个整体，是不可以任意分割和修正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毛主席的思想，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毛泽东思想，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思想是全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是全中国人民的思想灵魂。丢失了毛泽东思想，就等于没有了精神，丢失了灵魂。在毛主席领导下，党的其他卓越领导人的智慧和才干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熟和发展起来的。
贺济中：毛泽东思想就是毛主席的思想
——评《关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由于“6·27决议”是党中央的文件，有一定的权威性，于是，一些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敌对势力便以“6·27决议”作为法理依据，借机以攻击“文革”为名攻击毛主席，进而攻击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都明确规定，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等于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宪法”。“6·27决议”中已经把毛主席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分离了，把毛泽东思想定论为“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也就是说，党内所有领导人的思想智慧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一部分，对毛主席和“文革”，则“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完全区别开来。”把“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由于“决议”中一再说明毛主席并不代表毛泽东思想，于是，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可以任人阉割，任人修正，否定毛主席、反对毛主席也就成为合法的行为。从此以后，在毛主席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州大地上，兴起了一股又一股反对毛主席，阉割毛泽东思想，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歪风，这一股又一股兴起的歪风，正是“6·27决议”所造成的恶果。
为了弄清真相，明辨是非，不忘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有必要返本归元，纠正并澄清“6·27决议”中对毛主席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解读。
一、毛泽东思想是在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思想真的如“6·27决议”中所说的“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并必须把毛主席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吗?
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在中共“七大”的党章中规定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并在“党章”第二条“凡党员均有下列义务”第一款中明确规定，党员要“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
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作了明确的阐述。
1943年7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王稼祥同志写的一篇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这篇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理论概念。王稼祥同志写道：“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22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的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当王稼祥把该文稿交给毛主席审阅时，毛主席对王稼祥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和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
从“七大”党章和毛主席对王稼祥的讲话以及王稼祥同志的文章中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定位，毛泽东思想就是毛主席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正是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起来的产物。正如王稼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的道路》一文中写的：“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人在与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的斗争中积蓄了22年的经验，经过党内外曲折斗争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二、毛泽东思想前期的形成和发展。
“6·27决议”中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稍微懂得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虽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毛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代表参加会议，但还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 在这个政治背景下，共产党内有些同志受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共产党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是与国民党所代表的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存在着根本性质不同的斗争。还有些同志在当时工人运动日趋高涨的形势下，受左倾机会主义影响，只注意了工人运动，忽视了农民运动。这两部分同志都是在革命形势表面大好的情况下麻痹了思想，阶级阵线不明，分辨不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针对当时党内的这种现状，毛主席写了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文章，原稿曾发表在1925年12月1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杂志上，《毛泽东选集》中记载的时间是1926年3月。这是毛主席参加革命以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也是毛泽东选集中的第一篇文献。根据“6·27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总结：“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指毛泽东思想——作者注)的集中概括”，也可以说这篇文章是毛泽东思想初见雏形的最早阶段。
1926年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事件发生后，毛主席决定将主要精力由工人运动转向农民运动，并在湖南掀起了农民运动的高潮。面对迅猛兴起的农民运动，陈独秀害怕会妨碍“国共统一战线”，力主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1926年12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中央特别会议。根据陈独秀的错误判断，在这次会议上，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作出了依赖蒋介石、限制工农运动的会议决定。从这时起，毛主席对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右倾政策开始产生极大的质疑，他决定自己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革命实际的道路。1927年元旦一过，他便去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进行一个多月的农村调查。调查归来，毛主席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是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的第二篇文献，他对农民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阶段。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这次政变使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大革命的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如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毛泽东仅被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维汉、毛泽东、张国焘、李立三等82人，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也出席了大会。
中共“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在过去中央领导工作中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由于当时全党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还缺乏一致的深刻的认识，因此，会议没能改变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大会在陈独秀的操纵下拒绝讨论毛泽东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加速深入农民斗争，立即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提案，把毛泽东排斥于大会之外，剥夺他在大会上的表决权。毛主席的主张并没有被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所理解和接受，毛主席和澎湃、方志敏等人拟定的重新为农民分配土地的方案根本没有被拿出来讨论。
毛主席感到风云突变的危机了。果然，就在中共五大召开后的第八天，即5月17日，驻宜昌的夏斗寅率部进攻武汉，发表反共通电。5月21日，驻长沙的许克祥率部发动“马日事变”，屠杀湖南工农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斗争。
1927年8月7日，为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以一个亲历者的视角，从国共合作时党中央不坚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不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抑制农民运动、放弃军事领导权四个方面全面分析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并对军事工作和农民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这是毛主席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批评陈独秀。陈独秀曾经是毛主席的良师，对毛主席走向革命道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1917年毛主席开始认识陈独秀进而崇拜他，到1927年短短十年中，毛主席对陈独秀的态度由崇拜转向了质疑，进而开始批判。
