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贪腐 - 2016/6/22 8:36:48
2016-06-21 18:02:14 来源：澎湃新闻网 作者：林品
核心提要：鉴于当今世界面临的经济危机形势，哈维重申他的基本立场：资本主义的螺旋式上升已经失控了，必须反对资本主义。因为这样的立场，哈维在美国饱受攻击，被斥责为“疯狂”。但他坚持这一立场，并且解释道：反资本主义既不是他的DNA因素造成的，也不是因为他的奶奶是一个“疯狂的社会主义者”，他从未加入过共产党，直到35岁才开始阅读马克思;反资本主义是因为，纵观当前的世界形势，经过长期的理性思考，这是他认定真正理智的立场。
讲座伊始，大卫·哈维首先对“资本”进行了定义。作为一位享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哈维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将“资本”界定为“处于变动之中的价值”(value in motion)，而价值则是投入到商品创造之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哈维接着精炼地勾勒了资本运动的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生产，财富会转化成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劳动力作用于生产资料会产生商品，这是《资本论》第一卷主要探讨的问题。
第二个阶段是价值的实现过程，通过商品的销售，价值转化成货币，有很多方式可以实现这种转变。在《资本论》的第二卷，马克思就考察了价值实现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人们对商品并没有欲望和需求，或者没有足够的货币来购买商品，那么，商品就没有办法实现价值。所以，价值既取决于生产，也取决于实现。哈维强调，我们必须要理解生产与实现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因而，对价值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据《资本论》的第二卷。可问题是，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并不阅读第二卷，因为那是一部读起来比较乏味无趣的著作，但麻烦在于，如果你不读第二卷的话，就难以理解马克思在从事怎样的工作。
第三个阶段是分配过程，在市场上所实现的货币会通过多种政治权力结构进行分配，有些会转化成工人的工资，有些会转化成老板的利润，有些会转变成地主的地租，有些会转变成金融家的利息率。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三卷中讨论了这些问题，第三卷是很艰涩的，因为它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而且写得比较杂乱。哈维指出，马克思关于分配的问题，有一个未获探讨的环节，那就是税收。马克思没有讨论价值如何通过税收的形式进入到国家的领域，哈维认为这是马克思的分析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缺失。
当货币流入不同的人群，重要的问题是这些人如何使用这些货币。拮据的工人主要将工资用于那些可以维持生计的商品，富裕的商人则不仅购买必需品，而且还购买奢侈品;剩下的货币会持续不断地流动，进而投入到再生产的过程之中，在这里，银行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把不同人群所持有的过剩货币集中起来，通过不同的渠道将其投放到再生产的领域。这就是资本运动的第四个阶段，也就是价值增殖的过程。
哈维总结道，资本的运动是一种循环运动：生产-实现-分配-价值增殖-生产-实现……这样的话，资本可以展开无限度的再生产。其中的驱动力在于追逐利润，在于追逐剩余价值。这种循环运动与其说是“圆周”过程，不如说是“螺旋式上升”(spiral)的过程。
哈维谈到，螺旋上升的形态是一种不易处理的形态，在英语里就有“螺旋失控”(spiral out of control)这样的短语。事实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脱胎于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区分了“善的无限性”和“恶的无限性”：“善的无限性”是某种像圆周一样的无限性，可以无限循环下去而不会发生失控;“恶的无限性”则是那种会导致“螺旋失控”的无限性。
哈维指出，资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这必然导致一种恶的无限性，那是一种没有极限的积累，为了积累的积累。哈维指出，可用的资源是有限的，可生产的商品量也是有限的，而资本采取的一种没有限度的形式就是货币。当前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就是不断增加货币供应，但这会导致一个难题：在这样的货币供应条件下如何完成价值增殖。
在哈维看来，这种积累过程供奉于复式增长(compound growth)的系统，这造就了指数式增长的曲线。在18世纪、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当商品生产的规模还比较小的时候，复式增长还没有产生严重的问题;但从1970年代开始，复式增长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导致了诸多的危机。
