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和尚 - 2016/12/17 14:52:35
2016-12-17 10:45:36 来源：红歌会网 作者：高殿杰
一提到农村，首先出现在我们脑海中的是这样的字眼：贫穷、落后、封闭、愚昧;而相对的，一提到城市，则是富裕、先进、开放、繁华、文明。——显然这是从物质生活角度。从农村进城不易，“居大不易”，住房、医疗、教育对进城农村人来说更是压力山大，精神方面也遭受挤压，于是不禁发出“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的感喟。农村由此便又成了精神上的桃花源，显得自然而又纯朴。这样城市和农村就都成了一个悖论的存在，物质与精神相对立。出走农村，逃离城市，而复回归农村，形成一个闭合。而在经济危机到来时，农民工返乡，农村又担当起社会稳定器和蓄水池的重任。
这里我要说的是东北平原上的一个小村，与全国千千万万个小村一样，近40年来的变化也没什么大的不同。下面就从行政变迁、乡貌乡风、土地制度和乡村治理四个方面来谈谈。
行政变迁：从国营牧场到普通小村，“五脏”不俱全 如果从空中俯瞰，小村是由周围山地、丘陵还有沙漠圈起来的一小块平原。或者反过来说，小村位于一小块平原上，周围是山地、丘陵和沙漠。这里曾是全省(区)为数不多的几个国营牧场之一，级别上相当于一个镇。有三个自然村，每村两个共六个分场。
那时牧场功能齐全，有酒厂、窑厂、奶牛厂、毛毯厂、商店(两个大的商店)、学校(前村和后村各一个，后整合一个大的学校，有小学有初中)、卫生院、电影院，该有的几乎都有。农民兼有工人身份(当时不发工资，五年前开始补发)，种地，做工，上学，看病(小病)，基本都在村里完成，做到了自给自足。70年代末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瓦解了，大集体解散了，开始分田单干。 家家户户按人口分得相应的马匹或牛或羊。周立波《暴风骤雨》中《分马》一节，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虽然写的是解放土改时期，在我看来，和80年代也别无二致。一读到那篇文章，就有种亲切感，仿佛写的就是80年代写的就是我们那里。
与此同时，酒厂、窑厂、毛毯厂等一些厂子，还有商店、卫生院、电影院也都承包了出去，但先后不几年大都经历了灭亡的命运(窑厂今天还有，几经易手)。学校是在世纪之间撤掉、整合到镇上去的，现在孩子上学不是到20里之外的镇上，就是到50里之外的县城。五六十里路，孩子七八岁上学，就要住宿，可以想见看其中的艰难。 辍学很多，年龄越来越小，现在连个初中毕业的也很稀罕了。 有的孩子，上不了几年，小学都没毕业，就不上了，就在家里玩玩泥巴放放猪鹅。大的商店没了，有的是个人小卖部。卫生院没了，大夫也没了，小病都要赶到县城里，所以有的小卖部连头疼感冒药也兼卖了。
作为国营牧场的场部一直到五年前才撤掉，降级为一个村。场部80年代还在经营着奶牛厂，养着一大群品种为荷兰黑白花的奶牛，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后来个新场长，看到养奶牛连年亏损，就大胆卖了。草地湿洼之处开始翻垦改种水稻，小村由此告别了吃粗粮的时代，吃上了大米。这个举措很有意义，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准。曾在一次村民大会上，就有人激动地表示：没有新场长，我们就吃不上大米饭。应该说，评价还是中肯的，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
从一个相当于镇级的国营牧场，一下子降到不能再小的村级，物理结构的变化还是很大的。近40年来的发展，小村“五脏”不俱全了。不是说官员级别降低造成的心理承受能力，而是政府职能、相应的配套措施给老百姓生活带来的影响。
乡貌乡风： “瓦房”名副其实了，生气却已然不再 小村名叫“瓦房”，但一直以来名不副实，没有一家瓦房，屋上无片瓦，都是土坯房。近十几年发展变化很大，现在回去，放眼一望，旧貌换新颜，红瓦白墙，掩映于重叠绿树之间。北方不比南方，农村居民鲜有类似江南的二层三层小楼。不是全都盖不起，也与当地生活习惯有关。新农村建设，从大山里迁出来一批，统一给建房安置好。如果还有谁家是土坯房，还没来得及盖砖瓦房或盖不起的，地方政府都统一给盖了。水泥路修到村里，靠近路边的，家家的院墙也给砌好了，也都是统一的样式，甚至颜色。这是当年不可想象的，小时候在农村最苦于抹房修墙，雨一大，整个夏天就是拾掇院墙了。
而相映成趣的，发生的另一个反向变化，是“牧场”名不副实了，早已没有了当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小时候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两个外来人，他们见到草场那种激动、惊喜的样子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听到他们说草场“无边无际”时便感到好笑，现在想想，他们是对的。如今牛羊不让散养了，家家户户都有牛羊的盛况不再，个别人家有几只(头)，也都是圈养。草场除了辟为耕地的外，为了治沙，连同丘陵、草地甚至沙漠上都栽种了树木、灌木和草。还是有成效的，开阔的视野虽然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树木的郁郁葱葱。记得上初中时，一次语文课上学习应用文写调查报告，老师就布置练笔，让我们也做个小调查写个报告。我写的就是治沙问题，题目也还记得，叫《风沙紧逼瓦房村》。是受了一篇有名的老报道《风沙紧逼北京城》的影响，现在查阅原来是著名的新华社记者穆青策划的文章，发在1979年3月2日的《光明日报》上。当年我大概是从哥哥的一本旧书上看到的，想到瓦房的风沙多，沙漠面积不断扩大，依葫芦画瓢，随便胡诌了几句。
