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和尚 - 2018/11/30 10:44:45
2018-11-30 08:26:20 来源：红墙往事 作者：壬岷
但这个时期，作为教育起点的教育公平问题也开始产生，其典型为享有某种特权的干部子弟学校的普遍设置。
一方面是工农群众子女教育资源的普遍短缺，渴望教育的要求难以满足;一方面是干部子弟学校优越的环境;加之，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巨大的反差，引发了民众的普遍质疑，最严重者甚至质疑新政权是否工农当家做主。
当时，一名上海市民鼓起勇气向毛主席反映这个问题，并希望政府能尽快取消这种特权学校。
这不由不引起毛主席深思、警惕、反感，乃至愤怒。
毛主席的这种态度是一贯的，他对官僚制度及由此导致的特殊化一直保持着足够的敏感和警惕。
1951年末开始的三反运动所揭示出来的干部贪污浪费问题，让中央感到震惊。毛主席接连做出批示，显示了他在“三反”问题上的坚决态度。
毛主席一直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对自己子女也是从严要求，经常劝诫她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搞特殊。
李敏、李讷，上学后就和普通工农的孩子一样，住集体宿舍，吃大食堂，挤公交，周末才回家一次。偶尔身边卫士因为心疼她们，偷偷给她们加餐或开车去接，都会招致毛主席严厉的批评。她们晚年退休后，过的是清贫的普通人生活。
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主席马上让其脱下军装，先当农民，向劳模学习，再当工人。朝鲜战争爆发后毛主席又带头把毛岸英送到了炮火连天的战场——“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这是毛岸英牺牲后，毛主席对好友周世钊说的话。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干部子弟学校的各项“特权”：
师资方面，干部子弟学校要求非常严，如华东保育院要求教师在批改作业时不能只判对错，还须注明原因。教职工学历也非常高：育英小学有辅仁大学的毕业生，华东保育院营养员、教养员均有毕业于金陵大学的，教养干事则有毕业于南京大学的。
饮食健康方面，华东保育院保证学生“天天有牛奶盒，顿顿有水果吃”，上午课间有鸡蛋盒豆浆加餐，每天早饭还有鱼肝油供应;厨师詹万财厨艺精湛，后调至中央军委，服务邓、叶等人。育英小学每个月都要给学生称体重，并要求班主任和学生同桌吃饭，以观察学生饭量变化;学生每年体检，之后依据学生健康状况分组以便重点保护，学校医务室还聘请了苏联专家。育才小学校医院有50张病床，有内外科、化验室等部门，俨然“一个小型医院”。
硬件方面，比如，南京卫岗小学1950年代就有室内篮球场。育英小学校园由苏联工程师设计，包括图书馆、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冰场、大礼堂、理发室等，甚至还有一个小型动物园。
1952年5月，政务院批准通过《干部子女小学暂行实施办法》，这一规定实际上为干部子弟学校的开办提供了政策支持。办法规定，各级政府机关和团体均可根据需要设立子弟小学，规定子弟学校教职员工与学生比例为1：6;若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必要时可以将干部级别作为是否招录子女入学的参考标准。
次年北京市教委的调查发现，办一个育才小学的所用的工作人员可以办4.4个一般市立小学，育才小学所用经费可办19个市立小学。
此外，“目前干部子弟学校中，学生待遇较一般中小学生为优，但也及不一致，学校之间伙食费和津贴费的标准高低不同，同一学校之内又有大灶和中灶之分。干部子弟入普通学校的，其公费补助按家长革命历史和职位分为三等。上述差别对干部子弟和一般学生都影响极坏，应该改变”(据1952年6月《北京市委关于中小学生负担情况的报告》)。
相形之下，工农子弟的教育则是“目前中小学生所负担的费用，对于劳动人民家庭和低薪制工作人员来说，是相当重的。目前中学的人民助学金标准低，名额少，对学生有帮助，但还不能解决问题。小学生根本无助学金，只有减免费名额。中学生的伙食一般仍很差，营养不够，医疗卫生设备少，而功课和课外活动又较繁重，学生健康状况虽较过去好得多，但仍然是差的”(据1952年6月《北京市委关于中小学生负担情况的报告》)。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占有大量资源，拥有舒适环境的干部子弟获得了更好的受教育机会。以1953年为例，育英小学毕业238人，只有4人没考上初中，北京小学81人，3人没考上初中;而当年全国小升初升学率仅27.9%，且全国不少地方都出现小升初供不应求的局面，竞争非常激烈，甚至有学生因考不上初中而自杀。
