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唯公 - 2016/10/4 16:01:40
2016-10-04 15:44:36 来源：企业观察报 作者：宋方敏
厘清与西方供给学派的区别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指导，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划清界限，是正确施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的一个发展战略重点。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从本质上讲，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外乎经济结构调整的一种表达方式，是中央“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总体部署的组成部分，其基本思路体现了对供给与需求关系的辩证把握，强调“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作用有机结合，从出发点到举措都是彰显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但目前流行的一些观点，却把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读为西方供给学派的“现代版本”，政策主张上照搬里根和撒切尔的改革，笃信市场万能，反对政府的必要干预，通过推动国企私有化和一系列“劫贫济富”政策设计来满足资本利益诉求，以求刺激私人企业增加有效供给和平衡政府预算。这种新自由主义改革，不符合中国国情。今天必须厘清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根本区别，决不能把适应需求的供给结构合理调整，演绎成新自由主义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的体制改革，引发动摇制度根基的“颠覆性错误”。
对“过剩产能”要有正确认识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辩证关系的科学原理，相对于资本需求的过剩不等于劳动人民实际需求的绝对过剩。生产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无论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内在矛盾，从而也不能消除周期性经济危机。但过剩又是市场经济的常态，没有过剩就没有竞争，没有进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市场经济的过剩问题，不存在需求与供给不可调和的矛盾，完全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自觉调节处理社会主义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来避免造成生产力严重破坏的灾难性后果。13亿人口的中国需求体量大得很，但情况千差万别，发展很不平衡。对城里人过剩的供给，对农村人并不过剩;对东部过剩的供给，对西部并不过剩;对富人过剩的供给，对穷人并不过剩。关键是不能忘记，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我们不能总是从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扩张需求来评价供给过剩，如果真正从老百姓的实际需求来评价，现在很多所谓“过剩产能”实际上可能还是短缺的。比如，我国西南地震多发地区，由于居民住房简陋，遇有中小地震也会造成人员死伤严重灾情，让海外不可理解，连台湾人都笑话。就是像江苏这样富裕的省份，苏北广大农村也普遍房屋质量很差，几乎没用什么钢材，这是小康水平吗?当年搞“彩电下乡”，就是解决彩电产能过剩的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现在就不能搞“钢材下乡”，让农村普遍盖起具备抗震能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标准房?再说，我国钢产量才人均500公斤，还不如70多年前美国的人均水平(近600公斤)。中国好多地区好多县还没通高速公路，现代化的桥梁隧道也不多，水泥钢铁过剩吗?如果真正把需求充分激发起来，会产生多大的带动效应?当然需要从供给侧调整结构，发展高新尖产能，但也要看到不同档次的产品适应不同档次的需求，市场都是有限的，都去搞也会过剩。比较合适的提法，“去产能”不该是破坏生产力的摧毁过剩产能，而应是“化解滞销产能，改造落后产能，淘汰危害产能”，这应是常态化任务。中国市场是梯次化的，且容量和潜力巨大，完全可以用梯次化的办法来化解产能矛盾，带动产业结构有序调整转换，有步骤可持续地实现转型升级发展，避免灾难性后果。
不应把国企当“僵尸企业”处理
现在通常讲的清理“僵尸企业”，有两个误区，一是矛头直指实体经济，有“去工业化”之嫌，其实那些金融领域里包括易租宝、P2P等在内的非法集资企业以及种种玩“空手道”的公司，才是最该清理的；二是把“僵尸企业”等同于国企，好像私企外企没有僵尸问题，这不符合事实。僵尸者，毫无生命价值也。一些舆论鼓吹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处理“僵尸企业”，要冲破阻力，把国企卖了，不要怕大批工人失业。《财经记者报道》公开发文，鼓吹供给侧改革可参照的样板是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私有化涉及了国内2/3的国企，经过一轮大刀阔斧的改革，英国经济整体效率得到显著提升”。问题是，如果国企是“僵尸”，变成“私企”就不是“僵尸”吗？如果变成私企就能搞好，国企自己为什么就不能搞好？道理讲不通嘛！历史证明，以处理“僵尸”为名卖国企，不但会带来大量失业问题，而且一旦开了口子，好国企也会“被僵尸”，为私有化创造条件。试想，华为碰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肯定不会说自己是“僵尸企业”，因为企业是大家的，大家都是股东，只会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共渡难关。国企就更没有理由说自己是“僵尸”了，如果国家有难，能说自己是“僵尸国家”吗?国企是全体人民的国企，是全体劳动者的国企，遇到困难不能出卖国家和劳动者的利益，走私有化道路，要依靠工人阶级力量，发挥主人翁积极性，同舟共济，集智聚力，发奋图强，主动实现转型升级目标。就像习总书记讲的，“国有企业要激发内生动力”，政府也要“更多体现在支持、扶持、杠杆作用”，这与“甩包袱”似的“清僵尸”显然是不同的供给侧改革思路。道不同，国企命运就不同!
