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贪腐 - 2016/12/25 15:19:57
2016-12-25 14:37:55 来源：产业人网 作者：王今朝
在中国非毛化盛行后，孔子的地位上升了。孔子的雕像又进入了中国一些重点高校的校园。立这些雕像的人通常都已经年过半百，应该读过叶圣陶先生的《古代英雄的石像》，也应该知道厚古薄今是什么意思，可是，当一些人这样做的时候，是否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即孔子如果活在当下，孔子会怎样看毛主席?孔子已经是历史人物，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孔子的言语还在!稍微有些逻辑和古代言语功底的读过《论语》的人，再对中国当代史有所了解的人，不难回答。所以，让我这个在经济学领域初步被认可的人(毕竟做了教授)用一短文(比《资治通鉴》短多了，不用费庙堂读者太多时间)来试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据中国期刊网所查到的文献，有关于毛主席评孔子的文章，也有同时评价毛主席和孔子的文章，但还没有孔子评价毛主席的文章。让我们用孔子所说的“可谓仁之方也已”的“能近取譬”来推断孔子到底会怎样评价毛主席吧!
二、孔子评价毛主席可能采用的标准
首先，“仁”是最有可能被孔子用来评价毛主席的标准。“仁”的概念在孔子思想中的地位是最高、最核心的了(参见李振纲：《解析<论语>的核心理念：仁》，《现代哲学》2007年第5期;戴祥萍：《<论语>核心理念“仁”的英译研究》，《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5期)。孔子《论语》中包含“仁”字109处，相比之下，“君子”出现107处，而“政”出现约43处，“义”约24处。《孟子》所含“仁”字也超过100处。可见“仁”和“仁者”在孔子及其门人中思想由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三仕为令尹的子文被孔子认为“未知”(“知”通“智”)，“焉得仁”。孔门七十二贤之佼佼者，可使为千室之邑百乘之家之宰的冉求(内政部长)以及可使治其赋(财政部长)、可使与宾客言(外交部长)的冉由、赤，皆被孔子视为“不知其仁也”，是具臣，而非大臣。“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可见，如果一个人达到了孔子的“仁”的标准，这个人就已经是接近完人了。因此，孔子对毛主席做评价，离不开一个“仁”字。
其次，“仁”到底能否使用呢?如果孔门七十二贤都难以不违“仁”，“仁”是否还能用来评价一个人呢?答案是肯定的。孔子把微子、箕子、比干称为殷之三仁，也就是认为，这三位比他自己的弟子都好。这样看来，“仁”还不是过于抽象的概念，而是有生活原型。
第三，“仁”的标准够用吗?有人可能对用“仁”作为标准来评价毛主席表示怀疑。毕竟，《道德经》认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只用“仁”是不够的。让我们打个比方来消除这种怀疑。在本文中，孔子关于“仁”的言论譬如给人量体温的温度计，它不能用来衡量超过42摄氏度的温度。但是，这个温度计还是有其一定价值的。超过了这个温度计的范围的，我们至少可以由此推知，孔子应该是会高度评价毛主席的。本文达到这个目的，也就够了!我们也就可以证明，毛主席不仅是大学者(见王今朝：《大学者毛泽东》，2016年12月产业人网首发)，而且是超越孔子意义上的仁者的大仁者、圣者。
三、从孔子的“仁”是什么来评价毛主席
首先，什么是“仁”和“仁者”。孔子把“克已复礼”、“爱人”定义为“仁”。“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也就是要人与人之间要平等，要有社会大同的理想。涉及到比干的情形，他爱纣王，所以，他也就限制纣王，以至于被杀。孔子当认为，比干是杀身以成仁者也!涉及到毛主席的情形，他要求自己的部下实行官兵一致，为此，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也为此，在其它时候，甚至可能激起下面的反对，也符合孔子说的“仁”的要求了。在冉求犯了孔子所认为的错误(“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也就是冉求阿附权贵)后，孔子判断他“非吾徒也”，要自己的弟子们“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也就是孔子主张贴冉求的大字报!但是，孔子没有把冉求开除山门(出孔子之党)。