毛主席在批判陈独秀错误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他的功劳。1945年4月21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大报告中指出：“(陈独秀)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也多次提到了陈独秀的功劳，提醒党内的同志不要因为他的错误就抹杀他对党的贡献。”
1927年9月9 日，毛主席领导了秋收起义。9月29日，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进驻永新县的三湾村，在这里，毛主席对部队进行了改编。在这次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中，毛主席不但对部队的编制进行了改编，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思想，并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主席在八角楼中根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通过他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面调查研究，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系统的分析，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政权的作用，总结了井冈山斗争中的经验教训，并在文章中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进一步阐述了党对军队领导的重要性。
1931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斯大林指示米夫以“共产国际”的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王明路线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理论，教条式地来指导中国革命。在王明路线迫害下，毛主席多次被边缘化，被撤职，被批判斗争。1931年9月1日，王明向中央发出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对毛主席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批评。10月，王明又以中央名义发来电报，批评毛主席：“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1931年11月1日至5日，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央代表团即“三人团”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史称的“赣南会议”。会议就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并对毛主席进行了批判。会议根据王明所控制的临时中央的指示，决定撤销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名义。这样，毛这样，毛主席担任的红军总政委和前委书记职务也同时被撤消，从而剥夺了毛主席在苏区政府和红军的领导权。
1932年5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发来一封长长的指示电，批判毛主席是“红军中游击主义的坏的残留”。如果毛主席不转变立场到王明路线上来，那就要作为“主要的危险”而予以清除。
以上事实可以证明，毛主席与党内存在过和存在着的教条主义与机械照搬的公式主义曾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的经历，正如王稼祥同志在1943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写的“毛泽东思想与党内存在过和存在着的教条主义与机械照搬的公式主义，曾进行过不调和的斗争，同时又反对了那些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的错误观点。毛泽东思想是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正是毛主席“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
三、毛泽东思想就是毛主席的思想。
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9)、(30)、(31)中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和(19)、(28)以及(31)后段的结论，在对待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的问题上出现了自相矛盾，逻辑混乱。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29)、(30)、(31)中在阐述毛泽东思想时无法回避毛主席的存在，所以毛泽东思想无处不和“毛泽东同志”联系在一起。
“6·27决议”中把毛泽东思想总结为“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的后面，加了一句“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在“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后面，还加上一句“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这是“6·27决议”又一处自相矛盾的逻辑。
文件通篇在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文字中始终把毛泽东思想与毛主席本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对“决议”中所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和“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进行求证，没有用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内哪个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哪些重要的贡献。
“6·27决议”用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和“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并提出要把“毛主席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的理论，只不过是为了淡化毛主席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从而达到否定毛主席的目的。他们既想要起到否定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又害怕否定的论调不符合历史客观事实会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因此不敢从文字中直接否定毛主席，否定毛泽东思想，故而用偷梁换柱的手段，提出一些模糊的概念，似是而非、自相矛盾、混淆视听，以此来蒙蔽人民群众。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无论是由党组织和政府对革命历史进行整理的资料中，还是改革开放后一些个人对自己或者自己的长辈进行的回忆录中，没有任何记载有任何党的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任何重要的贡献。尽管有些人也许会有自吹自擂的现象，但从来没有人敢说自己或者自己的长辈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过哪些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卓越领导人成百上千。“6·27决议”在阐述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不知道这些许多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所指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或者是改革开放以后党的领导人?也不知道作出了哪些重要的贡献?决议中没有说清楚，也说不清楚，因为没有任何事实根据。如果说陈独秀和李大钊在毛主席参加革命前期起过重要作用，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初期倒可以说是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6·27决议”所指决不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两个人，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一种思想体系，陈独秀与李大钊是毛主席参加革命的领路人和导师，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毛泽东思想最多也只是在萌芽阶段，党内没有人认同。决议中“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应该是指毛泽东思想初见雏形后的形成和发展期。
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成立以来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之前，这近14年来，中国共产党内是不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那么这些年毛主席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内那些人的智慧结晶?怪不得有人造谣说毛主席写的《沁园春·雪》这首诗词是由别人代写的，谣言的法理依据就是来源于“6·27决议”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的论述。
按“6·27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结论是“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请问，有谁能摆出事实证据指出“毛主席的科学著作”中的哪一篇文章哪一段文字是由党内哪位卓越的领导人代笔起草或者修改的?
除了毛主席本人，中国共产党内其他领导同志的智慧不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依据，中国共产党很多卓越领导人的智慧是从毛泽东思想中学习得来的。正如周恩来总理对薄一波同志所说的：“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弃权，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反对，但在以后的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的。”
在中国共产党内，比周恩来更卓越的领导人有哪些?连周恩来同志都从内心佩服毛主席的聪明与才智，相信毛主席是一贯正确的，还有谁比毛主席更高明呢?
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逝世后的毛主席遭遇到什么样的处境?毛泽东思想虽然写在“党章”和“宪法”中，但到底还是不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指导思想?中国政府的现任和前任领导人敢不敢大胆地提及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没有发展下去?大家可以从近40年来中国的历史事实中去考证。
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完全可以证明，毛泽东思想就是毛主席参加革命后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是一个整体，是不可以任意分割和修正的。毛泽东思想就是毛主席的思想，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毛泽东思想，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思想是全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是全中国人民的思想灵魂。丢失了毛泽东思想，就等于没有了精神，丢失了灵魂。在毛主席领导下，党的其他卓越领导人的智慧和才干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熟和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