风沙少了，环境污染问题却变得突出起来，日渐严重。原来没有什么工厂化工厂，山清水秀的，一次回去却见村边浓烟滚滚，附近几里不见太阳，白昼如同黑夜。一打听，是一外商投资的化工厂。外资肯来，是人家给予的恩惠，政府是大力宣传。 高污染、耗资源的这种工厂，从整个世界看，发达国家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了;从中国来看，沿海转移到内地，东部转移到西部来了，内部进行自我殖民。北大教授韩毓海在《五百年来谁著史》中评论说：“在当今中国，所谓利润在沿海，代价在内地，利润在国外，代价在国内，这当然是一个不平等的发展逻辑。”
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以前家家户户尽管比现在穷，住的是土坯房，院墙是土墙，但干净整洁，显得很有生气。现在钱多了，生活好了，房子看上去漂亮了，院墙也都是砖石砌成的了，院子里却乱七八糟，杂草都长满也懒得锄一下。村子已然没有生气， 乡风变得颓废，到处呈现出一派垂暮之气、破败景象。那一次特地回去看祖居的老屋，刹那间脑海里闪现的是上个世纪20年代鲁迅回浙东乡村时的情景。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当年回到故乡布列塔尼时，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当我离开摇篮，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是的，很陌生，村民开始换代了，“儿童相见不相识”。
是人变懒了吗?不尽然，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缺少一股子精气神。信仰发生危机，村民不是信佛，就是信基督，找不出几个没信仰的了。基督教这几年发展迅速，而且分支分派， 有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暗地里互相攻击，你说我邪教，我说你邪教。不过曾真有一支“东方闪电”来村里宣传，当时谁也不知道是邪教，有几户人家受到伤害，这派后来就无声无息了。信基督教的不过中国节日，包括春节，一男性基督教徒的几年不见的亲妹妹过年时来看望哥哥，恰好正赶上哥哥教堂值班。妹妹也因为工作忙，只呆了两天，哥哥也没在家陪妹妹聊聊天、絮絮家常，而是去了基督教堂。即便见面也没有什么话说，哥哥总是讲耶稣的事，妹妹最后哭着走了。
留守问题的存在——不错，就是留守部队386199，妇女、儿童、老人，村庄呈“空心化”、“老龄化”、“儿童化”、“妇女化”。 少了青壮年，就少了阳刚之气。他们大都外出打工去了，只是在农忙时才回来。如果是离家远的，一年一次，回来过个春节，不到初十又走了。建好的新房子也没人住，就空在那里，铁将军守门。也有不出去打工的，租种搬迁出去或举家打工出去人家的土地。有的临近做短工，也有的什么都不做，就守着自家的十几亩田，闲时东游西荡，吃吃喝喝，打打麻将。
赌博风日盛。不论男人还是女人，没事(甚至有事也不干)就是整日推牌九、打麻将、斗地主，越赌越大。一到年根尤甚，赌红了眼，不惜撕破脸皮，互相检举揭发。那年一新婚小两口为躲避公安局赌博罚款，出去打工半年，结果最后男的一个人回来了，原来女的跟别的男人好上跑了。
村民关系的陌生化。说现在农村是熟人社会也不够准确了，前面要加个限定词，是陌生化熟人社会。人都认识，心却疏远了，市场经济下，没钱不办事。从前你帮我我帮你互惠互利的关系几乎都转变为现钱交易，亲人包括自己的爹妈也不例外，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哀。
土地制度：人增减地不增减，矛盾日趋尖锐 中国革命从农村、土地起，改革开放也是从农村、土地起。 看一下近40年来国家关于土地政策的主要变化：1984年“一号文件”，把“承包权”一刀切地规定为“15年不变”。2002年《土地承包法》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 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2016年9月30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做出新部署，提出“三权分置”。即，“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最近有学者联署上书，对其政策提出质疑。现在面临着一个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现象，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贺雪峰认为“既不公平，又无效率，且未来还会危及中国现代化的稳定的根基”。 在我们瓦房小村，80年代初分过一次之后又两次打乱重分，最后一次是1996年分的。按照中央政策规定，30年不变，要到2026年。 我本人也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土地制度的受益者，在村里有我的土地，连同父母的共有几十亩现已承包出去。 实际上，这是国家联产承包、大包干之后的第二次承包，在全国上下已是常态。土地多的人家有上百亩，俨然成了从前的地主。现在国家不要农业税了，而包别人的土地的费用更高。有人说，从前的一些地主也没有这样阔过。 减人不减地，后人受益;增人不增地，父母受苦。 村里百姓有意见，闹纠纷，却又无可奈何。