其次，孔子认为，“仁”比“君子”更为可贵。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也就是说，仁者是比君子更为高尚的人，但仁者还不是圣者。问题是，极少有人真想做克己的人，也极少有人真正实现爱人。孔子怎么评价自己呢?按照现在的标准，他即使知道克制自己，但还是出现常常无法克制自己的情况。比如，“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也就是厌恶生产劳动、没有生产知识的孔子却在吃穿住行方面十分讲究，他采取的原则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毛主席则没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在生活待遇上讲究官兵一致，讲究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总的来看，孔子将自己的思想、行为限制于微观层面，没有社会革命的想法。他希望通过一种平和的“礼”、“德”的方法来达到他所向往的社会理想。这大概是因为他所处的社会的矛盾还不尖锐，统治阶级的游刃余地还尚有余吧!毛主席则由于所处中国的内外交困，迅速识别出非暴力革命无法解决中国问题的结论。他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列宁说：“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核心问题”。再从孔子所说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等词句推断，孔子可能觉得做个君子就不错了。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是有自知之明的。
第三，孔子认为，“圣”比“仁”的境界更高。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也就是说，能给大家带来莫大好处的人是圣人，这连尧舜都没有达到。而孔子自己怎样呢?孔子说，自己不过是“为之不厌，诲人不倦”罢了。孔子能做到这点，就已经是他的弟子们做不到的了。于是，孔子的所谓“仁”就达不到了。这是因为他既想做好事，又找不到方法，只好遁回到个人操守和后来所谓儒家理论的构建的层面上了。
那么，有没有办法普惠(“博施”)人民，使得他们能够得到根本的改善(“济”)呢?孔子是没有的。孔子所主张的办法相当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帕累托改善。孔子赞成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一起福利变好，主张统治阶级要关心被统治阶级，但不赞成被统治阶级的革命。而老子则不同。《老子》第七十七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毛主席正是采用了《老子》第七十七章的方法，在边区时，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即损有余而补不足，实现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所有革命都属于这种方法。
当然，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革命只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一种方法。但这是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一种方法。在革命成功后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则是一种威慑方法，通过这种威慑，保证另一种办法，即水涨船高、帕累托改善(如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来实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值得强调的是，这种普惠办法只有建立在实施前一种办法并取得成果和巩固这种成果的基础上才是可取的，也才是可以持续的。毛主席依次广泛、正确、系统地采用了这三种方法，并在实施后一种方法时还经常查漏补缺(三反五反等)。值得指出的是，管仲、商鞅等中国古代在实践一线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以及刘邦、朱元璋等皇帝都严格地实行了重农轻商(与1949-1976时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异曲同工)、抑制官员和豪强的政策，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人民民主专政”、“文革”了。因为这些人大都出身贫寒，了解社会，知道社会资源不能聚集到少数人身上。——知道这个道理并不需要读多少书!——今天那种只讲普惠(如普惠金融)的人是不懂历史、不懂文化、不懂经济、不懂金融的人!