在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哈维对“螺旋式上升”的空间和时间展开讨论。在时间问题上，利润驱动的竞争性的资本追求持续不断的加速运动，而生产的加速迫使价值实现也随之加速，因而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在消费市场创造出对于商品的需求和欲望。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阶级生存在温饱线上，其要求还只是简单而基本的衣食住行;而从彼时至今日，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伴随着不断拓展人类消费欲求的过程，消费的时间周期也随之大大地缩短了。
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出很多快速报废的商品，驱使你不停地更新换代自己所使用的商品，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19世纪，时尚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如今已经充分大众化了。产品的性质也由此发生变化，为了尽可能地缩短消费时间，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消费形式：景观(spectacles)的消费就是其中一种形式，如世界杯、奥运会、大型展览等;再如媒体消费，也是一种即时的消费。
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时代涌现出很多关于消费主义的社会斗争。哈维指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会更关注生产过程中的斗争，这与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状况有关;而如今时移世易，我们应当对价值实现过程中的斗争予以比过去更多的关注。现在的普遍趋势是，资方在生产过程中有所妥协，可以给劳工开出不低的工资，却在价值实现过程中进行回收。对此，我们应该认真地考察生产和实现之间的对立统一。
哈维指出，一般研究者往往只着眼于阶级斗争与生产的关系，但事实上在价值实现领域，中产阶级、无产阶级、流浪汉是有可能构成同盟的。哈维表示，问题在于，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与现实发生冲突时，很多人宁可选择相信正统，而不是直面现实。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今日世界的很多斗争都是关于日常生活的斗争，例如，土耳其因盖齐公园遭强拆而引发的抗议运动，巴西因公交地铁涨价而引发的抗议运动。面对这些新形式的运动，我们需要探寻新形式的政治过程，把这些社会运动与传统的劳工运动整合起来。在哈维看来，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应该是生产斗争和价值实现斗争的结合。
在空间问题上，随着螺旋的旋转，它会逸出自身的空间，寻求以“空间修复”(spatial fix)的方式来解决危机。哈维指出，这是一种地理扩张和地理重构，当资本无法在一个区域内实现积累和增值的时候，它就要寻找另外一片区域，通过多种机制来吸纳和消化过剩的资本。哈维以19世纪中叶发生在英国与阿根廷之间的历史过程为例，当时，英国贷款给阿根廷，供阿根廷修建铁路;而作为条件，阿根廷必须购买英国的钢铁、火车、轮船，以消化英国的过剩产能。这是过剩资本从一个区域流向另一个区域的经典方式，在20世纪，美国、日本都是这样行事的，1980年代的韩国和中国台湾也是如此。
[邪恶利益集团，实质上就是螺旋式右旋直到死亡的必然趋向！]
然而，这个螺旋式上升的系统是充满内在矛盾的，矛盾激化的时候就会爆发危机。新近的一个例子是2008年在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而在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当美国发生区域性的危机，全世界就都会陷入危机。当金融链条断裂、住房市场崩溃的时候，美国政府选择营救金融机构，而不为失去房子的普通人提供住房;而当中产阶级沦为无家可归者，他们也就丧失了消费能力，美国的消费品市场一旦崩溃，全世界给美国供货的地区也就随之陷入危机。多数国家试图通过紧缩政策来走出危机，但在哈维看来，这不过是加剧了贫富分化。
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也陷入困境。面对危机，中国尝试将生产性消费作为解决方案，动用闲置的资本和劳动展开了大规模的基础建设，高铁、房地产等领域因此获得了惊人的投入，并且强有力地推动了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这不仅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是一股强劲的刺激，也对全球资本主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那些为中国建设提供原材料或技术的国家，经济都迅速复苏。