征地问题在全国也是个普遍问题，反映到瓦房小村也不例外。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赖以生存的是土地，没有土地或者不在土地上从事劳动的不能称其为农民，至少不能算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时下一些所谓的明星村，已经不在此之列了，是不具备推广、示范的意义的。 那次回去正赶上村民因征地问题去县政府上访。村里矿山被卖，附近的大片农田被占用了。这山我很熟悉，长长的一道山脉，共有九个山头，于是就被唤作“九头山”，小时候常在这山上放牛。“九头山”还被赋予了许多神秘的传说，活灵活现的，说有狐仙，能祛除邪魅，给人治病。这次上访的最终结果，后来我在电话里得知，给了一点可怜的补偿了事。当时气氛也比较紧张，村民排班轮流看守，让我很自然地想起毛主席在50年代批评过的河南建飞机场的事情。农民是“刁民”，补偿的总嫌少，政府代表的资方却总认为很合理。现在人们一说什么总是官民矛盾，共产党怎么怎么样，其实中间还有个资方，是共产党的政府为谁服务的问题。
关于种地，科技的发展使得耕作方式变了，种地变得轻松了，不比从前累。 八九十年代在老家上学时，时常请假帮着父母种地，农村学校甚至农忙时要放农忙假。想想以前那一整套工序下来，活活累死人。平时随时准备积粪肥，一开春，就开始了起粪、倒粪，然后往田地送粪。刨茬子、打茬子(打掉土疙瘩)、搂茬子(用耙子聚拢到一起)，然后拉回家。田地平整好，然后才开始种地，都是牛犁和马犁。千年以前的汉代就发明的二牛一人的犁耕法，仍在沿用，近两千年过去，还是没有变化。庄稼长出来，锄禾、锄禾、锄禾，接连要锄几遍，都是人工使用铁锄头。苗长高了，施肥，蹚地(犁地往植株上培土)，杠地(第二次蹚地)。这时已经到了七月份，盛夏，算是告一段落，等待秋天收割。期间也没有闲时候，荞麦、白菜要这时候种，是同样的工序。忙到九月底十月初，庄稼开始收割，又都是人工。拉回家里场院，打场、扬场，总算装入麻袋了。算算吧，一年忙到头，能赚多少钱。就假设风调雨顺，亩产2000斤玉米，一斤卖一块钱，一亩地也就2000块。要知道，种子、花肥还在里头呢，还是按最好假设的呢。难怪有赌场上老手要说：累到死，不如我赌麻将来的快。
也就十多年的功夫，种地几乎全部机械化。有田地是山地，不平整的，机器不适宜，也用人工，但不是普遍的了。粪肥早不用了，庄稼茬子都用机器粉碎地里，种地，包括收割、打场，机器一条龙服务。这就把农民从田地繁重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称之为“懒人农业”。而另一面，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得产量越来越高。 养猪、养鸡、养鸭等，也都普遍使用激素饲料。 这也是我常想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人越来越懒种地越来越轻松反而地里产出却越来越多了? 答案就在这里。但同时带来的一个问题也日益突出，就是食品安全。种啥的不吃啥，种西瓜的、养猪养鸡的，都有单独预留给自己或给亲朋好友吃的。不打各种农药、激素，以保证味道纯正以及安全。如今绿色食品成为千家万户的首选，但远远没有那么大的供应。农业部、科技部和卫生部只是在奥运会、大运会、世博会和G20时，三令五申，保证与会人员能吃上绿色食品不吃转基因。平时宣传的都是转基因的好，要普遍种植要老百姓吃。我们常常慨叹吃什么味道不香了，也不全是吃饱饭撑的乱说，的确是这样，否则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售价也不会那么高。 至于自己吃的是不是转基因，就无从知晓了。既然专家都说好，吃了也无妨。
乡村治理：国家投入越来越多，干群关系越来越差 近多年国家对农村、农民的投入越来越多了，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措施，使得农民整体上富裕起来， 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主要表现在：
一是农业税的取消。这对农民来说，是一个福音一件大好事。收了两千多年的皇粮不收了，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生活也得以改善。农业税没取消前，每亩地的产出一半要交税了，扣除种子、化肥等成本，农民所剩无几。如果赶上年头不好，农民日子就更难过了。有一年大水，我家一块地涝了(排水不顺畅，也是原因之一。在国营牧场的时候，田地中间都有排水沟，分田到户后，都被平整种上庄稼了。)，秋天拉回来的是几车草、秸秆，根本没打粮。其他几块地也是欠收，最终所打的粮食交完税，留下喂猪喂鸡的，没有余粮来卖钱。如果算上成本，即便人工不算，都是赔的。别的人家有好一点的，也好不到哪里去，还有更惨的，庄稼被水泡了，颗粒不收。自2006年农业税取消了，农民日子好过多了。不但不收税，种地还有补贴;如遇上灾年，又有额外救济。一里一外，不可同日而语。
二是社保的全覆盖。胡温十年，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平均增速达到8%，一度超过10%，中国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医保、社保也都是在这十年建立起来的。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深化改革，社保基本上瓦解，在农村，几乎是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生病无钱医治，只能等死，甚至出现老人自杀现象。 这个巨大欠账在胡温十年间补起来了。那年在医院陪床，和其他一些病人交谈，真切地感受到社保的覆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