基于对这三种办法(即革命、专政和普惠)的分类和功用的认识，可以说，毛主席的“仁”、“圣”达到了孔子所想象却不可能达到的境界。当然，也许，孔子当年如果能够组织一支军队，或许也能部分达到毛主席的“仁”、“圣”的境界。可惜，孔子大概年轻时就受到“仁”的概念的束缚(早于孔子著述的《道德经》就已经谈了“仁”的概念，但对“仁”多有排斥，认为“大道废有仁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失德而後仁”)，只是去追求“入仕”(或许可以说是受他的“礼”的概念的束缚)，却不得其门而入。如果不是掌握着军权的弟子冉有的帮助，他还不能顺利回到鲁国。与孔子晚年不入仕相比，毛主席年轻时本来可以做国民党的高官，却毅然决然地放弃。从这些角度看，毛主席的聪明也是超过孔子的。当然，如果他们时空对换，孔子也可能会做出与毛主席一样的选择。毕竟，如朱德等人都放弃了通过旧军队、旧制度实现人生理想的方法，而是选择了一条充满生命危险的道路。
四、从孔子达到“仁”的方法来评价毛主席
首先，为人民服务就是仁、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大仁、至圣。然而，达到大仁、至圣决不是靠漂亮话、一团和气。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朱熹注曰：“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说(通‘悦’)人。”《毛泽东选集》中记载的论战、观点、指示毫不含糊，无论对美国人、国民党、个别民主人士还是党内同志，都没有“好其言”，都没有“善其色”(比如，参见《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关于建立报告制度》、《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讨好别人，就意味着以别人的意志、利益为转移，即使这些人的意志和利益是非法的，不合理的。这样一来，讨好别人的人注定是不可能行仁政的人。如果毛主席有务以说人，也务以说广大人民群众，务以悲人，也悲痛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伤病，这就不是讨好别人，也不是民粹主义，而是人民群众的英雄史观了。
其次，必须思想上进。为仁由己，“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的“礼”放在共产党的语言里，也就是要讲“党性”。“人而不仁，如礼何?”如果人没有社会主义理想，就没有“党性”了。老一辈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许多人如毛主席一样，内心刚、毅，行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想被压迫，也不压迫别人。孔子还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就是今天的中国人如果只口头要社会主义，所行的如果却是不必要的资本主义，那么，他们受到遮蔽就是很愚蠢的了。这就好像一个将军，本来可以打胜仗(比如，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打了败仗;或者本来可以打一个大胜仗，结果却打了一个小胜仗一样。
第三，孔子回答子张提问时说：“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毛主席对于战友们极少甚至没有用过“调侃”的方式，没有说过“俏皮话”，足以见其为人之“恭”。遵义会议后直到逝世的毛主席对于原来的领导人是宽的，对于战友们是守信的，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格局的细微变化的反应(如抗美援朝、中美建交)是敏捷的，对于中国人民是“惠”的。所以，毛主席能行恭宽信敏惠，按照孔子的标准，“为仁矣”，当然又远远超越孔子的标准。《道德经》中的“圣人”不过是指诸侯等居高位者而已，但《道德经》恐怕也就是讲居高位者怎样才能做到好的居高位者。《道德经》又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关于此句，争论颇多。一种看法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统治者一律平等待人的意思;作者以为，老子身处统治者周围，又博览群书，不可能把统治者想象成都是平等待人的人)。毛主席主张和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经达到和超过《道德经》所设想的仁而“圣”的人了。
第四，必须有内部的团结。孔子还在回答子贡问为仁时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人想要有“仁政”，必须搞清楚谁才是贤者、仁者，这样，才能先利其器，而后善其事，即达到得到“仁政”的目的。但是，有很多人是打着仁政的牌子是要行暴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就说，(常常宣扬民主、自由的)美国共和党时时刻刻准备着在穷人、中产阶级和富人之间重新分配财富的，[ 保罗·克鲁克曼：《美国民主的溃烂非止一日》，《参考消息》，2016年12月23日。]这种重新分配当然不是偏向穷人，也很少偏向中产阶级。