哈维指出，中国目前所做的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很多对照。例如，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通过重建巴黎来解决失业问题;二战之后，美国通过冷战的军备竞赛和大规模的郊区城市化(suburbanisation)进程来消化过剩的产能。在哈维看来，中国如今是在做类似的事情，但规模又要比当年的法国和美国更为巨大。哈维列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数据对比，中国在2011年到2013年这三年时间里消耗的水泥量(65亿5100万吨)，要比美国在整个20世纪一百年的时间里消耗的(44亿500万吨)还要多。
鉴于当今世界面临的经济危机形势，哈维重申他的基本立场：资本主义的螺旋式上升已经失控了，必须反对资本主义。因为这样的立场，哈维在美国饱受攻击，被斥责为“疯狂”。但他坚持这一立场，并且解释道：反资本主义既不是他的DNA因素造成的，也不是因为他的奶奶是一个“疯狂的社会主义者”，他从未加入过共产党，直到35岁才开始阅读马克思;反资本主义是因为，纵观当前的世界形势，经过长期的理性思考，这是他认定真正理智的立场。
哈维以城市空间为例予以说明。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当前的城市化进程是为了那些投资者而建设城市，而非为了民众宜居;人们进行不动产投资，是为了增值，而不是为了居住;全球各地都存在库存住房难以消化的问题，少数人占有大量的房产，却又有数不胜数的流浪者无家可归;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数以百万的中产阶级流离失所，金融机构却仍在牟利，而政府的干预也是服务于资方，导致大量财富从多数的贫困平民流向极少数的富裕精英。哈维强调，资本主义的动态机制才是非理性的，我们必须设法控制住资本主义的螺旋，否则就将被过剩的水泥淹没。
哈维倡导，必须要开展社会运动来抵抗资本主义的剥夺机制。但他又清醒地意识到，由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引发的，往往是异化的政治活动，正如我们所见证的，这样的活动会产生特朗普这样的人物，或者是欧洲的新法西斯主义，因而，当下是一个异常危险的时刻。
哈维最后说道，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分析让大家认识到：问题不在于民众是愚蠢而懒惰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但我们又不被容许批判资本主义。哈维表示，他并不属于那种认为资本主义一无是处的反资本主义者，他并不否认资本主义也有其进步的一面;但资本的疯狂的螺旋，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我们必须将马克思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精神纳入到我们的政治结构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新型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运动，来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核心提要：鉴于当今世界面临的经济危机形势，哈维重申他的基本立场：资本主义的螺旋式上升已经失控了，必须反对资本主义。因为这样的立场，哈维在美国饱受攻击，被斥责为“疯狂”。但他坚持这一立场，并且解释道：反资本主义既不是他的DNA因素造成的，也不是因为他的奶奶是一个“疯狂的社会主义者”，他从未加入过共产党，直到35岁才开始阅读马克思;反资本主义是因为，纵观当前的世界形势，经过长期的理性思考，这是他认定真正理智的立场。
讲座伊始，大卫·哈维首先对“资本”进行了定义。作为一位享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哈维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论述，将“资本”界定为“处于变动之中的价值”(value in motion)，而价值则是投入到商品创造之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哈维接着精炼地勾勒了资本运动的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生产，财富会转化成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劳动力作用于生产资料会产生商品，这是《资本论》第一卷主要探讨的问题。
第二个阶段是价值的实现过程，通过商品的销售，价值转化成货币，有很多方式可以实现这种转变。在《资本论》的第二卷，马克思就考察了价值实现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这里的问题在于，如果人们对商品并没有欲望和需求，或者没有足够的货币来购买商品，那么，商品就没有办法实现价值。所以，价值既取决于生产，也取决于实现。哈维强调，我们必须要理解生产与实现的对立统一关系，才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因而，对价值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据《资本论》的第二卷。可问题是，很多马克思主义者并不阅读第二卷，因为那是一部读起来比较乏味无趣的著作，但麻烦在于，如果你不读第二卷的话，就难以理解马克思在从事怎样的工作。