更严重的后果则是干部子弟学校学生所处的环境与社会、与人民群众严重脱节。特殊地位、特殊待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对社会权利结构的认识，并塑造着他们的身份优越感。他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娇生惯养，不知节俭，生活自理能力差，对真实社会生活所知甚少;还不尊重老师，目中无人，看不起劳动人民;学生之间互相攀比父母官衔，还有学生借势压人。有的学生甚至敢说：“反正老师不能开除我，我爸爸还管着学校呢”，以至于很多群众说“这样的学校不是给我们办的”。
公正的说，1937年创办的干部子弟学校最初有着积极的意义，用徐特立的话说“为了使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能解除后顾之忧，安心抗战救国，也为了把革命的后代、烈士的遗孤培养成才”。虽然当时在师资、后勤等方面已经呈现出特殊优待，以致于在学生中已经有脱离群众的特权思想产生，但“集体育儿，教养并举”的思路和突出地将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要求学生参与生产劳动的同时必须保持与当地人民紧密联系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这种倾向。
在此背景之下，1952年6月14日，就在政务院批准通过《干部子女小学暂行实施办法》月余之际，毛主席做了一份很简短的批示，内容是：
"周总理：
（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
（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短短五十余字，内容很明白，就是希望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废除贵族学校，实现教育公平。
毛主席的这份批示直指教育的要害，即教育是否公平，教育是否为人民。要真正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实现“两个决裂”，即在教育领域破除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当务之急，首先应当解决的就是干部及其子女的特权思想。
可以说，在干部中，毛主席是孤独的，以致于他在批注中不得不用到“请酌办”这个词——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办事步骤的问题，更是要面对一个庞大的干部群体及其背后的特权问题。这背后的难度可想而知!
1953年11月，北京市教委对育才、北京和培英三所干部子弟小学进行调查，反映出干部子弟学校存在严重问题，并提出将培英和北京小学改成一般市立小学，暂保留育才小学干部子弟学校体例的意见，希望逐步实现毛主席的“与人民子弟合一”。
1955年10月，教育部党组发出《关于逐步取消各地干部子女学校的报告》，要求各地从1956年开始逐渐将干部子弟学校转为普通小学，交由地方政府管理。
然而，这一系列的举措，招致家长们或明或暗的抵制，事实上的改革只能是有形无实。
1956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刊文，吴晗对这种“阳奉阴违”的行为给以了尖锐批评，“名义上学校是交下了，招生任务仍由国务院人事局和其他人事部门掌握，去年有几个学校虽然也招了一些走读生，但数量很少。这样，名义上是交给地方，实际上仍是中央的干部子弟学校。”北京尚且如此，何况地方?
1963年，教育部再次发出通知，指出“有的省、市现在还保留少数的干部子女学校;有的地区把重点学校 实际办成‘干部子女学校’，只有‘干部子女’才能入学”，催促各地抓紧取消子弟学校的工作。一年后，教育部再次敦促地方尽快取缔干部子弟小学，结果地方仍然不紧不慢，依然故我。
同年，中央军委决定取消军队干部子女学校。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等四单位联合发出了《军队干部子女学校移交教育部门接管的通知》。
地方上，干部子弟学校的消亡一直到1966年以后。
学校消亡了，但问题还在，被毛主席称为“汉献帝”和“阿斗”们的干部子弟已经习惯了高高在上。
进入“春天”，教育市场化了，教育资源再次向城市聚集，加之贫富迅速拉大，读不起书或因读书返贫在工农家庭再次出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死灰复燃，有钱有权人家孩子上私立、贵族学校或985/211，穷人家孩子上学贵上学难，早早辍学或上技校/三本的情形已然成为现实。“张华考上北大，李萍进了中专，我当了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曾经我们相信的美好，已经成了现实中莫大的黑色幽默。
此情此景，再读毛主席短短五十余字的批示，掷地有声。
这教人民如何不想念毛主席呢?