第五，必须敢于坚持真理。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按照孔子的说法，当毛主席认为，中国需要一种“仁政”时，即使很多人(包括老师)反对，他也应该去做。20世纪50年代，当毛主席决策中国进行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时，有人认为，毛主席的经济发展战略将会产生“九天九地”的差别。对此，毛主席明确地、正确地加以拒绝——在20世纪40和50年代，早就有大批中外学者正确地主张了工业化，拒绝了以农为国的战略，从而与毛主席在工业化方向的问题上是一致的(他们对于工业化的手段、条件和路线的研究却远远不及毛主席)。
五、从孔子对“仁”的实践结果的二分法来评价毛主席
孔子认为，任何一种实践的结果都有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
首先，个人层面的实践结果较容易立竿见影。这也可以分为过程和特质两个方面。先从过程看，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毛主席写过多少文章呢?不笃志，怎么写呢?笃志了，不博学，怎么写得好呢?笃志、博学，不切切地追问重大问题，不就重大问题本身进行深入的研究，怎么写得好呢?毛主席在1950年代写作《论十大关系》时，见了多少人，问了多少事，才写出这样一篇经天纬地的文章啊!正是因为毛主席博学，是大学者，他才成为“久处约”的人，“长处”高位的人(有的人认为处高位者乐)，安仁的人，利仁的人，“无终食之间违仁”的人，因此，他周围的人极少造次。不仅如此，毛主席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的办法又改造了多少人呢?又有多少人成为新中国的将军、功臣呢?这就超越孔子所谓“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的效果了。
再从一生特质看，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仿佛仁者和智者不可能同时集于一身。中国俗话称赞智勇双全者，实则智与仁更难同时达到。因为“仁者必有勇”，而勇者不必仁。毛主席既喜欢山(如庐山、昆仑山)，又喜欢水(多次畅游长江)。孔子又说，仁者不忧，仁者静，仁者寿。毛主席不怕国民党，不怕日本人，不怕美国人，说他们是“纸老虎”，可谓“不忧”(于外)了;毛主席不搞祝寿、排场，常常看一般人不看也看不懂的中国历史，[ 当然，毛主席看历史书时，在平静的外表下，内心其实可能风云激荡!]可谓“静”了;毛主席逝世时83岁，在那个时代也可谓“寿”了，更何况他在晚年依然鞠躬尽瘁于国事。
其次，社会层面的结果就较难衡量了(有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与这种困难有关。当然，这里不讨论这个命题的科学与否)。孔子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也就是说，一个人做了国家领导人，要经过30年才能显示出他的仁政功绩。为此，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放在今天，也就是，行仁政的责任是非常重的(即非常艰难)，需要许多代人才能完成。为什么非常艰难呢?不外乎旧、恶势力顽固地反对罢(旧的意识形态的稳定性)了。在这种顽固的反对之下，民智的金石只有精诚才能为开。这样看来，用毛主席的一些实践及其在社会上产生的结果来评价毛主席指导这种实践的理论的真理性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六、孔子到底会怎样评价毛主席
上面说，评价毛主席行“仁政”的实践的社会结果是很难的。那么，孔子有没有一种简便易行的办法来比较科学地评价毛主席呢?孔子足够聪明，是有办法的。
首先，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孔子认为，只要有志向去做一个“仁人”，就不会做坏事了。毛主席又怎么只是一个有志向去做“仁人”的人呢?按照孔子的逻辑，毛主席“无恶”矣!孔子和子夏的逻辑为科学评价毛主席的晚年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其次，子路、子贡这两个孔子的杰出弟子依然在“仁”的问题上迷惑不清。子路问孔子说，既然“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管仲)“未仁乎?”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又说：“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从这里可以设想，当你向孔子提问怎样评价毛主席——孔子也会说：“如其仁，如其仁”，也就是要向毛主席那样学习行“仁政”(也就是要排除干扰，搞社会主义和公有制)。当然，如果你太笨，孔子就会三缄其口或顾左右而言他了。
七、结论
综合以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孔子会高度评价毛主席，会认为毛主席达到了极高的人生境界。毛主席当然有治国、治军、治经济之智(关于毛主席的经济思想所达到的高度，见王今朝《大学者毛泽东》，2016年12月产业人网首发)。如果孔子活在20世纪上半叶，而能见到毛主席，就很可能会如许多民主党派人士一样，发自内心地不呼其名，而称“毛主席”。因此，可以说，毛主席达到了最高的“智”、“仁”、“圣”的境界，是可以经得起检验的结论。孔子还说：“唯仁者能好(即喜欢)人，能恶(即厌恶)人。”让我们中国人学会“好”人和“恶”人吧!也让我们中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要采取叶公好龙、囫囵吞枣的态度吧!
注释：
1.保罗·克鲁克曼：《美国民主的溃烂非止一日》，《参考消息》，2016年12月23日。
2.当然，毛主席看历史书时，在平静的外表下，内心其实可能风云激荡!