三是低保、廉租房等福利制度的实施。对于特别贫困人口，老弱病残，给予生活最低保障。新农村建设、文明乡村建设，改变了乡村面貌，这从前面提到的住房上也可看得出来。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的是，在我们小村，以前国营牧场的时候，大部分农民都转成工人了，虽然不发工资，但有工人身份。现在都开始补发工资，过去从农民身上拿走太多，工业发展了，回吐反哺农业农村农民。年龄大的资格老的，工资要在3000元以上，一般都是一两千元。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民生活富裕了，手头宽松了，养老、看病、上学和结婚等问题，立马得到有效解决。十多年前村里盛行借高利贷，一度高达3分乃至5分，还不是办厂开公司，而就是种地。 现在低了少了没有了，除非做大的生意。 孩子上学难，结婚也难，有人给媳妇就行。肥水不流外人田，就在本村找，甚至换亲，哪怕近亲也不管了。老人和儿女、媳妇也经常为钱为房子闹纷争，曾有几起不赡养老人问题，告到法院去了。现在国家投入多了，老人也有了工资，儿女们也不争不吵了，显得孝顺起来。
按理说，国家投入这么多，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干群关系应当更和谐才对。可恰恰相反，干群关系愈发紧张，这是一个悖论。从全国各地反映出来的情况看，都表明了这一点。 政府和群众之间不信任，曾经鱼水关系不复存在。诚如一些专家学者所言，农业税取消后农村组织和动员能力下降。其实，组织弱化，早在40年前分田到户的时候就开始了。今年七月在抗洪救灾的时候，湖北一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的干部的描述颇为典型。干部在抗洪，群众在看热闹，仿佛洪水与己无关。也是在今年七月，我们老家县政府各大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下乡进行新农村建设，砌墙、扫院子、擦玻璃，甚至给洗被褥。而村民们呢，站在一边指手画脚，还嫌干慢了没干好。不亲临现场，简直难以置信。最为悲剧的是一镇政府副书记，他负责的一户人家的电线杆被他们不小心撞歪断电了，已到晚上下班时间，修理的电工没来，这个副书记就解释说明天弄好，谁知这家死活不肯，非要马上弄好，不弄好不让走。副书记平时也在自己家里接电线什么的，想想也没啥，拿来工具就去给接电线。不幸悲剧发生了，被电死了，刚刚40岁，家里两个孩子，一个刚读大学。悲哉!
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农民不懂感恩吗?是刁民吗?如果简单地得出这个结论，恐怕也是错误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些政府官员和基层干部长久的不作为，与老百姓矛盾激化，积怨越来越深。威信不再，信任不存，组织弱化，乡村当何去何从，很令人担忧。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说：
“ 当很多官员说农民是刁民的时候，实际上是农民已经离官员而去了，官员还在自说自话!
“当官员们在说刁民起来越多的时间，基督教徒在快乐快速的组织农民，农民快乐的跟他们走!
“我们一年几万亿投入农村，为了农民好，而农民不感恩，反而和官员越来越疏远。基督教什么财物也沒有给农民，把农民组织起来了，农民跟他们走，且很感恩，也很快乐!”
话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细细读来实则很沉重，有着深深的忧虑在里面。
农村出路在哪里?城市化，曾作为一个著名口号，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反思时说：“20年前笔者与很多人一样，也把城市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认为只要加快城市化，放开户口，让农民进城，‘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后来通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过一亿的，就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国也用大型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那只不过是一种‘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农村分散的贫困人口变成相对集中的贫民窟人口——结果往往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可见，城市化道路并不好走， 十八大又提出走城镇化道路。这会是坦途吗?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用解剖麻雀的方法解剖一个村庄，大体可知当下中国乡村的现状。 就瓦房这个小村来说，单用“好”、“坏”二字，已不能作出评价。与整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同步，瓦房这个小村也在发生着巨变。从物质层面来说，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衣食住行都有了质的飞跃。但同时，从精神层面来说，似乎比以前更紧张更焦虑更迷茫了。养老、看病、孩子上学、就业、结婚等等，等等，肩上的压力一样大。布鲁代尔认为，文明的最高核准权在精神层面，也许这才是最重要的。巨变之中有隐忧，中国乡村向何处去，这不仅是摆在当政者也是摆在每个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组织起来”，这是毛主席在1943年所作的一个著名的讲话，文中说：“在农民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诚哉斯言!
