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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旋雨露 - 2016/10/22 19:46:47
顾英奇:刘少奇在最后日子里,
到底有没有遭受非人待遇

作者:顾英奇
原卫生部副部长,时任中央警卫团中南海
门诊部负责人、主治军医


曾有很多传闻,说刘少奇临终前曾遭受非人待遇。传闻主要来源是名为“刘军医”写的《刘少奇之死——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最后的27天》。
据称:刘军医是位天良未泯的医务工作者,当年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偷偷写下刘少奇最后二十七天的「监护日记」。
令人不解的是,这位当年敢冒杀头危险的人,发表这篇文章时,竟然没写清楚自己到底姓甚名谁,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考虑。
大家知道,纪实性文章,如果不具实名,其真实性和可信度通常都值得怀疑。
文中说的那些非人待遇,到底是真是假呢?
关键当事人、当年陪护刘少奇一年零八个月的顾英奇医生写过一篇《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里面说的却是另外一种情况。
以下是从中摘选的内容。


1967年1月,我从医疗队回到北京医院总值班室上班。当时,周总理和中央办公厅曾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从保健药房(文革中编入中央警卫团后勤部)发给。
1968年2月,我被调回中南海并编入部队,任新成立的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主持日常工作。
在此之前,据病历记载,曾有四位医生到少奇同志家中出诊过,也曾在他家多次会诊过。
参加会诊有:
北京医院内科陶桓乐教授、外科吴蔚然教授,眼科左克明主任、口腔科李善荣主任、五官科王淑云主任,放射科李果珍教授、岳辉南主任;同仁医院眼科张晓楼教授、北医口腔科朱洪荫教授、三○一医院五官科姜泗长教授等。