(作者为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
在中国非毛化盛行后，孔子的地位上升了。孔子的雕像又进入了中国一些重点高校的校园。立这些雕像的人通常都已经年过半百，应该读过叶圣陶先生的《古代英雄的石像》，也应该知道厚古薄今是什么意思，可是，当一些人这样做的时候，是否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即孔子如果活在当下，孔子会怎样看毛主席?孔子已经是历史人物，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孔子的言语还在!稍微有些逻辑和古代言语功底的读过《论语》的人，再对中国当代史有所了解的人，不难回答。所以，让我这个在经济学领域初步被认可的人(毕竟做了教授)用一短文(比《资治通鉴》短多了，不用费庙堂读者太多时间)来试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据中国期刊网所查到的文献，有关于毛主席评孔子的文章，也有同时评价毛主席和孔子的文章，但还没有孔子评价毛主席的文章。让我们用孔子所说的“可谓仁之方也已”的“能近取譬”来推断孔子到底会怎样评价毛主席吧!
二、孔子评价毛主席可能采用的标准
首先，“仁”是最有可能被孔子用来评价毛主席的标准。“仁”的概念在孔子思想中的地位是最高、最核心的了(参见李振纲：《解析<论语>的核心理念：仁》，《现代哲学》2007年第5期;戴祥萍：《<论语>核心理念“仁”的英译研究》，《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5期)。孔子《论语》中包含“仁”字109处，相比之下，“君子”出现107处，而“政”出现约43处，“义”约24处。《孟子》所含“仁”字也超过100处。可见“仁”和“仁者”在孔子及其门人中思想由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三仕为令尹的子文被孔子认为“未知”(“知”通“智”)，“焉得仁”。孔门七十二贤之佼佼者，可使为千室之邑百乘之家之宰的冉求(内政部长)以及可使治其赋(财政部长)、可使与宾客言(外交部长)的冉由、赤，皆被孔子视为“不知其仁也”，是具臣，而非大臣。“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可见，如果一个人达到了孔子的“仁”的标准，这个人就已经是接近完人了。因此，孔子对毛主席做评价，离不开一个“仁”字。
其次，“仁”到底能否使用呢?如果孔门七十二贤都难以不违“仁”，“仁”是否还能用来评价一个人呢?答案是肯定的。孔子把微子、箕子、比干称为殷之三仁，也就是认为，这三位比他自己的弟子都好。这样看来，“仁”还不是过于抽象的概念，而是有生活原型。
第三，“仁”的标准够用吗?有人可能对用“仁”作为标准来评价毛主席表示怀疑。毕竟，《道德经》认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只用“仁”是不够的。让我们打个比方来消除这种怀疑。在本文中，孔子关于“仁”的言论譬如给人量体温的温度计，它不能用来衡量超过42摄氏度的温度。但是，这个温度计还是有其一定价值的。超过了这个温度计的范围的，我们至少可以由此推知，孔子应该是会高度评价毛主席的。本文达到这个目的，也就够了!我们也就可以证明，毛主席不仅是大学者(见王今朝：《大学者毛泽东》，2016年12月产业人网首发)，而且是超越孔子意义上的仁者的大仁者、圣者。
三、从孔子的“仁”是什么来评价毛主席
首先，什么是“仁”和“仁者”。孔子把“克已复礼”、“爱人”定义为“仁”。“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也就是要人与人之间要平等，要有社会大同的理想。涉及到比干的情形，他爱纣王，所以，他也就限制纣王，以至于被杀。孔子当认为，比干是杀身以成仁者也!涉及到毛主席的情形，他要求自己的部下实行官兵一致，为此，杀了刘青山张子善，也为此，在其它时候，甚至可能激起下面的反对，也符合孔子说的“仁”的要求了。在冉求犯了孔子所认为的错误(“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也就是冉求阿附权贵)后，孔子判断他“非吾徒也”，要自己的弟子们“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也就是孔子主张贴冉求的大字报!但是，孔子没有把冉求开除山门(出孔子之党)。