第三个阶段是分配过程，在市场上所实现的货币会通过多种政治权力结构进行分配，有些会转化成工人的工资，有些会转化成老板的利润，有些会转变成地主的地租，有些会转变成金融家的利息率。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三卷中讨论了这些问题，第三卷是很艰涩的，因为它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而且写得比较杂乱。哈维指出，马克思关于分配的问题，有一个未获探讨的环节，那就是税收。马克思没有讨论价值如何通过税收的形式进入到国家的领域，哈维认为这是马克思的分析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缺失。
当货币流入不同的人群，重要的问题是这些人如何使用这些货币。拮据的工人主要将工资用于那些可以维持生计的商品，富裕的商人则不仅购买必需品，而且还购买奢侈品;剩下的货币会持续不断地流动，进而投入到再生产的过程之中，在这里，银行家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把不同人群所持有的过剩货币集中起来，通过不同的渠道将其投放到再生产的领域。这就是资本运动的第四个阶段，也就是价值增殖的过程。
哈维总结道，资本的运动是一种循环运动：生产-实现-分配-价值增殖-生产-实现……这样的话，资本可以展开无限度的再生产。其中的驱动力在于追逐利润，在于追逐剩余价值。这种循环运动与其说是“圆周”过程，不如说是“螺旋式上升”(spiral)的过程。
哈维谈到，螺旋上升的形态是一种不易处理的形态，在英语里就有“螺旋失控”(spiral out of control)这样的短语。事实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脱胎于黑格尔的哲学，黑格尔区分了“善的无限性”和“恶的无限性”：“善的无限性”是某种像圆周一样的无限性，可以无限循环下去而不会发生失控;“恶的无限性”则是那种会导致“螺旋失控”的无限性。
哈维指出，资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地追逐剩余价值，这必然导致一种恶的无限性，那是一种没有极限的积累，为了积累的积累。哈维指出，可用的资源是有限的，可生产的商品量也是有限的，而资本采取的一种没有限度的形式就是货币。当前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就是不断增加货币供应，但这会导致一个难题：在这样的货币供应条件下如何完成价值增殖。
在哈维看来，这种积累过程供奉于复式增长(compound growth)的系统，这造就了指数式增长的曲线。在18世纪、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当商品生产的规模还比较小的时候，复式增长还没有产生严重的问题;但从1970年代开始，复式增长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导致了诸多的危机。
在资本理论的基础上，哈维对“螺旋式上升”的空间和时间展开讨论。在时间问题上，利润驱动的竞争性的资本追求持续不断的加速运动，而生产的加速迫使价值实现也随之加速，因而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在消费市场创造出对于商品的需求和欲望。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阶级生存在温饱线上，其要求还只是简单而基本的衣食住行;而从彼时至今日，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伴随着不断拓展人类消费欲求的过程，消费的时间周期也随之大大地缩短了。
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出很多快速报废的商品，驱使你不停地更新换代自己所使用的商品，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在19世纪，时尚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如今已经充分大众化了。产品的性质也由此发生变化，为了尽可能地缩短消费时间，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消费形式：景观(spectacles)的消费就是其中一种形式，如世界杯、奥运会、大型展览等;再如媒体消费，也是一种即时的消费。
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时代涌现出很多关于消费主义的社会斗争。哈维指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会更关注生产过程中的斗争，这与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状况有关;而如今时移世易，我们应当对价值实现过程中的斗争予以比过去更多的关注。现在的普遍趋势是，资方在生产过程中有所妥协，可以给劳工开出不低的工资，却在价值实现过程中进行回收。对此，我们应该认真地考察生产和实现之间的对立统一。
哈维指出，一般研究者往往只着眼于阶级斗争与生产的关系，但事实上在价值实现领域，中产阶级、无产阶级、流浪汉是有可能构成同盟的。哈维表示，问题在于，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与现实发生冲突时，很多人宁可选择相信正统，而不是直面现实。我们面对的现实是，今日世界的很多斗争都是关于日常生活的斗争，例如，土耳其因盖齐公园遭强拆而引发的抗议运动，巴西因公交地铁涨价而引发的抗议运动。面对这些新形式的运动，我们需要探寻新形式的政治过程，把这些社会运动与传统的劳工运动整合起来。在哈维看来，反资本主义的斗争应该是生产斗争和价值实现斗争的结合。