调整经济结构不能只靠市场
政府引导，国企领头，市场大海上的中国经济船队才能朝着转型升级的新航向前进。习总书记讲两只手的作用都要发挥好。但有专家认为，供给侧改革就是完全市场化的体制改革，只要政府调结构，就是走老路，就不是供给侧改革。然而恰恰相反，从供给侧进行结构调整不能完全靠市场!市场调节总是被动的、滞后的，要付出痛苦的代价，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不可或缺，在经济困难时期往往更具决定意义。回顾资本主义发展史，真正被证明比较成功的是30年代大危机后的罗斯福新政，那就是政府主导的供给侧改革，加强金融监管，兴建公共工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为战后几十年美国经济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今天应该研究中国进入信息化社会、老龄化社会、生态化社会，以及全面小康和共富社会带来的居民新消费需求，把网络信息产业建设、新技术装备产业建设、节能产业和环保工程建设、老年社会化保障建设、城乡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多震地区抗震房建设、新农村标准化建设、城市综合服务保障现代化建设、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摆上突出位置。有很多公共工程建设项目虽然近期资本效益不高，对私资外资吸引力不强，但对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意义重大，对相关产业发展的连带效应是巨大的，对刺激需求增长有后续长远价值，那就应该发挥政府投资和国企支柱作用，带动和引领整个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和稳步发展。何况中央是把“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作为一个整体，要稳增长，需求侧和供给侧政府都得调控。如果政府撒手不管，中国经济发展还有什么希望？
必须真正落实共享发展理念
与供给侧改革相联系的是社会有效需求的提高，这就要求收入分配公平化。有一种论调认为，在经济增速减慢的情况下，只能降低劳动者收入，为企业减负，以保护和刺激资本的积极性，不能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距。如果按这种理论，只要有一天新常态，就一天谈不上缩差共富、共享发展，那还是人民希望的经济常态吗?其实，即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调整累进税制和征收遗产税，提高工资福利水平，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并不是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而恰恰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国家为恢复经济发展才出面采取缓和劳资矛盾的手段。每一次社会收入公平化调节，都为下一轮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这也是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要求。我国事实也证明，越是经济扩张高速发展时期，贫富差距扩大越厉害。现在经济缓速后的结构调整，必然也是分配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如果没有分配结构调整，就没有真正的经济结构调整。过去那些年经济结构恶化是与社会分配结构的失衡直接相关的，从而导致资本的盲目扩张生产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严重脱节；今天转方式、调结构，只有相应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让大多数劳动群众的收入多起来，支付能力提高了，市场消费需求才能真正提高，投资和生产才能在有效的消费需求引导下良性增长。否则，资本所有者口袋里的钱再多，没有劳动群众的购买力，市场也不会有出路。马克思揭示的资本运动及其经济危机的一般规律没有过时，财富分配不公平，经济发展就没有可持续的效率。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小康，不能指望用“平均数掩盖大多数”，必须真真切切把“共享发展”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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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清与西方供给学派的区别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指导，与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供给学派划清界限，是正确施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的一个发展战略重点。