    我们调回中南海,从北京医院接过刘少奇医疗任务和病历。领导指示:“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
当时,助理军医李留壮和护士马小先负责平时巡诊,其他医生、护士也到他家出诊。每次出诊都做认真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于病历。
门诊部多数人原来就在中南海工作,对少奇同志熟悉而有感情,很敬重他。
我们遵循治病救人的医务工作守则和医德规范行事;再加上领导有言在先,所以实事求是地去为他做医疗工作。
在此前提下,从1968年2月到1969年10月,中南海门诊部的医务人员和全国知名各科专家,为刘少奇做了大量治疗护理工作,在他病重、病危期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抢救,多次把他从死亡边缘抢救回来。
1968年4月,他开始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碎步)。为了查明病因,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王新德主任会诊。王主任虽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但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
在这期间,我们不但经常去给他看病,还对他的生活提出指导建议:
1968年5月3日,发现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患痢疾,便立即进行了隔离治疗,另换一位师傅;同时对厨房、餐厅、餐具做了消毒。
6月18日,针对他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组织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把原先每天6个鸡蛋,改为每天2个。
我们严格按照医患关系处理他的健康和医疗,没有任何轻视和懈怠。
当时,少奇同志身边秘书、卫士、警卫战士、厨师、专家、医生、护士都是按领导交待的原则对待他,做到了“公事公办”。
1968年6月初,他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较差。7月6日起病情渐重,7月9日初步诊断为肺炎。当时即派护士马小先住在他家进行护理。门诊部医生会诊治疗措施,将病情上报。
毛主席、周总理明确指示:“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我们请北京、上海知名专家会诊。陶桓乐、黄宛两教授和顾英奇、董长城住在刘少奇家,日夜值班。
有人说:“当时,说是为了留活靶子,所以要抢救他。”我只能说,当时汪东兴向我传达的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内容是“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除此之外,我没有接到过其他指示。
病重时,周总理派他的保健医生卞志强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指示要尽力救治。
经证实,他患的是“肺炎杆菌性肺炎”。这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疾病,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7月12日,少奇同志病势渐沉重,高烧不退,神志不清,谵妄,痰咳不出,有阻塞气道的危险。专家会诊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
请示后,很快汪东兴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如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
我们当即请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住到刘少奇家,准备做气管切开手术。
肺炎至7月22日基本控制,但少奇同志意识没有恢复。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由于自身免疫力太低,所以肺炎反复发作7次(1968年5次,1969年2次),均经抢救、治疗得以转危为安。
1968年10月9日,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
10月11日开始鼻饲,炊事员与医护人员密切配合,每日总热量保持1,500千卡至1,700千卡。
少奇同志到1969年时,虽然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丧失,但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头发变黑;虽生活不能自理,长期卧床,大小便失禁,但没有发生过褥疮。
周总理指示,我们留下了他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虽然已经不能认人和说话,但他头部自由转动,眼睛明亮。
“家庭病房”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
1968年7月至1969年8月6日期间,请专家会诊共40次,仅1968年7月会诊即达23次。一般上午、晚上各一次,有时一日会诊三次。
参加会诊的专家有:上海董承琅、北京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
中南海门诊部参加的有:卞志强、顾英奇、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
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三0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
为刘少奇治疗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新抗生素是无法多次控制肺部感染的。
从1968年7月至1969年10月,医护人员天天守护在刘少奇床旁,从未发生过差错,完全是按医疗原则进行工作的。
1969年10月,上级指示要把刘少奇疏散到河南去。中南海门诊部派董长城医生和曹兵、纪秀云两位护士,携带医疗抢救用品一路护送,并向当地接班医生做了详细交班。
1979年11月27日,中纪委王绍棠把刘少奇病历、治疗与抢救工作全部资料取走,其中包括数张刘少奇生活和治病的照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对两案的审查已有结论。其中,对中南海门诊部给刘少奇的治病和抢救是满意的。中办警卫局领导说:
“门诊部为刘少奇治疗和抢救,以及所写的病历,受到两案审查组的表扬。认为记录清楚、内容翔实、字迹工整;反映了治疗、抢救、护理、专家会诊、治疗处置和医嘱执行等各项工作的每一个细节,真实可信,无懈可击。审查组认为门诊部的工作是认真负责的。”
刘少奇同志的这段病历大部分是董长城医生执笔的。
1984年11月我们看到《驰骋中原》作者在引言中的一段离奇的话:“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少奇同志经过了多次残酷的批判和斗争,生活无人照顾……,有病找医生时,医生在看病前先得对他进行批判,以示划清界限,然后才能看病。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
“监护人员将少奇同志的双腿用绳子捆上,先后捆了几个月。”
甚至说“至一九六八年七月,少奇同志的病情更加严重,他们才请求上级,组织专家给少奇同志会诊。”
“汇报后上面批示:加紧会诊工作。”
“情况虽然上报了,但未得到任何批复、采取任何措施。”
我们不知道他根据什么写出的这样一段文字。作者说,他自己当时在蹲牛棚。
他没有进过中南海福禄居(刘少奇居所),更没有看到过刘少奇在1968年前后的医疗、抢救工作;也不认识我们和各科的医学专家。
还有接受刘少奇的河南医院的个别人,不知出于某种目的,也写了一篇文章发表于《光明日报》,对中南海门诊部抢救刘少奇和护送到河南的医生进行了凭空的诬蔑。
事实是:少奇同志在我们照顾下生活了一年零八个月,而到河南后他很快就去世了。

文章作者:顾英奇
原卫生部副部长,时任中央警卫团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主治军医。

文后补遗:

网上有网友的帖子说:
开封一趟,遇到了“刘少奇在开封纪念馆”,花了15还是20元,买票进去了。
这是旧中国时一个私人银行家建的金库,如同北京四合院,只是两边四周都是三层楼房,非常豪华,而且有地下室。
这么多年了,还是保存非常完好,看不出破败的感觉。解放后这里是开封政府办公的地方,1969年中苏冲突、国家紧急疏散北京的中央领导人时,当地政府全员撤出,给刘少奇腾出来了地方。
这里是当时开封市唯一有暖气的地方,而且安全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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