其次，孔子认为，“仁”比“君子”更为可贵。孔子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也就是说，仁者是比君子更为高尚的人，但仁者还不是圣者。问题是，极少有人真想做克己的人，也极少有人真正实现爱人。孔子怎么评价自己呢?按照现在的标准，他即使知道克制自己，但还是出现常常无法克制自己的情况。比如，“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也就是厌恶生产劳动、没有生产知识的孔子却在吃穿住行方面十分讲究，他采取的原则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毛主席则没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在生活待遇上讲究官兵一致，讲究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总的来看，孔子将自己的思想、行为限制于微观层面，没有社会革命的想法。他希望通过一种平和的“礼”、“德”的方法来达到他所向往的社会理想。这大概是因为他所处的社会的矛盾还不尖锐，统治阶级的游刃余地还尚有余吧!毛主席则由于所处中国的内外交困，迅速识别出非暴力革命无法解决中国问题的结论。他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列宁说：“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核心问题”。再从孔子所说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等词句推断，孔子可能觉得做个君子就不错了。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是有自知之明的。
第三，孔子认为，“圣”比“仁”的境界更高。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也就是说，能给大家带来莫大好处的人是圣人，这连尧舜都没有达到。而孔子自己怎样呢?孔子说，自己不过是“为之不厌，诲人不倦”罢了。孔子能做到这点，就已经是他的弟子们做不到的了。于是，孔子的所谓“仁”就达不到了。这是因为他既想做好事，又找不到方法，只好遁回到个人操守和后来所谓儒家理论的构建的层面上了。
那么，有没有办法普惠(“博施”)人民，使得他们能够得到根本的改善(“济”)呢?孔子是没有的。孔子所主张的办法相当于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帕累托改善。孔子赞成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一起福利变好，主张统治阶级要关心被统治阶级，但不赞成被统治阶级的革命。而老子则不同。《老子》第七十七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毛主席正是采用了《老子》第七十七章的方法，在边区时，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即损有余而补不足，实现了“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所有革命都属于这种方法。
当然，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革命只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一种方法。但这是极为重要、不可或缺的一种方法。在革命成功后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则是一种威慑方法，通过这种威慑，保证另一种办法，即水涨船高、帕累托改善(如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法来实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值得强调的是，这种普惠办法只有建立在实施前一种办法并取得成果和巩固这种成果的基础上才是可取的，也才是可以持续的。毛主席依次广泛、正确、系统地采用了这三种方法，并在实施后一种方法时还经常查漏补缺(三反五反等)。值得指出的是，管仲、商鞅等中国古代在实践一线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以及刘邦、朱元璋等皇帝都严格地实行了重农轻商(与1949-1976时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异曲同工)、抑制官员和豪强的政策，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人民民主专政”、“文革”了。因为这些人大都出身贫寒，了解社会，知道社会资源不能聚集到少数人身上。——知道这个道理并不需要读多少书!——今天那种只讲普惠(如普惠金融)的人是不懂历史、不懂文化、不懂经济、不懂金融的人!