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从本质上讲，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外乎经济结构调整的一种表达方式，是中央“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总体部署的组成部分，其基本思路体现了对供给与需求关系的辩证把握，强调“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作用有机结合，从出发点到举措都是彰显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但目前流行的一些观点，却把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解读为西方供给学派的“现代版本”，政策主张上照搬里根和撒切尔的改革，笃信市场万能，反对政府的必要干预，通过推动国企私有化和一系列“劫贫济富”政策设计来满足资本利益诉求，以求刺激私人企业增加有效供给和平衡政府预算。这种新自由主义改革，不符合中国国情。今天必须厘清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根本区别，决不能把适应需求的供给结构合理调整，演绎成新自由主义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的体制改革，引发动摇制度根基的“颠覆性错误”。
对“过剩产能”要有正确认识
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辩证关系的科学原理，相对于资本需求的过剩不等于劳动人民实际需求的绝对过剩。生产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无论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内在矛盾，从而也不能消除周期性经济危机。但过剩又是市场经济的常态，没有过剩就没有竞争，没有进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解决市场经济的过剩问题，不存在需求与供给不可调和的矛盾，完全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自觉调节处理社会主义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来避免造成生产力严重破坏的灾难性后果。13亿人口的中国需求体量大得很，但情况千差万别，发展很不平衡。对城里人过剩的供给，对农村人并不过剩;对东部过剩的供给，对西部并不过剩;对富人过剩的供给，对穷人并不过剩。关键是不能忘记，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我们不能总是从资本所有者的利益扩张需求来评价供给过剩，如果真正从老百姓的实际需求来评价，现在很多所谓“过剩产能”实际上可能还是短缺的。比如，我国西南地震多发地区，由于居民住房简陋，遇有中小地震也会造成人员死伤严重灾情，让海外不可理解，连台湾人都笑话。就是像江苏这样富裕的省份，苏北广大农村也普遍房屋质量很差，几乎没用什么钢材，这是小康水平吗?当年搞“彩电下乡”，就是解决彩电产能过剩的两全其美的好办法，现在就不能搞“钢材下乡”，让农村普遍盖起具备抗震能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标准房?再说，我国钢产量才人均500公斤，还不如70多年前美国的人均水平(近600公斤)。中国好多地区好多县还没通高速公路，现代化的桥梁隧道也不多，水泥钢铁过剩吗?如果真正把需求充分激发起来，会产生多大的带动效应?当然需要从供给侧调整结构，发展高新尖产能，但也要看到不同档次的产品适应不同档次的需求，市场都是有限的，都去搞也会过剩。比较合适的提法，“去产能”不该是破坏生产力的摧毁过剩产能，而应是“化解滞销产能，改造落后产能，淘汰危害产能”，这应是常态化任务。中国市场是梯次化的，且容量和潜力巨大，完全可以用梯次化的办法来化解产能矛盾，带动产业结构有序调整转换，有步骤可持续地实现转型升级发展，避免灾难性后果。
不应把国企当“僵尸企业”处理
现在通常讲的清理“僵尸企业”，有两个误区，一是矛头直指实体经济，有“去工业化”之嫌，其实那些金融领域里包括易租宝、P2P等在内的非法集资企业以及种种玩“空手道”的公司，才是最该清理的；二是把“僵尸企业”等同于国企，好像私企外企没有僵尸问题，这不符合事实。僵尸者，毫无生命价值也。一些舆论鼓吹供给侧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处理“僵尸企业”，要冲破阻力，把国企卖了，不要怕大批工人失业。《财经记者报道》公开发文，鼓吹供给侧改革可参照的样板是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私有化涉及了国内2/3的国企，经过一轮大刀阔斧的改革，英国经济整体效率得到显著提升”。问题是，如果国企是“僵尸”，变成“私企”就不是“僵尸”吗？如果变成私企就能搞好，国企自己为什么就不能搞好？道理讲不通嘛！历史证明，以处理“僵尸”为名卖国企，不但会带来大量失业问题，而且一旦开了口子，好国企也会“被僵尸”，为私有化创造条件。试想，华为碰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肯定不会说自己是“僵尸企业”，因为企业是大家的，大家都是股东，只会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共渡难关。国企就更没有理由说自己是“僵尸”了，如果国家有难，能说自己是“僵尸国家”吗?国企是全体人民的国企，是全体劳动者的国企，遇到困难不能出卖国家和劳动者的利益，走私有化道路，要依靠工人阶级力量，发挥主人翁积极性，同舟共济，集智聚力，发奋图强，主动实现转型升级目标。就像习总书记讲的，“国有企业要激发内生动力”，政府也要“更多体现在支持、扶持、杠杆作用”，这与“甩包袱”似的“清僵尸”显然是不同的供给侧改革思路。道不同，国企命运就不同!