一提到农村，首先出现在我们脑海中的是这样的字眼：贫穷、落后、封闭、愚昧;而相对的，一提到城市，则是富裕、先进、开放、繁华、文明。——显然这是从物质生活角度。从农村进城不易，“居大不易”，住房、医疗、教育对进城农村人来说更是压力山大，精神方面也遭受挤压，于是不禁发出“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的感喟。农村由此便又成了精神上的桃花源，显得自然而又纯朴。这样城市和农村就都成了一个悖论的存在，物质与精神相对立。出走农村，逃离城市，而复回归农村，形成一个闭合。而在经济危机到来时，农民工返乡，农村又担当起社会稳定器和蓄水池的重任。
这里我要说的是东北平原上的一个小村，与全国千千万万个小村一样，近40年来的变化也没什么大的不同。下面就从行政变迁、乡貌乡风、土地制度和乡村治理四个方面来谈谈。
行政变迁：从国营牧场到普通小村，“五脏”不俱全 如果从空中俯瞰，小村是由周围山地、丘陵还有沙漠圈起来的一小块平原。或者反过来说，小村位于一小块平原上，周围是山地、丘陵和沙漠。这里曾是全省(区)为数不多的几个国营牧场之一，级别上相当于一个镇。有三个自然村，每村两个共六个分场。
那时牧场功能齐全，有酒厂、窑厂、奶牛厂、毛毯厂、商店(两个大的商店)、学校(前村和后村各一个，后整合一个大的学校，有小学有初中)、卫生院、电影院，该有的几乎都有。农民兼有工人身份(当时不发工资，五年前开始补发)，种地，做工，上学，看病(小病)，基本都在村里完成，做到了自给自足。70年代末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瓦解了，大集体解散了，开始分田单干。 家家户户按人口分得相应的马匹或牛或羊。周立波《暴风骤雨》中《分马》一节，曾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虽然写的是解放土改时期，在我看来，和80年代也别无二致。一读到那篇文章，就有种亲切感，仿佛写的就是80年代写的就是我们那里。
与此同时，酒厂、窑厂、毛毯厂等一些厂子，还有商店、卫生院、电影院也都承包了出去，但先后不几年大都经历了灭亡的命运(窑厂今天还有，几经易手)。学校是在世纪之间撤掉、整合到镇上去的，现在孩子上学不是到20里之外的镇上，就是到50里之外的县城。五六十里路，孩子七八岁上学，就要住宿，可以想见看其中的艰难。 辍学很多，年龄越来越小，现在连个初中毕业的也很稀罕了。 有的孩子，上不了几年，小学都没毕业，就不上了，就在家里玩玩泥巴放放猪鹅。大的商店没了，有的是个人小卖部。卫生院没了，大夫也没了，小病都要赶到县城里，所以有的小卖部连头疼感冒药也兼卖了。
作为国营牧场的场部一直到五年前才撤掉，降级为一个村。场部80年代还在经营着奶牛厂，养着一大群品种为荷兰黑白花的奶牛，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后来个新场长，看到养奶牛连年亏损，就大胆卖了。草地湿洼之处开始翻垦改种水稻，小村由此告别了吃粗粮的时代，吃上了大米。这个举措很有意义，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准。曾在一次村民大会上，就有人激动地表示：没有新场长，我们就吃不上大米饭。应该说，评价还是中肯的，群众的眼睛还是雪亮的。
从一个相当于镇级的国营牧场，一下子降到不能再小的村级，物理结构的变化还是很大的。近40年来的发展，小村“五脏”不俱全了。不是说官员级别降低造成的心理承受能力，而是政府职能、相应的配套措施给老百姓生活带来的影响。
乡貌乡风： “瓦房”名副其实了，生气却已然不再 小村名叫“瓦房”，但一直以来名不副实，没有一家瓦房，屋上无片瓦，都是土坯房。近十几年发展变化很大，现在回去，放眼一望，旧貌换新颜，红瓦白墙，掩映于重叠绿树之间。北方不比南方，农村居民鲜有类似江南的二层三层小楼。不是全都盖不起，也与当地生活习惯有关。新农村建设，从大山里迁出来一批，统一给建房安置好。如果还有谁家是土坯房，还没来得及盖砖瓦房或盖不起的，地方政府都统一给盖了。水泥路修到村里，靠近路边的，家家的院墙也给砌好了，也都是统一的样式，甚至颜色。这是当年不可想象的，小时候在农村最苦于抹房修墙，雨一大，整个夏天就是拾掇院墙了。
而相映成趣的，发生的另一个反向变化，是“牧场”名不副实了，早已没有了当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小时候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两个外来人，他们见到草场那种激动、惊喜的样子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听到他们说草场“无边无际”时便感到好笑，现在想想，他们是对的。如今牛羊不让散养了，家家户户都有牛羊的盛况不再，个别人家有几只(头)，也都是圈养。草场除了辟为耕地的外，为了治沙，连同丘陵、草地甚至沙漠上都栽种了树木、灌木和草。还是有成效的，开阔的视野虽然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树木的郁郁葱葱。记得上初中时，一次语文课上学习应用文写调查报告，老师就布置练笔，让我们也做个小调查写个报告。我写的就是治沙问题，题目也还记得，叫《风沙紧逼瓦房村》。是受了一篇有名的老报道《风沙紧逼北京城》的影响，现在查阅原来是著名的新华社记者穆青策划的文章，发在1979年3月2日的《光明日报》上。当年我大概是从哥哥的一本旧书上看到的，想到瓦房的风沙多，沙漠面积不断扩大，依葫芦画瓢，随便胡诌了几句。