基于对这三种办法(即革命、专政和普惠)的分类和功用的认识，可以说，毛主席的“仁”、“圣”达到了孔子所想象却不可能达到的境界。当然，也许，孔子当年如果能够组织一支军队，或许也能部分达到毛主席的“仁”、“圣”的境界。可惜，孔子大概年轻时就受到“仁”的概念的束缚(早于孔子著述的《道德经》就已经谈了“仁”的概念，但对“仁”多有排斥，认为“大道废有仁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失德而後仁”)，只是去追求“入仕”(或许可以说是受他的“礼”的概念的束缚)，却不得其门而入。如果不是掌握着军权的弟子冉有的帮助，他还不能顺利回到鲁国。与孔子晚年不入仕相比，毛主席年轻时本来可以做国民党的高官，却毅然决然地放弃。从这些角度看，毛主席的聪明也是超过孔子的。当然，如果他们时空对换，孔子也可能会做出与毛主席一样的选择。毕竟，如朱德等人都放弃了通过旧军队、旧制度实现人生理想的方法，而是选择了一条充满生命危险的道路。
四、从孔子达到“仁”的方法来评价毛主席
首先，为人民服务就是仁、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大仁、至圣。然而，达到大仁、至圣决不是靠漂亮话、一团和气。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朱熹注曰：“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说(通‘悦’)人。”《毛泽东选集》中记载的论战、观点、指示毫不含糊，无论对美国人、国民党、个别民主人士还是党内同志，都没有“好其言”，都没有“善其色”(比如，参见《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关于建立报告制度》、《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讨好别人，就意味着以别人的意志、利益为转移，即使这些人的意志和利益是非法的，不合理的。这样一来，讨好别人的人注定是不可能行仁政的人。如果毛主席有务以说人，也务以说广大人民群众，务以悲人，也悲痛广大人民群众的痛苦、伤病，这就不是讨好别人，也不是民粹主义，而是人民群众的英雄史观了。
其次，必须思想上进。为仁由己，“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孔子的“礼”放在共产党的语言里，也就是要讲“党性”。“人而不仁，如礼何?”如果人没有社会主义理想，就没有“党性”了。老一辈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许多人如毛主席一样，内心刚、毅，行为“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实现了最大程度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想被压迫，也不压迫别人。孔子还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就是今天的中国人如果只口头要社会主义，所行的如果却是不必要的资本主义，那么，他们受到遮蔽就是很愚蠢的了。这就好像一个将军，本来可以打胜仗(比如，御敌于国门之外)，结果打了败仗;或者本来可以打一个大胜仗，结果却打了一个小胜仗一样。
第三，孔子回答子张提问时说：“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毛主席对于战友们极少甚至没有用过“调侃”的方式，没有说过“俏皮话”，足以见其为人之“恭”。遵义会议后直到逝世的毛主席对于原来的领导人是宽的，对于战友们是守信的，对于中国乃至世界格局的细微变化的反应(如抗美援朝、中美建交)是敏捷的，对于中国人民是“惠”的。所以，毛主席能行恭宽信敏惠，按照孔子的标准，“为仁矣”，当然又远远超越孔子的标准。《道德经》中的“圣人”不过是指诸侯等居高位者而已，但《道德经》恐怕也就是讲居高位者怎样才能做到好的居高位者。《道德经》又说“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关于此句，争论颇多。一种看法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统治者一律平等待人的意思;作者以为，老子身处统治者周围，又博览群书，不可能把统治者想象成都是平等待人的人)。毛主席主张和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经达到和超过《道德经》所设想的仁而“圣”的人了。
第四，必须有内部的团结。孔子还在回答子贡问为仁时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人想要有“仁政”，必须搞清楚谁才是贤者、仁者，这样，才能先利其器，而后善其事，即达到得到“仁政”的目的。但是，有很多人是打着仁政的牌子是要行暴政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就说，(常常宣扬民主、自由的)美国共和党时时刻刻准备着在穷人、中产阶级和富人之间重新分配财富的，[ 保罗·克鲁克曼：《美国民主的溃烂非止一日》，《参考消息》，2016年12月23日。]这种重新分配当然不是偏向穷人，也很少偏向中产阶级。
第五，必须敢于坚持真理。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按照孔子的说法，当毛主席认为，中国需要一种“仁政”时，即使很多人(包括老师)反对，他也应该去做。20世纪50年代，当毛主席决策中国进行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时，有人认为，毛主席的经济发展战略将会产生“九天九地”的差别。对此，毛主席明确地、正确地加以拒绝——在20世纪40和50年代，早就有大批中外学者正确地主张了工业化，拒绝了以农为国的战略，从而与毛主席在工业化方向的问题上是一致的(他们对于工业化的手段、条件和路线的研究却远远不及毛主席)。