但这个时期，作为教育起点的教育公平问题也开始产生，其典型为享有某种特权的干部子弟学校的普遍设置。
一方面是工农群众子女教育资源的普遍短缺，渴望教育的要求难以满足;一方面是干部子弟学校优越的环境;加之，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巨大的反差，引发了民众的普遍质疑，最严重者甚至质疑新政权是否工农当家做主。
当时，一名上海市民鼓起勇气向毛主席反映这个问题，并希望政府能尽快取消这种特权学校。
这不由不引起毛主席深思、警惕、反感，乃至愤怒。
毛主席的这种态度是一贯的，他对官僚制度及由此导致的特殊化一直保持着足够的敏感和警惕。
1951年末开始的三反运动所揭示出来的干部贪污浪费问题，让中央感到震惊。毛主席接连做出批示，显示了他在“三反”问题上的坚决态度。
毛主席一直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对自己子女也是从严要求，经常劝诫她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搞特殊。
李敏、李讷，上学后就和普通工农的孩子一样，住集体宿舍，吃大食堂，挤公交，周末才回家一次。偶尔身边卫士因为心疼她们，偷偷给她们加餐或开车去接，都会招致毛主席严厉的批评。她们晚年退休后，过的是清贫的普通人生活。
毛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主席马上让其脱下军装，先当农民，向劳模学习，再当工人。朝鲜战争爆发后毛主席又带头把毛岸英送到了炮火连天的战场——“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作为一个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这是毛岸英牺牲后，毛主席对好友周世钊说的话。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干部子弟学校的各项“特权”：
师资方面，干部子弟学校要求非常严，如华东保育院要求教师在批改作业时不能只判对错，还须注明原因。教职工学历也非常高：育英小学有辅仁大学的毕业生，华东保育院营养员、教养员均有毕业于金陵大学的，教养干事则有毕业于南京大学的。
饮食健康方面，华东保育院保证学生“天天有牛奶盒，顿顿有水果吃”，上午课间有鸡蛋盒豆浆加餐，每天早饭还有鱼肝油供应;厨师詹万财厨艺精湛，后调至中央军委，服务邓、叶等人。育英小学每个月都要给学生称体重，并要求班主任和学生同桌吃饭，以观察学生饭量变化;学生每年体检，之后依据学生健康状况分组以便重点保护，学校医务室还聘请了苏联专家。育才小学校医院有50张病床，有内外科、化验室等部门，俨然“一个小型医院”。
硬件方面，比如，南京卫岗小学1950年代就有室内篮球场。育英小学校园由苏联工程师设计，包括图书馆、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冰场、大礼堂、理发室等，甚至还有一个小型动物园。
1952年5月，政务院批准通过《干部子女小学暂行实施办法》，这一规定实际上为干部子弟学校的开办提供了政策支持。办法规定，各级政府机关和团体均可根据需要设立子弟小学，规定子弟学校教职员工与学生比例为1：6;若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必要时可以将干部级别作为是否招录子女入学的参考标准。
次年北京市教委的调查发现，办一个育才小学的所用的工作人员可以办4.4个一般市立小学，育才小学所用经费可办19个市立小学。
此外，“目前干部子弟学校中，学生待遇较一般中小学生为优，但也及不一致，学校之间伙食费和津贴费的标准高低不同，同一学校之内又有大灶和中灶之分。干部子弟入普通学校的，其公费补助按家长革命历史和职位分为三等。上述差别对干部子弟和一般学生都影响极坏，应该改变”(据1952年6月《北京市委关于中小学生负担情况的报告》)。
相形之下，工农子弟的教育则是“目前中小学生所负担的费用，对于劳动人民家庭和低薪制工作人员来说，是相当重的。目前中学的人民助学金标准低，名额少，对学生有帮助，但还不能解决问题。小学生根本无助学金，只有减免费名额。中学生的伙食一般仍很差，营养不够，医疗卫生设备少，而功课和课外活动又较繁重，学生健康状况虽较过去好得多，但仍然是差的”(据1952年6月《北京市委关于中小学生负担情况的报告》)。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占有大量资源，拥有舒适环境的干部子弟获得了更好的受教育机会。以1953年为例，育英小学毕业238人，只有4人没考上初中，北京小学81人，3人没考上初中;而当年全国小升初升学率仅27.9%，且全国不少地方都出现小升初供不应求的局面，竞争非常激烈，甚至有学生因考不上初中而自杀。