风沙少了，环境污染问题却变得突出起来，日渐严重。原来没有什么工厂化工厂，山清水秀的，一次回去却见村边浓烟滚滚，附近几里不见太阳，白昼如同黑夜。一打听，是一外商投资的化工厂。外资肯来，是人家给予的恩惠，政府是大力宣传。 高污染、耗资源的这种工厂，从整个世界看，发达国家都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来了;从中国来看，沿海转移到内地，东部转移到西部来了，内部进行自我殖民。北大教授韩毓海在《五百年来谁著史》中评论说：“在当今中国，所谓利润在沿海，代价在内地，利润在国外，代价在国内，这当然是一个不平等的发展逻辑。”
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以前家家户户尽管比现在穷，住的是土坯房，院墙是土墙，但干净整洁，显得很有生气。现在钱多了，生活好了，房子看上去漂亮了，院墙也都是砖石砌成的了，院子里却乱七八糟，杂草都长满也懒得锄一下。村子已然没有生气， 乡风变得颓废，到处呈现出一派垂暮之气、破败景象。那一次特地回去看祖居的老屋，刹那间脑海里闪现的是上个世纪20年代鲁迅回浙东乡村时的情景。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当年回到故乡布列塔尼时，也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当我离开摇篮，世界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是的，很陌生，村民开始换代了，“儿童相见不相识”。
是人变懒了吗?不尽然，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缺少一股子精气神。信仰发生危机，村民不是信佛，就是信基督，找不出几个没信仰的了。基督教这几年发展迅速，而且分支分派， 有老死不相往来的味道。暗地里互相攻击，你说我邪教，我说你邪教。不过曾真有一支“东方闪电”来村里宣传，当时谁也不知道是邪教，有几户人家受到伤害，这派后来就无声无息了。信基督教的不过中国节日，包括春节，一男性基督教徒的几年不见的亲妹妹过年时来看望哥哥，恰好正赶上哥哥教堂值班。妹妹也因为工作忙，只呆了两天，哥哥也没在家陪妹妹聊聊天、絮絮家常，而是去了基督教堂。即便见面也没有什么话说，哥哥总是讲耶稣的事，妹妹最后哭着走了。
留守问题的存在——不错，就是留守部队386199，妇女、儿童、老人，村庄呈“空心化”、“老龄化”、“儿童化”、“妇女化”。 少了青壮年，就少了阳刚之气。他们大都外出打工去了，只是在农忙时才回来。如果是离家远的，一年一次，回来过个春节，不到初十又走了。建好的新房子也没人住，就空在那里，铁将军守门。也有不出去打工的，租种搬迁出去或举家打工出去人家的土地。有的临近做短工，也有的什么都不做，就守着自家的十几亩田，闲时东游西荡，吃吃喝喝，打打麻将。
赌博风日盛。不论男人还是女人，没事(甚至有事也不干)就是整日推牌九、打麻将、斗地主，越赌越大。一到年根尤甚，赌红了眼，不惜撕破脸皮，互相检举揭发。那年一新婚小两口为躲避公安局赌博罚款，出去打工半年，结果最后男的一个人回来了，原来女的跟别的男人好上跑了。
村民关系的陌生化。说现在农村是熟人社会也不够准确了，前面要加个限定词，是陌生化熟人社会。人都认识，心却疏远了，市场经济下，没钱不办事。从前你帮我我帮你互惠互利的关系几乎都转变为现钱交易，亲人包括自己的爹妈也不例外，这不能不说是个悲哀。
土地制度：人增减地不增减，矛盾日趋尖锐 中国革命从农村、土地起，改革开放也是从农村、土地起。 看一下近40年来国家关于土地政策的主要变化：1984年“一号文件”，把“承包权”一刀切地规定为“15年不变”。2002年《土地承包法》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 2008年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2016年9月30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做出新部署，提出“三权分置”。即，“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最近有学者联署上书，对其政策提出质疑。现在面临着一个 "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现象，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贺雪峰认为“既不公平，又无效率，且未来还会危及中国现代化的稳定的根基”。 在我们瓦房小村，80年代初分过一次之后又两次打乱重分，最后一次是1996年分的。按照中央政策规定，30年不变，要到2026年。 我本人也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土地制度的受益者，在村里有我的土地，连同父母的共有几十亩现已承包出去。 实际上，这是国家联产承包、大包干之后的第二次承包，在全国上下已是常态。土地多的人家有上百亩，俨然成了从前的地主。现在国家不要农业税了，而包别人的土地的费用更高。有人说，从前的一些地主也没有这样阔过。 减人不减地，后人受益;增人不增地，父母受苦。 村里百姓有意见，闹纠纷，却又无可奈何。
征地问题在全国也是个普遍问题，反映到瓦房小村也不例外。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赖以生存的是土地，没有土地或者不在土地上从事劳动的不能称其为农民，至少不能算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时下一些所谓的明星村，已经不在此之列了，是不具备推广、示范的意义的。 那次回去正赶上村民因征地问题去县政府上访。村里矿山被卖，附近的大片农田被占用了。这山我很熟悉，长长的一道山脉，共有九个山头，于是就被唤作“九头山”，小时候常在这山上放牛。“九头山”还被赋予了许多神秘的传说，活灵活现的，说有狐仙，能祛除邪魅，给人治病。这次上访的最终结果，后来我在电话里得知，给了一点可怜的补偿了事。当时气氛也比较紧张，村民排班轮流看守，让我很自然地想起毛主席在50年代批评过的河南建飞机场的事情。农民是“刁民”，补偿的总嫌少，政府代表的资方却总认为很合理。现在人们一说什么总是官民矛盾，共产党怎么怎么样，其实中间还有个资方，是共产党的政府为谁服务的问题。