在空间问题上，随着螺旋的旋转，它会逸出自身的空间，寻求以“空间修复”(spatial fix)的方式来解决危机。哈维指出，这是一种地理扩张和地理重构，当资本无法在一个区域内实现积累和增值的时候，它就要寻找另外一片区域，通过多种机制来吸纳和消化过剩的资本。哈维以19世纪中叶发生在英国与阿根廷之间的历史过程为例，当时，英国贷款给阿根廷，供阿根廷修建铁路;而作为条件，阿根廷必须购买英国的钢铁、火车、轮船，以消化英国的过剩产能。这是过剩资本从一个区域流向另一个区域的经典方式，在20世纪，美国、日本都是这样行事的，1980年代的韩国和中国台湾也是如此。
[邪恶利益集团，实质上就是螺旋式右旋直到死亡的必然趋向！]
然而，这个螺旋式上升的系统是充满内在矛盾的，矛盾激化的时候就会爆发危机。新近的一个例子是2008年在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而在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当美国发生区域性的危机，全世界就都会陷入危机。当金融链条断裂、住房市场崩溃的时候，美国政府选择营救金融机构，而不为失去房子的普通人提供住房;而当中产阶级沦为无家可归者，他们也就丧失了消费能力，美国的消费品市场一旦崩溃，全世界给美国供货的地区也就随之陷入危机。多数国家试图通过紧缩政策来走出危机，但在哈维看来，这不过是加剧了贫富分化。
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也陷入困境。面对危机，中国尝试将生产性消费作为解决方案，动用闲置的资本和劳动展开了大规模的基础建设，高铁、房地产等领域因此获得了惊人的投入，并且强有力地推动了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这不仅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是一股强劲的刺激，也对全球资本主义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那些为中国建设提供原材料或技术的国家，经济都迅速复苏。
哈维指出，中国目前所做的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很多对照。例如，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通过重建巴黎来解决失业问题;二战之后，美国通过冷战的军备竞赛和大规模的郊区城市化(suburbanisation)进程来消化过剩的产能。在哈维看来，中国如今是在做类似的事情，但规模又要比当年的法国和美国更为巨大。哈维列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数据对比，中国在2011年到2013年这三年时间里消耗的水泥量(65亿5100万吨)，要比美国在整个20世纪一百年的时间里消耗的(44亿500万吨)还要多。
鉴于当今世界面临的经济危机形势，哈维重申他的基本立场：资本主义的螺旋式上升已经失控了，必须反对资本主义。因为这样的立场，哈维在美国饱受攻击，被斥责为“疯狂”。但他坚持这一立场，并且解释道：反资本主义既不是他的DNA因素造成的，也不是因为他的奶奶是一个“疯狂的社会主义者”，他从未加入过共产党，直到35岁才开始阅读马克思;反资本主义是因为，纵观当前的世界形势，经过长期的理性思考，这是他认定真正理智的立场。
哈维以城市空间为例予以说明。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下，当前的城市化进程是为了那些投资者而建设城市，而非为了民众宜居;人们进行不动产投资，是为了增值，而不是为了居住;全球各地都存在库存住房难以消化的问题，少数人占有大量的房产，却又有数不胜数的流浪者无家可归;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数以百万的中产阶级流离失所，金融机构却仍在牟利，而政府的干预也是服务于资方，导致大量财富从多数的贫困平民流向极少数的富裕精英。哈维强调，资本主义的动态机制才是非理性的，我们必须设法控制住资本主义的螺旋，否则就将被过剩的水泥淹没。
哈维倡导，必须要开展社会运动来抵抗资本主义的剥夺机制。但他又清醒地意识到，由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引发的，往往是异化的政治活动，正如我们所见证的，这样的活动会产生特朗普这样的人物，或者是欧洲的新法西斯主义，因而，当下是一个异常危险的时刻。
哈维最后说道，他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分析让大家认识到：问题不在于民众是愚蠢而懒惰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但我们又不被容许批判资本主义。哈维表示，他并不属于那种认为资本主义一无是处的反资本主义者，他并不否认资本主义也有其进步的一面;但资本的疯狂的螺旋，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问题，我们必须将马克思的批判和自我批判精神纳入到我们的政治结构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新型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运动，来努力解决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