调整经济结构不能只靠市场
政府引导，国企领头，市场大海上的中国经济船队才能朝着转型升级的新航向前进。习总书记讲两只手的作用都要发挥好。但有专家认为，供给侧改革就是完全市场化的体制改革，只要政府调结构，就是走老路，就不是供给侧改革。然而恰恰相反，从供给侧进行结构调整不能完全靠市场!市场调节总是被动的、滞后的，要付出痛苦的代价，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不可或缺，在经济困难时期往往更具决定意义。回顾资本主义发展史，真正被证明比较成功的是30年代大危机后的罗斯福新政，那就是政府主导的供给侧改革，加强金融监管，兴建公共工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为战后几十年美国经济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今天应该研究中国进入信息化社会、老龄化社会、生态化社会，以及全面小康和共富社会带来的居民新消费需求，把网络信息产业建设、新技术装备产业建设、节能产业和环保工程建设、老年社会化保障建设、城乡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多震地区抗震房建设、新农村标准化建设、城市综合服务保障现代化建设、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等摆上突出位置。有很多公共工程建设项目虽然近期资本效益不高，对私资外资吸引力不强，但对满足社会发展需求意义重大，对相关产业发展的连带效应是巨大的，对刺激需求增长有后续长远价值，那就应该发挥政府投资和国企支柱作用，带动和引领整个国民经济转型升级和稳步发展。何况中央是把“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作为一个整体，要稳增长，需求侧和供给侧政府都得调控。如果政府撒手不管，中国经济发展还有什么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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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供给侧改革相联系的是社会有效需求的提高，这就要求收入分配公平化。有一种论调认为，在经济增速减慢的情况下，只能降低劳动者收入，为企业减负，以保护和刺激资本的积极性，不能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贫富差距。如果按这种理论，只要有一天新常态，就一天谈不上缩差共富、共享发展，那还是人民希望的经济常态吗?其实，即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调整累进税制和征收遗产税，提高工资福利水平，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并不是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而恰恰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国家为恢复经济发展才出面采取缓和劳资矛盾的手段。每一次社会收入公平化调节，都为下一轮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这也是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要求。我国事实也证明，越是经济扩张高速发展时期，贫富差距扩大越厉害。现在经济缓速后的结构调整，必然也是分配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如果没有分配结构调整，就没有真正的经济结构调整。过去那些年经济结构恶化是与社会分配结构的失衡直接相关的，从而导致资本的盲目扩张生产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严重脱节；今天转方式、调结构，只有相应调整收入分配结构，让大多数劳动群众的收入多起来，支付能力提高了，市场消费需求才能真正提高，投资和生产才能在有效的消费需求引导下良性增长。否则，资本所有者口袋里的钱再多，没有劳动群众的购买力，市场也不会有出路。马克思揭示的资本运动及其经济危机的一般规律没有过时，财富分配不公平，经济发展就没有可持续的效率。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小康，不能指望用“平均数掩盖大多数”，必须真真切切把“共享发展”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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