关于种地，科技的发展使得耕作方式变了，种地变得轻松了，不比从前累。 八九十年代在老家上学时，时常请假帮着父母种地，农村学校甚至农忙时要放农忙假。想想以前那一整套工序下来，活活累死人。平时随时准备积粪肥，一开春，就开始了起粪、倒粪，然后往田地送粪。刨茬子、打茬子(打掉土疙瘩)、搂茬子(用耙子聚拢到一起)，然后拉回家。田地平整好，然后才开始种地，都是牛犁和马犁。千年以前的汉代就发明的二牛一人的犁耕法，仍在沿用，近两千年过去，还是没有变化。庄稼长出来，锄禾、锄禾、锄禾，接连要锄几遍，都是人工使用铁锄头。苗长高了，施肥，蹚地(犁地往植株上培土)，杠地(第二次蹚地)。这时已经到了七月份，盛夏，算是告一段落，等待秋天收割。期间也没有闲时候，荞麦、白菜要这时候种，是同样的工序。忙到九月底十月初，庄稼开始收割，又都是人工。拉回家里场院，打场、扬场，总算装入麻袋了。算算吧，一年忙到头，能赚多少钱。就假设风调雨顺，亩产2000斤玉米，一斤卖一块钱，一亩地也就2000块。要知道，种子、花肥还在里头呢，还是按最好假设的呢。难怪有赌场上老手要说：累到死，不如我赌麻将来的快。
也就十多年的功夫，种地几乎全部机械化。有田地是山地，不平整的，机器不适宜，也用人工，但不是普遍的了。粪肥早不用了，庄稼茬子都用机器粉碎地里，种地，包括收割、打场，机器一条龙服务。这就把农民从田地繁重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称之为“懒人农业”。而另一面，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使得产量越来越高。 养猪、养鸡、养鸭等，也都普遍使用激素饲料。 这也是我常想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人越来越懒种地越来越轻松反而地里产出却越来越多了? 答案就在这里。但同时带来的一个问题也日益突出，就是食品安全。种啥的不吃啥，种西瓜的、养猪养鸡的，都有单独预留给自己或给亲朋好友吃的。不打各种农药、激素，以保证味道纯正以及安全。如今绿色食品成为千家万户的首选，但远远没有那么大的供应。农业部、科技部和卫生部只是在奥运会、大运会、世博会和G20时，三令五申，保证与会人员能吃上绿色食品不吃转基因。平时宣传的都是转基因的好，要普遍种植要老百姓吃。我们常常慨叹吃什么味道不香了，也不全是吃饱饭撑的乱说，的确是这样，否则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售价也不会那么高。 至于自己吃的是不是转基因，就无从知晓了。既然专家都说好，吃了也无妨。
乡村治理：国家投入越来越多，干群关系越来越差 近多年国家对农村、农民的投入越来越多了，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措施，使得农民整体上富裕起来， 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主要表现在：
一是农业税的取消。这对农民来说，是一个福音一件大好事。收了两千多年的皇粮不收了，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生活也得以改善。农业税没取消前，每亩地的产出一半要交税了，扣除种子、化肥等成本，农民所剩无几。如果赶上年头不好，农民日子就更难过了。有一年大水，我家一块地涝了(排水不顺畅，也是原因之一。在国营牧场的时候，田地中间都有排水沟，分田到户后，都被平整种上庄稼了。)，秋天拉回来的是几车草、秸秆，根本没打粮。其他几块地也是欠收，最终所打的粮食交完税，留下喂猪喂鸡的，没有余粮来卖钱。如果算上成本，即便人工不算，都是赔的。别的人家有好一点的，也好不到哪里去，还有更惨的，庄稼被水泡了，颗粒不收。自2006年农业税取消了，农民日子好过多了。不但不收税，种地还有补贴;如遇上灾年，又有额外救济。一里一外，不可同日而语。
二是社保的全覆盖。胡温十年，是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平均增速达到8%，一度超过10%，中国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医保、社保也都是在这十年建立起来的。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深化改革，社保基本上瓦解，在农村，几乎是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生病无钱医治，只能等死，甚至出现老人自杀现象。 这个巨大欠账在胡温十年间补起来了。那年在医院陪床，和其他一些病人交谈，真切地感受到社保的覆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