五、从孔子对“仁”的实践结果的二分法来评价毛主席
孔子认为，任何一种实践的结果都有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它们具有不同的性质。
首先，个人层面的实践结果较容易立竿见影。这也可以分为过程和特质两个方面。先从过程看，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毛主席写过多少文章呢?不笃志，怎么写呢?笃志了，不博学，怎么写得好呢?笃志、博学，不切切地追问重大问题，不就重大问题本身进行深入的研究，怎么写得好呢?毛主席在1950年代写作《论十大关系》时，见了多少人，问了多少事，才写出这样一篇经天纬地的文章啊!正是因为毛主席博学，是大学者，他才成为“久处约”的人，“长处”高位的人(有的人认为处高位者乐)，安仁的人，利仁的人，“无终食之间违仁”的人，因此，他周围的人极少造次。不仅如此，毛主席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等的办法又改造了多少人呢?又有多少人成为新中国的将军、功臣呢?这就超越孔子所谓“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的效果了。
再从一生特质看，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仿佛仁者和智者不可能同时集于一身。中国俗话称赞智勇双全者，实则智与仁更难同时达到。因为“仁者必有勇”，而勇者不必仁。毛主席既喜欢山(如庐山、昆仑山)，又喜欢水(多次畅游长江)。孔子又说，仁者不忧，仁者静，仁者寿。毛主席不怕国民党，不怕日本人，不怕美国人，说他们是“纸老虎”，可谓“不忧”(于外)了;毛主席不搞祝寿、排场，常常看一般人不看也看不懂的中国历史，[ 当然，毛主席看历史书时，在平静的外表下，内心其实可能风云激荡!]可谓“静”了;毛主席逝世时83岁，在那个时代也可谓“寿”了，更何况他在晚年依然鞠躬尽瘁于国事。
其次，社会层面的结果就较难衡量了(有人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与这种困难有关。当然，这里不讨论这个命题的科学与否)。孔子说：“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也就是说，一个人做了国家领导人，要经过30年才能显示出他的仁政功绩。为此，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放在今天，也就是，行仁政的责任是非常重的(即非常艰难)，需要许多代人才能完成。为什么非常艰难呢?不外乎旧、恶势力顽固地反对罢(旧的意识形态的稳定性)了。在这种顽固的反对之下，民智的金石只有精诚才能为开。这样看来，用毛主席的一些实践及其在社会上产生的结果来评价毛主席指导这种实践的理论的真理性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六、孔子到底会怎样评价毛主席
上面说，评价毛主席行“仁政”的实践的社会结果是很难的。那么，孔子有没有一种简便易行的办法来比较科学地评价毛主席呢?孔子足够聪明，是有办法的。
首先，孔子说：“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孔子认为，只要有志向去做一个“仁人”，就不会做坏事了。毛主席又怎么只是一个有志向去做“仁人”的人呢?按照孔子的逻辑，毛主席“无恶”矣!孔子和子夏的逻辑为科学评价毛主席的晚年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其次，子路、子贡这两个孔子的杰出弟子依然在“仁”的问题上迷惑不清。子路问孔子说，既然“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管仲)“未仁乎?”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贡又说：“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从这里可以设想，当你向孔子提问怎样评价毛主席——孔子也会说：“如其仁，如其仁”，也就是要向毛主席那样学习行“仁政”(也就是要排除干扰，搞社会主义和公有制)。当然，如果你太笨，孔子就会三缄其口或顾左右而言他了。
七、结论
综合以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孔子会高度评价毛主席，会认为毛主席达到了极高的人生境界。毛主席当然有治国、治军、治经济之智(关于毛主席的经济思想所达到的高度，见王今朝《大学者毛泽东》，2016年12月产业人网首发)。如果孔子活在20世纪上半叶，而能见到毛主席，就很可能会如许多民主党派人士一样，发自内心地不呼其名，而称“毛主席”。因此，可以说，毛主席达到了最高的“智”、“仁”、“圣”的境界，是可以经得起检验的结论。孔子还说：“唯仁者能好(即喜欢)人，能恶(即厌恶)人。”让我们中国人学会“好”人和“恶”人吧!也让我们中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要采取叶公好龙、囫囵吞枣的态度吧!
注释：
1.保罗·克鲁克曼：《美国民主的溃烂非止一日》，《参考消息》，2016年12月23日。
2.当然，毛主席看历史书时，在平静的外表下，内心其实可能风云激荡!
(作者为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