更严重的后果则是干部子弟学校学生所处的环境与社会、与人民群众严重脱节。特殊地位、特殊待遇，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对社会权利结构的认识，并塑造着他们的身份优越感。他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娇生惯养，不知节俭，生活自理能力差，对真实社会生活所知甚少;还不尊重老师，目中无人，看不起劳动人民;学生之间互相攀比父母官衔，还有学生借势压人。有的学生甚至敢说：“反正老师不能开除我，我爸爸还管着学校呢”，以至于很多群众说“这样的学校不是给我们办的”。
公正的说，1937年创办的干部子弟学校最初有着积极的意义，用徐特立的话说“为了使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能解除后顾之忧，安心抗战救国，也为了把革命的后代、烈士的遗孤培养成才”。虽然当时在师资、后勤等方面已经呈现出特殊优待，以致于在学生中已经有脱离群众的特权思想产生，但“集体育儿，教养并举”的思路和突出地将学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要求学生参与生产劳动的同时必须保持与当地人民紧密联系的做法，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这种倾向。
在此背景之下，1952年6月14日，就在政务院批准通过《干部子女小学暂行实施办法》月余之际，毛主席做了一份很简短的批示，内容是：
"周总理：
（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
（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短短五十余字，内容很明白，就是希望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废除贵族学校，实现教育公平。
毛主席的这份批示直指教育的要害，即教育是否公平，教育是否为人民。要真正解决这样的问题，必须实现“两个决裂”，即在教育领域破除私有制和私有观念。当务之急，首先应当解决的就是干部及其子女的特权思想。
可以说，在干部中，毛主席是孤独的，以致于他在批注中不得不用到“请酌办”这个词——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办事步骤的问题，更是要面对一个庞大的干部群体及其背后的特权问题。这背后的难度可想而知!
1953年11月，北京市教委对育才、北京和培英三所干部子弟小学进行调查，反映出干部子弟学校存在严重问题，并提出将培英和北京小学改成一般市立小学，暂保留育才小学干部子弟学校体例的意见，希望逐步实现毛主席的“与人民子弟合一”。
1955年10月，教育部党组发出《关于逐步取消各地干部子女学校的报告》，要求各地从1956年开始逐渐将干部子弟学校转为普通小学，交由地方政府管理。
然而，这一系列的举措，招致家长们或明或暗的抵制，事实上的改革只能是有形无实。
1956年6月29日《人民日报》刊文，吴晗对这种“阳奉阴违”的行为给以了尖锐批评，“名义上学校是交下了，招生任务仍由国务院人事局和其他人事部门掌握，去年有几个学校虽然也招了一些走读生，但数量很少。这样，名义上是交给地方，实际上仍是中央的干部子弟学校。”北京尚且如此，何况地方?
1963年，教育部再次发出通知，指出“有的省、市现在还保留少数的干部子女学校;有的地区把重点学校 实际办成‘干部子女学校’，只有‘干部子女’才能入学”，催促各地抓紧取消子弟学校的工作。一年后，教育部再次敦促地方尽快取缔干部子弟小学，结果地方仍然不紧不慢，依然故我。
同年，中央军委决定取消军队干部子女学校。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等四单位联合发出了《军队干部子女学校移交教育部门接管的通知》。
地方上，干部子弟学校的消亡一直到1966年以后。
学校消亡了，但问题还在，被毛主席称为“汉献帝”和“阿斗”们的干部子弟已经习惯了高高在上。
进入“春天”，教育市场化了，教育资源再次向城市聚集，加之贫富迅速拉大，读不起书或因读书返贫在工农家庭再次出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死灰复燃，有钱有权人家孩子上私立、贵族学校或985/211，穷人家孩子上学贵上学难，早早辍学或上技校/三本的情形已然成为现实。“张华考上北大，李萍进了中专，我当了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曾经我们相信的美好，已经成了现实中莫大的黑色幽默。
此情此景，再读毛主席短短五十余字的批示，掷地有声。
这教人民如何不想念毛主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