三是低保、廉租房等福利制度的实施。对于特别贫困人口，老弱病残，给予生活最低保障。新农村建设、文明乡村建设，改变了乡村面貌，这从前面提到的住房上也可看得出来。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的是，在我们小村，以前国营牧场的时候，大部分农民都转成工人了，虽然不发工资，但有工人身份。现在都开始补发工资，过去从农民身上拿走太多，工业发展了，回吐反哺农业农村农民。年龄大的资格老的，工资要在3000元以上，一般都是一两千元。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民生活富裕了，手头宽松了，养老、看病、上学和结婚等问题，立马得到有效解决。十多年前村里盛行借高利贷，一度高达3分乃至5分，还不是办厂开公司，而就是种地。 现在低了少了没有了，除非做大的生意。 孩子上学难，结婚也难，有人给媳妇就行。肥水不流外人田，就在本村找，甚至换亲，哪怕近亲也不管了。老人和儿女、媳妇也经常为钱为房子闹纷争，曾有几起不赡养老人问题，告到法院去了。现在国家投入多了，老人也有了工资，儿女们也不争不吵了，显得孝顺起来。
按理说，国家投入这么多，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干群关系应当更和谐才对。可恰恰相反，干群关系愈发紧张，这是一个悖论。从全国各地反映出来的情况看，都表明了这一点。 政府和群众之间不信任，曾经鱼水关系不复存在。诚如一些专家学者所言，农业税取消后农村组织和动员能力下降。其实，组织弱化，早在40年前分田到户的时候就开始了。今年七月在抗洪救灾的时候，湖北一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的干部的描述颇为典型。干部在抗洪，群众在看热闹，仿佛洪水与己无关。也是在今年七月，我们老家县政府各大行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下乡进行新农村建设，砌墙、扫院子、擦玻璃，甚至给洗被褥。而村民们呢，站在一边指手画脚，还嫌干慢了没干好。不亲临现场，简直难以置信。最为悲剧的是一镇政府副书记，他负责的一户人家的电线杆被他们不小心撞歪断电了，已到晚上下班时间，修理的电工没来，这个副书记就解释说明天弄好，谁知这家死活不肯，非要马上弄好，不弄好不让走。副书记平时也在自己家里接电线什么的，想想也没啥，拿来工具就去给接电线。不幸悲剧发生了，被电死了，刚刚40岁，家里两个孩子，一个刚读大学。悲哉!
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农民不懂感恩吗?是刁民吗?如果简单地得出这个结论，恐怕也是错误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些政府官员和基层干部长久的不作为，与老百姓矛盾激化，积怨越来越深。威信不再，信任不存，组织弱化，乡村当何去何从，很令人担忧。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说：
“ 当很多官员说农民是刁民的时候，实际上是农民已经离官员而去了，官员还在自说自话!
“当官员们在说刁民起来越多的时间，基督教徒在快乐快速的组织农民，农民快乐的跟他们走!
“我们一年几万亿投入农村，为了农民好，而农民不感恩，反而和官员越来越疏远。基督教什么财物也沒有给农民，把农民组织起来了，农民跟他们走，且很感恩，也很快乐!”
话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细细读来实则很沉重，有着深深的忧虑在里面。
农村出路在哪里?城市化，曾作为一个著名口号，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反思时说：“20年前笔者与很多人一样，也把城市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认为只要加快城市化，放开户口，让农民进城，‘三农’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后来通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过一亿的，就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国也用大型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那只不过是一种‘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农村分散的贫困人口变成相对集中的贫民窟人口——结果往往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可见，城市化道路并不好走， 十八大又提出走城镇化道路。这会是坦途吗?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用解剖麻雀的方法解剖一个村庄，大体可知当下中国乡村的现状。 就瓦房这个小村来说，单用“好”、“坏”二字，已不能作出评价。与整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同步，瓦房这个小村也在发生着巨变。从物质层面来说，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衣食住行都有了质的飞跃。但同时，从精神层面来说，似乎比以前更紧张更焦虑更迷茫了。养老、看病、孩子上学、就业、结婚等等，等等，肩上的压力一样大。布鲁代尔认为，文明的最高核准权在精神层面，也许这才是最重要的。巨变之中有隐忧，中国乡村向何处去，这不仅是摆在当政者也是摆在每个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课题。 “组织起来”，这是毛主席在1943年所作的一个著名的讲话，文中说：“在农民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诚哉斯言!